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4-1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主办“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第8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刘尚希院长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作开幕式特邀演讲。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应邀发表了视频致辞。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丹阳等致辞，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来自国家相关部委和28个省、市、自治区，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11个国家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近600人参加本次国际论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刘尚希院长表示，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收益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成本的问题。我国自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实施了“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问题是成本的问题，其目的就是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也就是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本负担，从而提升潜在的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这些政策至今都在发挥作用。在2020年疫情期间实施了大量降负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财科院当前正在开展“企业成本”全国大型调研，通过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实地调研发现，成本的问题与大众通常理解的“成本”有些偏差。成本有要素购买的成本，还有一些并非因要素购买导致的成本，称之为全要素成本。全要素成本就是大于要素购买成本之和的那一部分成本，可以参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对比理解。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差，是一个余值。全要素成本也是一个余值，是大于要素成本之和的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是缘何引起？从微观看，管理落后、工艺落后都会导致额外的成本，即企业整体成本大于要素购买成本之和的部分会明显增大，企业的盈利会降低，附加值低，没有竞争力；从宏观看，全要素成本体现为发展的成本。总体来说是由于经济社会体系运转不畅通导致的各种各样障碍引发的成本。归纳来看，成本是由于超出市场的不可预期因素所导致的，包括政策、体制、机制、社会等的一些因素。

从政府来看，政府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往往给企业带来了超出市场的不可预期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在多方面。比如，监管要求不断的调整，标准不断的升级，对企业来说就会导致不可预期的成本。最典型的是环保，调研中，有企业反映按照环保更换了一个锅炉，过了半年验收标准变了，这个锅炉就不能再用了，这样就锅炉建设成本成了沉没成本。如果企业规模较小，这样的一笔沉没成本也许就破产了。这类政策多变导致的企业成本的不可预期，并非因要素购买带来的。对企业来说，要素购买包括向市场购买、向政府购买。比如缴纳税费，是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企业在一定制度条件下对市场因素变化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唯独对政府出台的政策（如监管政策、监管标准等）提出的各种各样要求是难以预期的。以小微企业为例，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是重点关注对象，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加起来达1千多项。这么多政策要理解、要执行，势必会增加成本。对小微企业而言，有的优惠政策出台获得感不强，有的甚至不知道已出台的优惠政策。因此，要让更多的企业理解政策，政府搞了“送政策”上门之类的服务，这样落实政策也是有成本的，任何活动不是无成本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加大了成本。

除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额外的成本，还有一个因素，即社会的因素。比如，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款项导致企业之间的应收应付款规模上升；相互的拖欠使企业的成本大大的增加。应收货款不及时回流，没有办法只能扩大融资，由此增加了额外的成本。这些拖欠的货款有的是商业承兑汇票，一般要半年后才能兑现，如果提前兑还得付出额外的贴现成本。这种方式越来越普遍，也导致企业成本的上升。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成本普遍上升。当然还有一些是因政府财政困难，无法按时支付工程款项导致对企业的拖欠，也推高了企业成本的上升。社会诚信水平整体下降、契约意识不强、契约精神普遍缺失等方面，反映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宏观不确定性扩大，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成本或交易成本显著上升。表现为全要素成本的上升，引致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体制的因素。当前，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比如说土地、资金、劳动力流动、数据流动增加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体制障碍。在这种不确定性条件下，导致了资源的错配。资源错配不仅在微观上体现为企业成本的上升，而且在宏观上也体现为全要素成本的大大增加。因此，全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要素购买成本的增长速度。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全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很快。这些无法从企业的帐目中看到，无法从减税降费的措施里得到解决。为降负出台的政策是针对企业一项一项的成本，但是这些全要素成本往往是综合的结果，不是一项一项针对成本要素的减负可以解决的。从这点看，需要从整体来考虑完善政策设计，从社会整体来考虑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