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举办《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新书发布暨“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研讨会。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应邀出席会议（线上）并发言。现将整理后的发言实录附后，供读者参考。

财科院刘尚希院长领衔撰写的《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采取的分析视角是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视角。书中就共同富裕和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应该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发展条件的差距，包括初始的发展环境。比如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在出生后的基本营养状况、以后所上学校、所看到的事物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就很大，在享受某些权利方面的差异更大。尚希刚才讲到住房这个很好的例子。尽管都是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城里人的房子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子不能自由交易。我们有个常识性认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可交易物品和不可交易物品之间的市场价值会有很大差距。所以，当我们说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时，应该意识到是权利的不均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基本公共服务在分享上的不均等。农村人，或者说是已经进城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包括在城里呆了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他们所享受的公共服务能跟市民一样吗？事实上，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我认为，如果能消除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等方面差距，那么人和人之间收入和财产的差距不会那么大。由此，我们提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要改变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其实，我理解尚希所讲的人的发展可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我讲的一个基本观点。

从最近看到的一些政策问题，我想简要谈三个问题。第一点是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保障。受新冠疫情冲击，一部分低收入群体面临明显的生活困难。有专家提出能否发消费券，甚至现金的建议，我觉得，这些建议可以进一步探讨，但首先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怎么发，发放的渠道是什么？怎么明确接受资助的群体？其实，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最近，我们做了一项关于灵活就业和社会事业的调查，发现有87.8%的失业人员没有领取失业救济金。为什么没有领取呢？有50.6%的人反馈不知道如何申请，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有这么一项救济。所以，我们建议，必须先用足用好现有的社会保障渠道，提高社会保障的可能性和申领方式的知情度，把现有的社保政策和就业政策衔接起来，在保障和救助上该扩围的要扩围，应兜尽兜、应保尽保，这项工作也涉及一些财政职能。

第二点是基本公共服务。下一步能否实施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具体来说，全国近三亿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何保障？包括户籍以及户籍背后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等问题，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但进度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当然，我们近年来在社会保障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比如，要求企业招聘职工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我想，下阶段能不能把这项政策扩充一下，比如，某个城市如果接收农民工，就必须制定一个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时间表或清单，涵盖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只有当基本公共服务达到什么标准，这座城市才能雇佣农民工。我们在这些方面能否有具体的刚性要求。事实上，全国各地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包括最近为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大规模基建投资。但大量项目建成后，到底产生了多少效益？又带来了多少需求？这些问题都不是很清楚。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针对农民工实施安居工程，包括最近一些地方卖不出去的烂尾楼，是否可以考虑由政府收购下来，建成农民工的安居房。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进城农民的消费潜能必定会有效释放，并迅速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带动更多社会投资。比如，我们的城镇建设、都市圈建设，特别是农民工安居工程，对我国的住宅和房地产也会形成一种拉动效应。

第三点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尚希跟我们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曾做过一个关于共同富裕的课题。在这个课题中，我们提出，2035年能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设想，也就是由目前的4亿人增加到8-9亿人。我们研究认为，中国未来十几年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的群体规模，即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5亿人。在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有3/4的人都是在民营经济就业。换句话说，如果不加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想要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以前虽然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讲了很多理由，今后可能还得加一条理由，即：实现共同富裕。要使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就要比过去更大力度地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