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75期在承泽园举办。

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

今天讲三方面内容：

1、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

2、 产业链转移问题；

3、 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还有多大的增长潜力？国内外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中美处于竞争态势，美国人倾向于唱衰中国，至少是想抑制中国发展。例如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第71任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前些时候说：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以为日本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现在，中国更不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GDP总量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从前年的77%下降到了去年的72%。

在我看来，他这个观点有明显的漏洞，没有考虑到人口数量。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经济总量如果超过美国，日本的人均收入必须达到美国的三倍，这几乎不可能。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多，只要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我们的经济总量就能超越美国。这是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但他带着偏见，就忽视了这一漏洞。作为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言论会影响很多企业的投资倾向。

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强调用消费来拉动增长，主要原因是消费不足。但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取决于供给面。供给面在宏观层面又取决于两个因素——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边际效用已经趋近于零，只是修修补补，所以经济增长主要能靠技术进步，而我国的资本积累仍然有很大空间。疫情之前，我国储蓄率为45%，疫情期间达到47%。这么大量的储蓄有两个用途，或转化为投资，或转化为技术革新的力量。

我粗略计算过，资本增长能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约3.75百分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潜在增长速度的20%-40%，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约为5.5%。这是供给侧决定的潜在增速。但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需求侧。若需求不足，则徒有潜力。过去三年我国机器设备开工率只有70%，实际增速未能达到潜在增速。

另外，过去三年我们实施的刺激方案在方向上有问题，因为刺激的都是供给方。投资的效果并不是无限的，不能总是投资。对于消费端，政府的措施不足。而且，刺激供给方的措施还存在收入负向转移的问题。政府对供给方的最大支持是减税，去年减了2万多亿。但关键在于，能享受减税的企业都是能存活下来的，而那些濒死的、无法开工的企业却得不到，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交税。

西方普遍的做法是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我国喜欢支持供给方（企业），但得到好处的又以大企业为主，这导致了收的负向转移，使需求更差。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开局非常好。虽然外贸有下降，但横向比较可知，其他国家的外贸更弱。在东亚地区，中国大陆是出口下降最少的。而且，我们的汽车出口呈现超增长态势，今年前两个月出口40多万辆。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中国今年可能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我预测今年消费的表现不会差，除非疫情出现很大反复。在去年12月初疫情管控刚放开时，我们预测经济恢复必须等到今年第二季度，但今年春节超乎预期，消费复苏的势头已经起来。去年房地产跌得很惨，尽管目前仍未完全恢复，但很多地方通过“保交楼”措施稳住了地产业，一些地方的二手房交易加暖，慢慢可能会传导到一手房交易。房地产是个长链条，买房之后需要装修，、买家具、家电等，所以房地产业一起来，消费就会跟着起来。再者，过去两年由于疫情，我们有2万亿超额储蓄，这些储蓄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都会释放出去。

因此，今年消费增长会比较快。

在疫情之前，我国消费每年增长7%-8%，远超GDP增长速度，今年增速达到6%的可能性很大。消费在我国GDP中占比55%，所以，如果消费有6%的增长，就能给GDP增长贡献3.3个百分点，如果投资再贡献2个多百分点，GDP最终应该能达到5.5%左右的增长速度。

我2022年参加总理座谈会时建议将今年的增长目标定在5.5%，最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GDP增长目标5%。这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市场没必要对其产生过度反应。如果我们能把潜在增长速度保持在5%-5.5%之间，中国到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应该没问题。

产业链转移

关于产业链转移的问题，首先要清楚，中国和世界的经贸联系并未减弱，反而大大加强，特别是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在世界总出口的占比上升2%，说明整个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在上升，而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对于越来越多的产品拥有了自主生产能力。

有人说中国在跟世界脱钩，从经贸领域看并非如此。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额已经回归到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之前的水平。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基本回到了贸易战之前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赤字仍在3000亿美元以上，仍占美国贸易总赤字的近40%。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事与愿违。

尽管现在关税很高，但我们的企业在高关税情况下找到了新的平衡点，其中一个办法是直销。例如广州经营服装的跨境电商SHEIN，现在是美国下载量第三高的APP，它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成本消化掉了关税，达到了更高层次。

中国一些产业的确转移到了东南亚，但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些本就应该转移出去，实质上是倒逼中国产业升级，我们就可以给东南亚出口更高级别的中间产品。中国对东盟每年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赢余，所以东南亚生产越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越多。相当于以前是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现在去东南亚绕一圈再到美国。所以不必担心产业转移。

美国想和中国进行技术脱钩，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会让美国企业承受巨大的成本。今年1月份，我们国发院去美国进行了十余天访问，拜访了从商务部到白宫的主要政府部门。我们发现美国政府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美国商务部部长的中国顾问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美国这样惩罚中国，自己也要付出成本。因此，美国采用所谓“小院高墙”战略，把制裁的范围尽量缩小，以减少自己的损失。所以在美国实体清单上被制裁的核心技术只是少数，涉及的企业数量只有700多家。我们对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做过调研，约三分之一受制裁影响很大，三分之一有能力规避影响，还有三分之一基本不受影响，因为早已做好准备。

最近，美国和荷兰、日本签订三方协议，协议内容没公布，但至少光刻机企业阿斯麦说未来几年的业务不受影响。中兴国际也证实，没有接到阿斯麦停售设备的通知。这说明阿斯麦非常不愿加入制裁。因此，美国要想联合盟友围堵中国，付出的成本很高。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在美国和中国技术脱钩的问题上理性思考，不能放大恐惧。如果美国真想阻止中国崛起，我们很多领域无法有现在的发展。比如，我们的大飞机必需用进口发动机，不是来自美国通用，就是来自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如果美国制止这些企业向中国出口发动机，我们多年研制大飞机的经费和努力就全部打水漂。

我的判断是，美国已经意识到，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已过，也许20多年前能成功，但现在太难，代价太大。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些制裁，更多出于愤怒。正因为出于愤怒，所以美国的制裁决策是非理性的，不可能持续。美国总有人还在理性思考，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中断，美国的投资还在进入中国，中国的投资也在进入美国。比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和中国最大的电池厂家宁德时代最近决定合作建立动力电池厂，全套设备技术都来自宁德时代。请记住这个时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的技术优势对比发生反转，这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中国公司也继续在美国上市，而且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一直没受明显的影响。

所以我想说，不要以为中美会完全断绝关系，脱钩更多是美国少数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有更多人朝着挂钩的方向努力，就不会真正脱钩。

民营企业地位

关于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总书记在过去四五年里多个场合都表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但是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是感到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得到的关注不够，而且在市场上仍然受到一定的歧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政策也没有变，这是我们的领导人和各级官员多次在讲话中强调的，我们民营企业家应该坚信这一点。问题出在哪？为什么民营企业总感觉不安？一方面是理论滞后于过去四十年党和政府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实施层面出了两大问题，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在实施层面的第一个显著问题是银行过于偏爱国企，第二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在采购方面也过于偏爱国企。以我的了解，这是民营企业抱怨最集中的两个问题。其实民营企业并不要求政府给特殊优惠条件，它们真正需要的是公平对待。这是对民营企业而言最重要，却没有得到的。

民营企业想要得到银行贷款一定要有抵押物，只有大型的、经营表现非常好的民营企业才能得到银行授信。国有企业不需要抵押资产就能直接从银行得到几百亿的贷款、一年的授信，而且贷款利率只有3%左右。事实上，银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国企基本没有风险，而民营企业风险相对较大。中小型民营企业平均寿命是三年，银行放贷当然不放心，所以这是银行的理性选择。

经济有困难时，政府让银行给中小民营企业发贷款，银行并不情愿。我认为问题主要处在利率控制方面。互联网金融给小型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是24%左右。如果政府允许银行把给中小民企的贷款利率定在18%甚至更高，银行就敢放贷了。这是我们金融抑制的结果。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解除金融抑制，但利率市场化的难度很大。也可以允许采用多种融资手段，比如在影子银行大发展时期出现过一些有效的金融创新手段，值得进一步研讨和择优应用。另一方面要完善征信体系。要把现有征信体系打通，使银行得到更透明的信息。大数据等新技术能帮助银行把坏账率压低，银行应该积极采用。

地方政府采购有很明显的国有企业偏好，原因主要是政府官员避险。政府和民企合作容易被怀疑受贿，所以官员理性稳妥的选择是把工程或采购交给国有企业。但是，有些国企自己做不了，就转包给民企，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红帽子企业”的情况再现，那时不允许私人企业存在，所以民营企业家联合地方政府注册一个集体企业，戴一顶“红帽子”。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感到，中央政策都很好，但落地实施时有“国进民退”之忧。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明确对项目质量的责任。

总之，我们看到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不是我们的制度、政策生变，而是经济发展中总会存在一些扭曲，这些扭曲最后传递到了民企地位问题上。如果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解决起来并不太难。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