洞察财政前沿，速递专业解读

编者按：

2020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定期推出系列栏目——《财科头条》。本栏目以“洞察财政前沿，速递专业解读”为宗旨，为社会各界提供国内外财政政策最新动态和智库权威解读，欢迎关注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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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词：

百年大党与财政制度变革

背景速览：

6月28日，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刘昆围绕“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奋力开创财政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主题为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刘昆强调，要从党的财政史中汲取宝贵精神财富，立志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一是传承弘扬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优良作风，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二是传承弘扬心系群众、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传承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注重调查研究，在实践实干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传承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突出建章立制、强化监督，全面推动建立过紧日子长效机制。五是传承弘扬严谨细致、勤勉敬业的优良作风，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好，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实现更大的价值。六是传承弘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扎实开展作风建设整治，为财政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作风保证。阅读原文>>

Number1

发达的风险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刘尚希：风险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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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发达的风险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致胜法宝。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我党一次次遭遇危机考验，却总能在历史关口找到正确方向。这是由于我党拥有发达的风险思维，能够坚持风险导向、敢于自我革命，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增强风险意识，并用“木桶原理”来强调其重要性：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就是加固底板。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九个必须”，也是强调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启示，通过自我革命和主动作为，构建我国未来发展更大的确定性。可以说，风险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一切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

Number2

财政改革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

新中国70年发展的财政逻辑

刘尚希认为，在改革开放前3年和改革开放后4年的发展中，财政提供了一种确定性和秩序来防范化解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个体风险，也包括公共风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共同体，只有遇到了公共风险，才会想到改革。财政之所以要改革，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面临相应的公共风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改革的逻辑实际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一穷二白”、“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

Number3

财政改革的关键是注入确定性

【CAFS专家视点】刘尚希|财政改革40年：基于公共风险变化的多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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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认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党的统一领导和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改革开放才能有序推进，才能不断深化改革。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四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同时，坚持推动改革，在制度完善方面下工夫。围绕微观要活的目标，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做好政府相关的行政执法工作，让微观活力比较好地、高水平地、充分地释放出来；宏观上，我国始终注重发挥改革和政策的预期管理功能，不断增强社会资本投入政策预期的确定性。

Number4

公共风险是推动财政改革的终极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1978-2018）

刘尚希认为，公共风险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而且在引导财政改革。当一个社会没有公共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任何变革都不能出现，包括财政改革，公共风险是推动财政改革的终极力量。纵观中国现代财政史中的每一项财政改革，甚至每一项公共支出调整，无不都是为了防范公共风险、化解公共危机。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会形成不同的需求，产生不同的风险组合，这些需求和风险推动着财政改革。各个维度的财政改革交叉融合，这些都是公共风险这只无形之手在支配着政府的财政行为，也在推动着财政的公共化改革。

Number5

延安时期的财政突围

中国财科院课题组：延安时期的经济困境与财政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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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志华等认为，财政不仅是经济范畴，更是政治范畴，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不是执政党，但在不同阶段都创建了红色区域政权，这些政权的存在和稳固是革命事业的前提条件，而财政发挥了政权稳定器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抗日民主政权及时调整财经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同时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思想指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力更生来解决财政困难，既保障了抗战经费和边区政府稳定运行，又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在极端困难的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必然要取之于民，但共产党人深深知道，革命是为了人民，赢得民心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此党的财经政策根本出发点是尽量减少取之于民，“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理财的“人民性”特征。延安时期的财政工作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当中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当代财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

Number6

抗美援朝与财政动员

中国财科院课题组：战时财政动员：理论探索及新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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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志华等认为，战时财政动员是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国家运用税收、公债、资产收益等形式集中、分配、使用财力的活动。调整财政结构，筹措军费，以适应战争需要的战时财政动员是平战转换或民用财力转换为军事财力的过程。抗美援朝时期由于我国所处的独特的国际、经济和社会背景，战时财政动员的基本形式既具共性，也具有一些独特的时代印记。财政的战时动员，其基本形式包括：一、动用财政储备，调整支出结构；二、增加税收，保障财源汲取；三、保障重点，注重战备供给的经济建设；四、动员国内外捐赠，扩大军费来源渠道等。

Number7

“举国机制”下的财政保障机制

傅志华等：集中财力办大事与新型“举国体制”——从支持“两弹一星”的财政观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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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志华等认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形成了集中财力搞“两弹一星”的坚实基础。在这种举国体制下，整个国家机器高效地运转了起来。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核事业和航天事业，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作用下，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财政投入和保障力度也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从铀资源开始勘探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所花费用按1957年价格计算约为107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57年国家预算290亿元的37%。财政部制定了国防预算法，每年拨给国防科委以专款，有关“两弹”的投资和外汇，国防科委可直接在银行建立户头。在财务调配方面，“两弹一星”享有特权，备有专人专款专账户。

END

往期精彩回顾

【财科头条】第55期

【财科头条】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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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科头条】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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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程瑜 闫晓茗

组稿：孙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