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忠贵

胡忠贵，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历任山西省煤炭厅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巡视员；兼任中国秘书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山西省投资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山西校友会会长。

到北京下了火车，我一走出出站口，迎面就看到车站广场上醒目的人民大学的校旗，那一刻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随后我就坐着校车到了学校，报到后住进位于学校大门附近的东风1楼。当时人大有12个系，西区6个系，东区6个系。西区是经济系、新闻系、档案系、历史系、国际政治系、语文系；东区是财贸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计划统计系、法律系、哲学系。东风1楼是财贸系和工业经济系宿舍，东风2楼是农业经济系和计划统计系宿舍，东风3楼是法律系和哲学系宿舍。

那个时候粮食还是定量的，我记得大学生是每月35斤。那个时候风气好，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帮助，真诚关心别人。女生一般报30斤以内，像我这样个头较小的男生报30斤多点，这样平均下来，饭量大的农村同学就能定得高一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农村来的同学基本上都享受全额助学金。全额助学金是每月20元钱，除去15元左右的伙食费，还能剩下四五元零花钱，这点钱对当时的年轻大学生来说足够了。我享受的是半助学金，每月学校发10元，家里寄10元，生活上也足够用，因为从小养成节俭的习惯，甚至还会有结余。

对于我们那时候的校园，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风清气正、纯真美好，人与人之间是发自内心的团结友爱、真诚关怀。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真的是亲如兄弟姐妹，就像是一家人。比如星期天，男生去郊游，晚上回来会发现床单被褥被女生洗好放那里了。这不是因为个人间的关系，就是同学之间纯洁的互助友爱，大家都认为做了好事感觉踏实光荣。助人为乐的精神已经植入人们的骨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农村同学，家庭条件十分艰苦，那年家里遭了水灾，班上同学就主动默默奉献爱心，一共凑了几十元钱、几十斤粮票给那位同学家里寄去，但并不写我们的名字，直到家里告知此事，他才知道是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上学期间屡见不鲜。我们做这些并不是为了名利，纯粹是出于自发的朴素的同学情感。当时正值学习雷锋、王杰的热潮，整个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是这个风气。团结友爱蔚然成风，谁有了困难，大家就主动帮助他。那个年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都能感受到集体的友爱、社会的温暖。

我们班的同学，大概一半来自城市，一半来自农村。我在高中已经是学生会副主席，一开始还有点优越感，但一看别人的履历，大都是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这样的学生领袖，不仅学习好，而且组织能力也很强。那个时候，人大选拔学生的标准非常严格，都是按照学生领袖、青年干部的标准来选拔，不仅要求学习成绩优秀，对政治条件、家庭出身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因为我喜欢文艺，歌唱得还不错，同学们便选我为文体委员。时隔不久，“一二·九”纪念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现场。一个班有一个参会名额，我得益于是文体委员，有幸成为我们班第一个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盛会的同学。我因自己的文艺爱好而得到了这个机会，心中格外自豪和激动。

在校期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还要属每年的五一和国庆两大节日。在那个年代，每逢这两个节日，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白天是大会和游行，晚上是狂欢。我们每次都被安排在金水桥前面，人大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一字排开，一个学校一个圈子，醒目的校旗迎风招展。领袖们也会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群众中间，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亲自为合唱团队打拍子、做指挥，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我那个年纪，一个年轻学生能够见到党和国家的领袖，还能和他们一起联欢，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那是个火红的年代，那是个激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但每次想到那个场面，心里还是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每次当我听到《雄伟的天安门》这首歌时，那个热烈的场面就会在脑海里浮现：“雄伟的天安门，雄伟的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打从这面战旗在这里升起，中国人民的心中从此充满阳光……“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4个同学住在东风1楼1层119房间，我的室友是刘福帮、陈兆民、蔡泽深。入学第二天，学校就开始组织新生参观北京的十大建筑。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觉得新鲜，到了天安门广场，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里是祖国的标志，首都的象征。触景生情，我们心里更加由衷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们到首都、到人大读书的宝贵机会。

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没有多少高楼大厦，显得比较空旷。主要建筑就是办公楼、教学楼和后来建成的图书馆。没有大礼堂，开会一般就在办公楼旁边的文化广场。办公楼南侧有一棵大松树，这里是学校外出活动的集散地。当时的共同课，全校一个年级一起在八百人大教室上；专业课，就分开在人大办公楼南侧的教学楼上。两三年以后，人大建成位于办公楼北侧的图书馆，图书馆是人大当时最新最时尚的建筑。

五年大学生活，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校期间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星期天大都会待在那里。我们这种连书本都很少见到的贫苦人家的孩子，到了人大之后，看到那么丰富的藏书，就好像小牛犊进了青草地一样，贪婪而疯狂地享受着学习的快乐。

学习之外，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最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吴玉章老校长每年都要来学校参加运动会。吴老那个时候年事已高，已经不主持日常工作，主持工作的是郭影秋副校长。但吴老坚持每年来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因为他非常关心学生的健康，希望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一定要锻炼好身体，为建设祖国做准备。主持工作的郭影秋同志，时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是一位新四军老干部，解放后曾任云南省省长，是我国第一个不当省长当校长的干部，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后调人大，作为吴老的助手为人大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孙泱副校长是在郭影秋副校长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主持人大工作的。1966年元旦，学校在东区食堂举办迎新晚会，零点的时候，孙泱副校长以“刚才钟声一响”开头，连续用七八个排比句，将新年联欢的氛围推向高潮，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才华横溢的校长震撼了。

印象深刻的还有我们的老副校长崔耀先同志。崔耀先副校长也是一位老革命，他是学校下放江西时的主要校领导，为人大的返京复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90年代他曾应邀来山西参加过我们校友会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活动，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领导。

我们财贸系的系主任叫曾洪业，曾是新四军干部，解放后进入人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1978年人大复校过程中，他亦曾联名上书，多方奔走。我们当时的代课老师有陈共、阎达五、黄达、王传纶、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等人，都是中国财政金融方面的翘楚和奠基人。我们那个时候每次上课前，老师都会给大家发几页讲义，把讲义收集起来简单整理一下，就是全国通用的教科书，所以说人大的财政金融专业是全国财政金融学科的工作母机。

我们这些学生最崇敬的，感情最深的，还是吴老。毛主席教育全党要像吴玉章一样一辈子做好事。我们这些学生，由衷地敬仰吴老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立志要像吴老那样一辈子做好事，做事业，做学问，一辈子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人大在那时就非常注重发扬我党优秀的学习传统——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在学校不仅要学知识、学理论，还要学军、学工、学农，不是单纯地闭门读书，还要去深入社会，了解工厂、农村和部队生活。当时，人大安排学生大一时抽出一定时间去工厂学工，半工半读；大二时学军，下连队和战士们一起训练生活；大三时学农，到农村和农民一起搞“四清”运动。人大独特的学风，使我们的学生能够与工人、农民和部队战士相了解、相结合，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是真正从感情上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一员，用实际行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学风，和群众打成一片，让自己得到充分而全面的锻炼。

我和高中同班同学申存良一起约了几位人大、北大同学，做过一次长途社会实践活动，从北京出发，徒步500公里穿越太行山直到太原。在这期间，我们在太行山上一个最贫困的小山村住了一周。那个时候太行山区的农村，真的很艰苦。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增加了对贫困农村的了解，增进了同农民群众的感情，真正感受到了农民的不容易，也亲身体会到农民那种善良和淳朴，那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到太原以后，我们又到太原钢铁公司跟班劳动，体验工人生活，并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半个月的炉前工经历，每天面对炽热熔炉的高温和钢花四溅的炙烤，让我真正体会到汗流浃背和面红耳赤的艰辛。在几千度的高温面前，待几分钟就会浑身冒汗，而工人们每天要在岗位上奋战七八个小时，这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工人阶级那种不避艰险、无私忘我、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

那个火红的年代、热烈的场面、跳动的青春永远在脑海里回荡，那个年代的幸福无可比拟。能够在自己青年时期聆听全国顶尖大师授课，在优美的校园环境学习，能够经常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幸福莫过于此。在人民大学的五年学习时光为我一生的工作生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实事求是”的校训，扎实的理论功底，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永远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让我终身受益。像吴老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辈子好事”成为我毕生的座右铭。

文章节选自《与共和国共成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第二辑）》

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