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举办“国际档案学研究前沿”系列讲座(第五期)暨海外名师讲堂第三讲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2022-06-05 21:00 浏览量: 3115

人大信管网络新闻中心出品

为开拓学生国际视野,了解国际档案学研究前沿动态,2022年5月30日下午,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国际档案学研究前沿”系列讲座第五期暨海外名师讲堂第三讲在线上顺利举行,该系列讲座是7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讲座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nne Gilliland教授主讲“文件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records)”,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连志英博士主持。

Anne Gilliland(安·吉利兰)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简称:UCLA)教育与信息学院信息学系档案学专业的带头人及教授,也是该校证据信息中心主任。她是UCLA数字人文中心、欧俄研究及国际移民研究中心研究员,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及利物浦大学历史系的荣誉研究员,同时也是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董事。她荣获了诸多档案及信息学研究奖项。她的研究领域包括与档案、文件管理、记忆相关的历史、技术及人文影响等。

讲座主要围绕“文件的概念是否会继续有价值?”这一问题展开。

讲座开始,Gilliland博士以20世纪早期制作马车和煤气灯公司的破产为例,警醒我们决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文件会一直存在,技术对我们有关“文件”的想法提出了挑战,也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将来会怎样?”,由此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文件的哪些角色和特征决定了我们对文件概念的理解?”“数字趋势对文件管理会形成哪些挑战?”“文件的概念会继续有价值吗?如果有价值,我们应如何来确保文件的形成和保管是值得信赖并是可信的?如果文件的概念被认为没有价值,那么文件及文件管理者如档案工作者将来的路在何方?”。

Gilliland教授首先分析了对文件的理解,她强调文件是通过各种事务及人与人、人与计算机、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过程中创建的法律、财政、行政及社会的记录。这些记录可作为各种证据,也可提供信息,主要是事实及数据,我们现在强调的“可问责性”“记忆”“认同”与这种对文件的认知紧密相关。Gilliland教授指出在Cook提出的四种范式下,我们对文件的上述根本性理解是不变的,但对于什么是文件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司法遗产范式下主要是决定性和证据性的官僚机构文件,包括实体档案、机读档案、电子文件等;在社会参与及社群归档范式下主要是社会记录,包括个人档案、社群档案、社交媒体、多媒体记录等;在文化记忆及社群归档范式下主要是人的文件,包括各种形式跨文化及跨机构的记录及记忆保存形式。

而现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即计算的及数据驱动的归档范式,在这种新范式下,数字趋势会如何挑战文件管理呢?Gilliland教授重点讨论了四个案例:一是作为文件的算法。人工智能中尤其是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中的算法可基于大量的数据及之前的经验不断地做出决定及辅助事务,由此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算法是否是文件?算法的推理是否能透明?谁应为算法的决定负责?我们是否可设计算法记录其自身的演进,这种记录是否是文件?二是以基于生物的文件为例来说明数据是否可以是文件。各种基于身体的数据包括DAN、指纹等被以类似于传统文件的使用方式被利用,这些数据是否是文件?如果这些基于生物的数据与现存的非基于生物的文件不匹配时会如何?谁会形成基于生物的文件?谁应保管这些文件?在这些文件的形成、保存及共享过程中涉及到哪些隐私和伦理问题?三是区块链上的文件。区块链加密技术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件的安全性,但也可能带来数据隐私的伦理问题。最后一个例子是作为文件的社交媒体。由于社交媒体信息数量巨大,很多信息也是不可信的,而且社交媒体也涉及到伦理和隐私问题,所以我们也需思考社交媒体是否应归档保存呢?

Gilliland教授对“文件的概念是否继续有价值?”这个问题做了总结,强调我们需要关注不断发展的基于数据的技术的特点和能力,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对数据和文件的区分,元数据可能比文件的内容更有价值,如果我们关注这些技术的使用背景,我们会发现文件及文件管理不再是完整的,文件可能会具有营利的潜能。数据可能会比文件更被人信任,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可能并不必然会像以前那样被信任,信息本身可能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重要,所以,社会仍会需要文件吗?如果需要,要形成及保存文件在技术上、经济上、伦理上是否可行?

最后,Gilliland教授呼应开篇所提到的马车和煤气灯的例子,提出两个问题,即“文件是否会有同马车和煤气灯一样的命运?”“档案工作者及其他文件管理专业人员是否会有与马车及煤气灯制造商一样的命运?”,她提出要应对计算的及数据驱动范式带来的挑战,我们档案界需要计算档案学的教育及计算思维、系统思维,档案学理论与实践需要具备灵活与适应性;我们需要能够跨机构、跨社群、跨文化、跨司法体系的工作能力;我们不仅仅需要将实体档案数字化,还要进一步实现其整合与开发;我们要愿意归档并保管内容;我们要积极参与突破性技术的发展;我们还需被视为信任确保的专业人士。

在提问环节,Gilliland博士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对文件与档案概念的界定、文件与数据的区别、档案叙事概念及社交媒体归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参会者也对Gilliland博士的精彩分享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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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连志英 王锦文

编辑:刘蕊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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