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秩如歌·兰台叙|侯建良：不忘初心的回忆面向未来的祝愿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2022-05-13 20:10 浏览量: 2673

人大信管网络新闻中心出品

| 编者按

尖山星海，梦里常相见；

恩师同窗，心中犹感念。

同舟共济，初心如一；

相会母校，拳拳深情。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70周年院庆，特别推出“兰台叙”校友访谈栏目，对话各界校友，一同聆听他们的成长故事，一同感受子情怀。

校友介绍

侯建良，山东章丘人。1964-196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获学士学位。1979-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曾任山东省沾化县二中教师，县交通局干部，劳动人事部人才资源研究所、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干部、研究室副主任，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处长、副司长、司长、人才流动开发司司长，人事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贫不改志两进人大

我是山东章丘人，我们那个村很穷，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我家又属于村里最穷的那一部分。据老人说，我原本共有兄弟姐妹七个，解放前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病死，解放后家里除父母外还剩下我和两个哥哥，大姐解放前就已出嫁。后来由于家里穷，加上农村缺医少药，两个哥哥又在我小学一年级和五年级时相继去世，他们死的时候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四岁。厄运并没有就此止步，1958年我刚考完初中，父亲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临终时跟我母亲交代：“这个孩子如果能考上，你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上学。” 我母亲虽是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但在支持我上学这件事上，始终坚定不移，她自己身患哮喘病，一人独撑这个家，供我从初中到大学苦读十年。

我是1968年12月从人大档案系毕业的，先在解放军部队里锻炼一年，然后分配到山东省沾化县工作，我和我爱人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爱人分到县委办公室档案科，我则到县城中学当老师。我们两人一商量就把我母亲接过去，一家三口过上了在当时当地也算是小康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工作第二年我突然患上了头痛病，辗转求医无效，只好来到北京，直到疼了八个月，一只眼睛因视神经受压迫失明后，才在宣武医院诊断出颅内囊肿。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比现在差很多，所以动了一个大手术才解决了问题。不管怎么说，大难不死也算幸运了。之后有两年时间是半休半工作，列编外人员，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身体基本恢复后积极要求工作，被安排到县交通局做文书工作，又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驻村一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驻村结束后我入了党，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部分学科恢复招考研究生；第二年各学科全面恢复招考研究生，我们历史档案系也在其中。我想报考又有顾虑，一方面考虑自己做过大手术，身体比过去弱了许多，一只眼睛的视神经萎缩未得恢复，还要不要再去拼搏；另一方面，我去读研究生，肯定加重我爱人的负担。正值犹豫之际，我老母又检查出肺癌住院，而母亲这次住院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应该全力陪护。当知道我在为报考研究生而犹豫不决时，母亲态度坚决要我一定报考，让我拿个小板凳坐在她病床边复习备考。我考试过后不到一周，母亲安静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与我母亲熟悉的老人们，只要一提起我的母亲总是交口称赞，说她坚强而有主见。

在一个人的成长发展道路上，个人的努力以及家人的支持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国家的制度保障。读初中、高中，我的学杂费全免，在人民大学读本科时我一直享受学校里的最高助学金（每月18.5元）。母亲年老体弱在生产队挣的公分不够用，生产队把她划为“三定户”，其中一项“定口粮”就是保证按标准分到粮食。这些制度就保障了我只要考上就能上学，而不用“砸锅卖铁”。所以当时我母亲一遇到别人称赞自己有主见的时候，总是回答一句话：“就是仗着这年头的政府好啊！”

我前后两进人大，本科四年半，研究生三年。如果要问我对人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人大的那种特有的艰苦朴素和谦虚谨慎的校风。一提起这种校风，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毛主席在进城前谆谆告诫共产党人的那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想,吴玉章老校长，在接受党中央委托决心办好中国人民大学时，很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落实好两个“务必”，使之化为人大的校风。

最初的印象可能是最深刻的印象。我作为一直在农村长大的穷学生第一次走进大城市，那感觉可能与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差不了太多。当时我并不清楚人大有两个校区，而档案系当时还在东城区张自忠路，于是阴差阳错地闯到了位于西郊的主校区。在校门口的两位国际政治系的高年级学生，看到从公交车上走下来一个带着行李的学生，就跑过来热情地接待我，问清情况后就建议我先在这边住一夜，明天一早再去东城，并说他们宿舍有空床。我当然是欣然同意。走进他们的宿舍，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位同学正坐在床上熟练地缝补衣服。那位同学察觉我在看他，马上解释道：吴玉章老校长教导我们要艰苦朴素，所以我们人大的校风就是艰苦朴素，在这里穿旧衣服、破衣服没人耻笑。我就像心里有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连忙说：“太好了！”老实说，来校之前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按入学通知书要求必须带的20元钱是借了两家亲戚才凑齐的，还有一个半新的陶瓷洗脸盆也是借的，衣服全是家织粗布的，有的还打着补丁，所以总担心被人瞧不起。“新生入学教育”进一步证明艰苦朴素的校风并非虚言，艰苦朴素成了入学教育的第一课，班里还当即成立了一个理发小组和一个钉鞋小组，因为当时很多同学穿的是家做的布鞋，鞋底容易磨坏。

对于校风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谦虚朴实。那个时候刚到北京上大学的学生，星期天都爱老乡聚会，我们常常听到其它学校的同学议论说人大的学生好接触，没有架子，说话朴实。这与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记得学校领导们在做报告时经常用“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勉励大家。我读研究生时，指导教师韦庆远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对我们三位研究生说：要做踏踏实实的学问，板凳须坐十年冷，做学问要不务虚名，不要急于求成，急于出名，而应谦虚好学，注重积累，不断提高自己。老师们的这些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良多。

图 11968年下半年，即将本科毕业

勤奋敬业以报党恩

我于1982年7月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刚刚成立才两三个月的劳动人事部工作，当时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兴未艾之时，我一进部就投入到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之中。我的研究生研究课题是古代科举制度，我以此为线索阅读掌握了古代文官制度的基本情况。进入劳动人事部后又获得了参加有关会议和有关“官方”研究的方便条件，比如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筹办的为期40天的《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研究班邀请了美国卡特政府的文官总署署长讲授美国公务员制度，邀请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讲授法国公务员制度；又比如参加了由劳动人事部、中国社科院等筹办，以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名义举办的由1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的《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研讨会》。这些机会使我开阔了眼界，拓展了知识，对古今中外人事制度都有所掌握，为以后参加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制定打下了基础。

参加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建立和公务员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是我自进入人事部门工作后参与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我国公务员制度是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针对当时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逐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产物。我国公务员制度总结了长期以来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经验，包括改革开放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借鉴了古今中外人事管理的科学方法，并经过全国上下广泛征求意见和试点论证，因此是一套较好地体现了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新型干部人事制度。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在党的十三大上拿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指示，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由当时中央的五位领导同志组成。研讨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其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研讨小组（以下简称“专题组”）于12月16日成立，组长是当时中组部的副部长曹志同志，成员连组长在内共10人，主要由中组部和原劳动人事部的同志组成，我是其中一员（当时我是劳动人事部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一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专题组在总结前一阶段全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验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走访了部分省部级领导干部，召开了80多个座谈会，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改革思路逐步清晰，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改变以往对各类干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人事管理体制，改变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所有专业技术人员实行统一录用、统一调配、统一工资分配制度的管理办法，而根据各类人员在工作性质、社会责任、人才成长规律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科学分类，分别建立适合各类人员不同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二是找准实行分类管理的突破口，首先建立起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即公务员制度，为整个分类管理起到示范作用。三是改变以往人事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缺少法制”的弊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实现人事管理的科学化和法制化。

在确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管理体系的名称时，还经过了一番讨论。当时有几种选择，其中一个是“公务员制度”。我当时力主叫“公务员制度”，在一次非正式汇报会上，专题组安排我作了关于名称的专题发言，得到了大家认可。顺便说一句，在后来专题组完成任务，人员回原单位时，专题组在给我的鉴定里还专门提到我在确定公务员制度的名称上做出了贡献。

经过充分研究准备之后，专题组带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研讨报告》、《国家公务员条例（草稿）》，以及三个“说明材料”，于1987年5月20日到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作了汇报，并顺利通过。汇报会对建立公务员制度原则同意，并明确了近期三项任务：建立国家人事部，制定颁布公务员条例，开办国家行政学院。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宣布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1988年3月25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筹建人事部，尽快制定公务员条例。

专题组在做好收尾工作之后于1987年12月宣布解散，并于1988年3月将《公务员条例（草稿）》移交给人事部，由人事部负责继续修改并完成条例出台工作。同时，部里决定我不再回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而留在部机关，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公务员条例的修改工作，同时参加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和推行工作。接着把我安排在政策法规司担任处长，两年后担任副司长。

修改条例的基本方法就是“征求意见—讨论修改—再征求意见—再讨论修改 ”，反复进行。动作较大的行动有两次，一次是1989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以人事部名义向各省市区政府及国务院各部门发出《关于印发及五个单项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五个单项法规包括考试录用、考核、奖惩、职务升降、回避的规定。另一次是1990年5月人事部在哈尔滨市（公务员制度试点城市）召开的修改公务员条例讨论会，参会人员来自中组部、四个国家法制部门、十四个省市、五个部委、五个中央试点单位，还有五位知名专家学者及人事部有关人员。会议由我主持，程连昌副部长作报告。这次会议效果很好，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条例草案的结构和内容已经比较成熟。

任何工作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就更是如此。也曾有不赞成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人讲“搞公务员制度是搞‘西化’”，使公务员制度的试点推行工作受到过干扰。时任部长的赵东宛同志带领党组一班人顶住压力，积极向中央做好汇报工作，坚持试点，坚持正面宣传，终于迎来了公务员制度全面推行的春天。

1992年底和1993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先后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人事部的汇报提纲和公务员条例草案。4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条例草案，8月14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批准发布《公务员暂行条例》。8月16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给人事部，要一位熟悉条例的同志去最后核一遍即将发布的条例。部领导决定让我去，我到了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同志告诉我：条例已经总理签署，即将发布，由于人事部的送审稿又经有关同志在个别文字上修订过，为慎重起见，再让我仔细看一遍，看有无不妥的地方。事不算大，但马虎不得。我对条例内容早已烂熟于胸，因此不用对照送审稿，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修订的地方并不多，有几处改得可以，但有三处改后容易产生误解，我便在旁边写下了修改建议，交给李副秘书长。条例发布时，我提出的建议均已采纳。

从提出建立公务员制度方案开始，条例起草历时6年多，十几稿，起草过程中，全国性的征求意见就有4次，小型座谈、个别访谈式的征求意见难计其数。征求意见人次之多，关注面之广，试点论证时间之长，可以说前所未有。

条例颁布后，关键在于实施。人事部第二任部长宋德福带领部党组一班人坚持创新，结合实际情况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一年突出一个重点，积极推动制度入轨工作。社会各界对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反响热烈，有一则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报导说，山西省某县录用公务员，在考场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只招11名干部你也找他也找叫人为难;下联：不循半点私情你也行他也行谁好取谁；横批：考场见高低。人民群众的拥护既是对公务员制度的充分肯定，也是制度实施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1996年开始，人事部决定开展了“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活动，并将这项活动逐步完善为由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和中央文明办共同组织的一项比较隆重的表彰活动。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见受表彰人员时说：“你们获得的是最高荣誉，这就是人民满意。对公务员和政府来说，最高的评价标准就是人民满意。”

随着公务员条例实施工作的不断发展，起草制定公务员法的时机逐步成熟。2001年1月，根据中央当时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中组部、人事部成立了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三人组成，组长由人事部部长担任，两个副组长由中组部、人事部各出一名副部长担任。随着时间推移工作变化，前后接任了四位同志之后，人事部出任的副组长就由我担任（在这之前我已担任副部长），因而我代表领导小组做的具体工作也就多一些，这也是责无旁贷。紧接着中组部和人事部成立了公务员法起草小组，作为领导小组下面的工作班子，承担具体起草任务。张学忠和张柏林这两任部长，一方面要全面负责公务员条例的组织实施工作和其它人事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公务员法起草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讨论起草中的重要问题，可谓是尽心竭力。在起草过程中，我经常根据需要参加起草小组的讨论，能决定的问题当场决定，不能决定的提请领导小组研究。起草班子的同志多是对公务员制度有多年研究，对公务员条例非常熟悉的青年才俊，因而起草效率较高。

2003年11月两部将草案第11稿印发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起草小组根据征求到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第12稿。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2004年3月9日以人事部名义向国务院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送审稿）》。国务院法制办按照程序印发各地各部门及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并与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修改。11月26日国务院举行常务会议对草案送审稿进行审议并原则通过。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草案送审稿进行讨论并原则通过。12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的议案》，公务员法草案由此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务员制度的具体管理办法，公务员法起草基本上是以公务员条例的规定为基础，再增加吸收一些新的改革成果；但对于公务员范围等重大问题的改动，草案在征求意见中遇到的讨论就比较多，甚至有些争议。在公务员条例中，公务员的范围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参照管理。很多同志认为建国以来党政机关干部一直是统一管理的，实施条例后的“参照管理”实际也是按一个办法管理，应该实事求是地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划入公务员范围。

图 2 58岁左右照片留念

谈到范围问题，参加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的同志都知道，当初确定公务员范围时曾经有过一个说法：由于实行公务员制度我们还缺乏经验，一开始还是把范围定得小一些比较稳妥。而现在实施公务员条例已经多年，制定公务员法考虑和完善范围问题正当其时。更重要的是，分类管理不是越细越好，而是贵在科学。根据十几年推行公务员制度的经验，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探索和完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分类管理制度”。意思就是分类管理以分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种类型比较合理。所以从草案起草开始，起草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就明确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从草案第一稿到向国务院的送审稿，一直采取列举的办法将七类机关工作人员都列入公务员范围，包括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检察院机关、法院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这样表述的好处是清楚明确，一看就知道哪些机关工作人员是公务员。

但我根据长期在政策法规司工作所掌握的立法知识和人事立法经验，知道法制部门和法律专家不主张在法律条文里直接对党的机关、人员和事务作出规定，所以我认真考虑过在难以通过时如何换种表述方法。公务员法草案送审稿报到国务院后，先要过国务院法制办这一关。法制办按照程序广泛征求意见后，经过梳理研究，曹康泰主任带领法制办的同志到人事部，与张柏林部长和我及起草小组同志沟通征求意见情况及修改意见。当曹主任提出范围表述难以过关时，我郑重提出用定义法取代列举法表述公务员的范围，并直接提出了我的初步建议：“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福利、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决策、执行、监督等职能的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并解释说：待公务员法通过以后，关于七类机关的具体明确可以在公务员法的实施方案里出现，这样既不影响法律通过，也不影响法律的实际实施。曹康泰主任欣然表示赞同，因为他明白我的定义里已完整包括公务员的职能标准、编制标准和经费标准，但他建议将职能标准“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决策、执行、监督等职能”简化为“履行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向法制办反馈意见时，又建议在表述“职能”概念的前面加上“依照法律规定”几个字；

后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法律委杨景宇主任委员认为，这句话不如再简化为“依法履行公职”更为确切。我首倡提出公务员定义时，将公务员职能表述为对公务“具有决策、执行、监督职能”，是参照了行政管理学的概念，私下认为说具体一点可能容易通过。先后经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和人大法律委主任两次简化，则显得更加简单明了；且杨景宇主任是立法界权威，既然他参与了公务员定义的修改，就证明我提议的用定义法取代列举法的建议是正确的。有人私下说我又立了一功，如果继续用列举法肯定通不过。

这样，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的公务员法草案，就将公务员的定义表述为：“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顺便将这件事说完：公务员法颁布后，国际上也没有人说我们的公务员定义有什么不对，因为公务员这三条标准国际通用;西方公务员范围之所以与我们实际不一样，不是因为标准不同，而是因为国情不同。他们的政党工作人员不是公职，他们只是为本党服务的，实际主要是搞竞选，因而不在国家编制，国家财政也不会管他们的工资，那他们当然不是公务员。

经过参加人大对公务员法的审议过程，才亲身感受到立法审议原来是一项细致复杂、一丝不苟、紧张辛苦的工作。2004年12月25日至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安排“一审”公务员法草案，张柏林部长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27日上午分组讨论，审议发言汇集了120页，涉及到公务员法的方方面面。之后法律委和法工委对意见进行研究修改，中间我和起草组两位同志列席了法律委的一次会议，法律委让我感觉有不少原来当过省长、省委书记的老同志，说话率直，敢说敢言，他们提了不少“为什么这样规定”的问题，我代表起草单位一一回答。看得出，他们越来越满意，气氛越来越融洽。第二次审议安排在第十五次会议，即2005年4月24日至27日，部长意见让我代表起草单位列席“二审”，于是我收到了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列席通知。

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们研究，认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讨论比较充分，草案修改稿吸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总体改得较好，赞成再作一些修改后在本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就是说，打算二审通过，不打算按一般程序再经三审。但是，草案表决前的最后修改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道程序。4月25日是我列席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最忙碌的一天，上午我根据会议要求参加分组审议，以备就讨论中遇到的问题做解释说明。

下午有人通知我马上到法律委杨主任处，参加一个“小范围”会议。到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小范围”，就是包括法律委主任、法工委主任和副主任，加上我共四人，任务是对已经综合委员们的讨论意见作过修改的草案稿再审核一遍，使每条表述更确切、明了，给再过两小时就要召开的法律委全体会议准备一个能够顺利通过的修改稿。由于篇幅较长，因而搞了两个多小时。下午4点半，法律委全体会议举行，邀请列席会议的有法工委、内司委、国务院法制办的领导，还有我及起草小组的另外两位同志。法律委委员们虽然曾经审议过草案，然而这一次也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整个审议过程伴随着讨论、解释、甚至争论，进展缓慢。

大约到了7点多，有人提议请大会堂给准备点吃的东西。主持会议的杨景宇主任委员表示同意。8点半钟，“晚饭”上来了，每人一小碗面条，清爽精致而量少，两三口就没了。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忍不住提议：“杨主任，建议依法再增加一碗面条！”杨主任答应：“好，依法每人增加一碗。”大家都笑了。就这样，大家连屁股也没抬，充饥之后继续审议到晚上10点半才结束。会议之后整理出来的草案修改稿，便是27日提交常委会全体会议的“建议表决稿”。

2005年4月27日下午3点，我拿着列席证进入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大厅，静静地坐下等待那一刻的到来。3点10分，公务员法进入表决程序。很快，表决结果出来了。吴邦国委员长宣布：通过！同日，胡锦涛主席发布了国家主席令，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诞生！公务员法的颁布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公务员法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所讲的;公务员法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具有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按照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公务员法后，接着举行公务员法新闻发布会。参加发布会的有新闻媒体20多家，其中有外国5家、港澳5家。新闻发布会由人大新闻局局长主持，我和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回答记者提问，共回答了12个问题，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由于新闻局组织有方，新闻发布圆满顺利完成。

值得提一下的是，还有一项工作一直伴随从研究建立公务员制度到出台公务员法的全过程，它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但少了它又不行，那就是宣传解释工作。从一开始就有人说搞公务员制度就是搞“西化”；又有立场相反的观点主张完全照搬外国的公务员制度。这些杂音一度在社会上造成很大误解。在起草和审议公务员法阶段，有的报刊上、讲台上又出现了“我国官民比是1：26”，“中国公务员人数比发达国家超标20倍”，还有公务员“涨工资”、录用考试录取比例等方面的言论。对这些完全不理也不行，为此我们也作了不少宣传解释工作。我参加过几次起草在重要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自己也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进行宣传解释或分析驳斥。

公务员法颁布后，为了准确理解把握其中规定，更好地实施公务员法，各地各部门出现了学习公务员法的热潮，我前后应邀到10多个部委和北京、上海、山东等几个省市的党委中心学习组讲过公务员法。2011年5月，中组部中心学习组开展学法活动，邀请知名专家进行系列讲法，从宪法、民法开始，一法一讲，第九讲是公务员法。当时我早已退休，仍邀请我去讲公务员法，我很受感动，欣然前往。当时中组部部长是李源潮同志，他一直坐在会场听讲，会后送我出门时，又当着大家的面说很赞成我讲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民主管理精神最充分”这一观点。

从1987年5月研究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宣布建立公务员制度，到1993年10月1日实施公务员暂行条例，再到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务员法，共经历了18个春秋。我有幸参加了从研究提出公务员制度，起草公务员暂行条例，再到起草公务员法的全过程，而且是唯一一个参加了全过程的人。应当说明，我之“唯一”，并不是非我莫属。因为这一过程不算短暂，可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班子均属抽调组合，所以参加者一般无法参加始终；我之所以能跟踪全程，是巧合加工作需要，更是人事部前后四任部长的信任所致，实属幸运！我唯有兢兢业业，勤奋努力，认真负责，以报答党和政府的培养。

图 365岁左右留念，在中国南方一个地方，当时是中国人才交流协会会长

丹心相寄，面向未来

时光荏苒，今年已是学院建院70周年。我作为档案学院培养的学生，与有荣焉。遥望来处，人大在建校之初就设立了历史档案系，说明信息档案工作在党和国家整体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一向非常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说，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档案信息教育的发展轨迹也说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专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体系完整的学科体系。展望未来，祝愿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发愤图强，守正创新，行稳致远，早日实现办一流大学、建一流学科的宏大目标。也祝学院的老师们立大志、担大任，做好学生在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四个方面的引路人，为党、祖国和人民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接班人和建设者。

我送青年学子们两句话：一是把加强品德修养作为大学生活的第一位任务，二是把勤奋治学作为大学生活的基本功。

先说第一点。立德树人立在终身，古代用人也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学校，重视立德树人教育，才能开创教育新局面；学生，重视品德修养，才能学以致用，将来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有用之才，也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就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大学阶段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打理论基础的关键时期。大学生要坚定理想信念，大学期间要基本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列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除此之外，思政课还可以帮大家解决认识方法论的问题，教会大家看待问题不要绝对化，一定要辩证。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步，都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都要坚持奋斗。人生只有奋斗才精彩。

青年学子们，人的一生只有将自己的工作与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将自己的梦想与民族振兴、祖国强盛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前途光明、事业顺利、成绩最大。

第二点是要勤奋治学。青年们现在的学习环境太优越了，要对得起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要真正把心用在学习上，做到心无旁骛，不能受物欲横流、花花世界的干扰，不能把最金贵的时光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要抓紧吸收知识，培养能力。一定要相信天道酬勤，勤能增智，勤能补拙。给青年学子们的寄语，不能不包含勤奋这个内容，希望青年们要珍惜时机，在大学期间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让勤奋学习成为一生远航的不竭动力。

侯建良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22年3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和校友工作办公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

采写/纪红波李宣谊郑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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