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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尖山星海，梦里常相见；

恩师同窗，心中犹感念。

同舟共济，初心如一；

相会母校，拳拳深情。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70周年院庆，特别推出“兰台叙”校友访谈栏目，对话各界校友，一同聆听他们的成长故事，一同感受他们的赤子情怀。

校友介绍

王德俊，研究馆员，1941年8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政治辅导员、档案学院（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主任、中国档案报总编辑、中国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老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著有《档案管理学》《企业档案管理》《文书档案与行政管理》《秘书工作手册》《档案行政管理概论》《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档案学基础》《笔尖下的溪流——布衣文选》《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历程》《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译著）《说文解错700例》《解字说文500问》等。

两句忠言受益深

我是1960年9月到1964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读本科。我们后来号称是“黄埔六期”，“黄埔一期”是1959年毕业那一届。回想起来，大学期间我们班是调干生和青年学生混在一起招考的。我是青年学生，我们班共有33个同学，青年学生才7个，其他都是调干生，调干生是从现职干部中选拔考来的。在班里我算是比较小的，年龄小倒数第二，所以我在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似的同学们帮助下，收获还比较多、比较大。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1963年暑假，我回到老家上海度假。期间我同我们班党支部书记王焕义通信，他在给我的回信中有一句话，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共计十个字：“说话要谦虚，做事要踏实。”事实上，在我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班里的党员同学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但唯独这句话，我的印象到现在都特别深，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我这一辈子的经历都深深打下这句话的烙印。

第二句话：我们班分3个学习小组，我当时还没入党，我和党支部宣传委员朱传镇同在一个学习小组。1963年，有一次上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课，大家都被分配了各自的事情，我分配到的一件事没有完成好，朱传镇当时当众就说了一句调侃的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当时我听了心里非常不高兴。但后来冷静想一下，刺耳的话对自己还是挺有用的，指出了自己当时年轻时做事不牢靠、不踏实的毛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所以这句话我到现在也记得清清楚楚。

在校期间，大家的学习、生活平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我很多时候都会受到他们的一些关心和帮助；但在四年时间里，王焕义、朱传镇同学说的这两句忠言我印象特别深，对我一生当中的进步、成长都很有帮助。

后来我说话、做事情都比较谨慎注意了。当时我们青年学生相对于调干生来说学习比较轻松，所以有时候有意无意就流露出一些骄傲自满情绪，我在入党的支部大会上作自我检查的时重点讲了两个缺点：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骄傲自满有时候就自然或不自然地流露出来，自己说话不那么谦虚谨慎了。所以“说话要谦虚”这句话是切中要害的。此外，“做事要踏实”的忠告，以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调侃式的批评也同样让我脸红心跳，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所以这两句话，特别是第一句话“说话要谦虚，做事要踏实”，在我争取入党过程当中，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一排左二 于彤（班主任） 二排左一（王德俊）

郭影秋二三事

在校期间，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对我也产生了比较大影响的事与郭影秋有关。

1963年5月，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在上《档案管理学》课，当时《档案管理学》是我们的档案专业主课。8点上课，大概7点50几分，我们都坐好了，百十来人坐在一个大教室，我们一个年级3个班一起上大课。我上课有个习惯，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我们班党支部书记王焕义，也是系学生会主席，他也习惯坐最后一排。我们坐下以后还没开始上课，进来一个50多岁的老者随堂听课，当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们上完第一节课，那个50多岁老者走了。过了两天，王焕义告诉我们，说那次听课的是郭影秋，是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第一副校长。

郭影秋当时一个人从西郊跑到城里铁一号听课。听完课后，他去系办公室找系领导讲听课的感受。听王焕义跟我们说，其中有一条批评意见，说“老师把简单问题讲复杂了”，我们听了以后也似有同感。当时老师在讲档案整理，档案整理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可能一用辩证法，或什么法一讲就讲得比较复杂，甚至比较玄，所以郭影秋当时就有这么一个评价。后来我留校当老师，我经常会想到，一个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不打招呼不做安排，自己随机直接到教室，深入课堂听课，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德俊（左三） 李维康（左五） 1989年1月档案学院新年晚会

后来我留校当政治辅导员，那是1965年的事情了。有一天下午，我在跟1963级的班（梁衡所在的班）团支书和支委开会，没想到郭影秋来了。他一个人进来，就走到我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来了，看见我们四个人在开会，我说：“郭校长，你好。”他问我：“你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开个小会。”郭校长说：“你们坐，我听听行吗？”我说：“当然行了。”后来他就坐下听我们开会，当然有他在，我就不能开原来预计那么长时间的会了，大约说了十来分钟会就结束了。我就请郭校长给我们讲讲话，提一些指导意见。他讲了不少，具体说了什么话我记不清楚了，但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强调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摸规律，人的认识一般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这句话我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堂堂一个校领导，没有任何人陪同，他很随意地就走到我那儿去了，看我们开会就坐下听，听完后又发表一些意见就走了，真正做到了深入基层。

还有一件事，我当时兼管1963级和1964级两个班级。1965年10月，有一天晚上七八点钟了，郭校长就一个人到我们64级的学生宿舍里去了，跟学生问寒问暖，问问大家学习、生活情况，还叮嘱大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天晚上我有事情不在，回来以后同学们才告诉我，我问他们具体的经过，他们就讲了一些情况，反正郭校长很亲切、很随和，很关心大家。

关于郭校长的这三件事儿，在1988年我们学校的党代会上，我作了题为《郭影秋同志二三事》的发言。第一件事我还在念书，后两件事我已经留校当政治辅导员了。这三件事到现在，我的印象依然特别深。

郭影秋原来是南京大学校长，他奉调来到北京，周恩来本想让他当国务院秘书长，后来吴玉章出面跟周恩来协商，要把郭影秋请到人民大学来，周恩来同意了。郭影秋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以前还担任过云南省省长，一个省级领导干部从南京到北京来到人大，居然没有通知学校，自己就一个人乘火车赴京，到了北京站没有车接，自己坐公交车到人大人事处报到。结果大家都大吃一惊，他就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普通教师一样。

总而言之，郭影秋的做事精神和行事风格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此印象也极为深刻。

王德俊老师（左三）与学生合影

上电视 办讲座

我既在人民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人民大学工作，现在回想起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光，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属于双肩挑干部，因为我在当系党总支书记的同时，还讲授《档案管理学》这门课（兼讲《文书学》课），所以我还是个教师。有一件难忘的事情，我跟陈智为当时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当兼职教师，后来该校跟中央电视台电教部合作举办电视讲座，这个讲座叫作“文书档案与行政管理”，讲三门课。第一门课是《文书学》，由我主讲，讲授八讲；第二门叫《档案管理学》，由陈智为主讲；第三门叫《行政管理学》，由政法大学的应松年主讲 。我们三人分别写完讲稿，然后要录像。我第一次也没经验，一讲8000字左右，对着录像机讲，那时候讲课要求是很严格的。语速要均匀，语调要不高不低，且要基本上脱稿讲。而且时间限定50分钟一讲。到45分钟，对面有人举一个提示牌，上面有个5，告诉你还有5分钟了；到3分钟举个牌儿有个3，最后1分钟有个1。

第一次讲比较紧张，后来讲讲就顺了。一般来说都能控制到最后半分钟左右讲课讲完了。我一共讲了8讲，全部录完像。1986年3月，我的第一门课《文书学》在中央电视台面向全国播放。除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全国各地的学员收看收听以外，别人要打开电视机也一样能收看收听。我上海的姐姐，一次偶然打开电视机，看见我讲课，很兴奋地搬个小凳子坐在那里看我讲；上海初中一个同班同学，当时大概也是从事机关或企业档案工作，她无意当中也看到我的电视讲课。此外还有别的我认识的不少同事、朋友都看到我的电视讲课，说明影响比较大。这次讲课，当时应当说在全国引起一定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次电视讲座有点像前些年的《百家讲坛》。电视讲座是80年代的事，《百家讲坛》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这说明我们文书学、档案学的全国影响比较大。当然了，我到国家档案局工作后，1992年又参与组织了一次电视讲座。当时我在教育中心当主任，由我出面代表国家档案局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两家合办的“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也是由中央电视台播放，一共播放了18讲，我也讲了其中一讲——《中外档案学研究的现状》。这样就等于我本人有两次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亮相。

当然印象更深、影响更广的就是199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我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的主报告（我成了迄今历届国际档案大会首位也是唯一一位作主报告的中国人）。这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三件事儿。

韩玉梅-王德俊-冯立华-陈兆祦1993年7月

要深耕档案教育

我在学院学习过，又在学院工作过。到国家档案局以后，又以校友的身份跟学院保持联系，包括和吴宝康、陈兆祦、李鸿健、曹喜琛、冯惠玲、赵国俊、纪红波等人的联系，一直没断。我对学院的感情是很深的。我们原教研室主任邓绍兴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德俊，你现在获得很大发展，但是你的根、根据地还在档案学院。”我很认同他的说法，心中也一直以档案学院为我的根。在国家档案局这么多年，我跟档案学院的联系，现在跟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联系一直没有断。今年是学院70周年，所以我现在要对档案学院和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提希望，我就提一条：“要深耕档案教育”。

怎么让档案学院在国际档案界赢得更大更高的声誉？一方面在国内来说，上世纪60年代我们念书的时候叫“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国所有高校中，只有人民大学有历史档案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全国20多所高校都设有档案系、档案专业。但根本的核心在哪里呢？还在我们学院，我们作为领头羊，这个地位是历史造就的。另一方面在国际档案界来说，特别是通过1996年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学院在国际档案界的影响也很大，通过冯惠玲、丁志民、王健、安小米等人在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教育与培训处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就今天来说，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王德俊-吴宝康-莫斯（美国）

我希望深耕档案教育，把档案专业课程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从广度上、深度上予以加强。你这个基础别的学校是没法比的。除深耕档案课程以外，更重要一条是深耕档案师资。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主要靠两条：一个是课程建设，一个是师资建设。这两条以前、现在，乃至以后在全国来说，你领头羊的地位也靠这两条；在国际档案界要有声誉，要让人家信服，也靠这两条。除了这两条外，我还希望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档案学著作能够进一步加强建设。

要问在这方面我有什么想法？现在讲到国际档案界，我可以讲一讲我过去了解的一点情况。1995年11月，我随中国教育代表团到荷兰访问，曾参访过荷兰档案学院，尽管规模很小，但当时就已经在培养硕士研究生，不过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但是请注意，荷兰有一本被称为“现代档案工作者的圣经”的《荷兰手册》，凭借此书荷兰就能够称雄于国际档案界。《荷兰手册》是荷兰斯·缪勒、伊·阿·斐斯、阿·福罗英三个人写的。这就是荷兰档案教育的一张王牌。上世纪90年代我为《荷兰手册》先后写了3篇评述文章，还翻译了1篇文章。《荷兰手册》有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保加利亚文、俄文、英文、中文、葡萄牙文9种文字文本。

这说明什么呢？我就希望我们中国的档案学教育，特别是我们学院要下大决心出一批高水平的，能够在国际档案界流行或叫得响的教材和著作，真正能使我国从档案大国向档案强国迈进。怎么叫强国？就是说你水平要高，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档案学著作一定要达到国际水平，让人家承认。大概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档案学著作被翻译成外文的，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更不用说《荷兰手册》有9种文字文本，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学院责无旁贷，因为你是领头羊。

今年是70周年，以后还有80周年、90周年，等到学院100周年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在国际档案界叫得响的著作。所以这方面我想我们档案学院可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我们现在培养了那么多的硕士生、博士生，潜力很大，我就希望你们在深耕档案学这片润土上能够出更多的成果。把学院办成一个享誉中外、在国际档案界能够叫得响的学院。现在已经叫响了，影响很大了，但是还要看成果，需要著书，把它们翻译过去，成了人家的专业教材，成了人家阅读的档案学著作，真正叫得响，这是一个重要标志。

冯惠玲-王德俊-凡里（《档案》主编，比利时）1996年9月13日

做人、做事、做学问

对档案学专业青年学子，我有三个建议，就是三个“做”：第一个就叫“做人”，第二个叫“做事”，第三个叫“做学问”。

我先说第一个“做人”。我们说做人，针对我们档案学院具体说就是怎么做好一个档案人。做好档案人，这里面跟档案有关系，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历史记录，能起凭证作用，讲证据。我们档案人一个基本素质或底色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也引申出来，就是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或少说套话，更不要说废话。多年以前，我们档案人一般来说好像在社会上让人瞧不起。我们念书的时候，档案人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现在社会档案意识已经明显加强了。1996年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以后，在电视上或什么地方档案意识都非常普遍，它有个逐步的提高过程。所以档案人因为有自己的特质，跟搞文艺不一样，文艺人想象丰富、浪漫，我们档案人低调做人，实实在在。档案人守规矩，不容易出事儿。所以做一个档案人，做好了那也不容易。你们年轻，就是你们在学校工作，到档案部门工作，首先要把人做好了，人品要好。

第二个就要“做事”。你做人做好了，有个基础了，还要把事情做好。档案人做事情就要做好档案工作，对你们来说，就要搞好档案教育、档案教学。这对档案人来说，我觉得他有个很好基础，就比较踏实。你交给他的事情比较放心，我也不展开说了。

曹喜琛（左二）王德俊（左四）1995年11月德国马尔堡档案学院

我重点讲一下第三个“做学问”，这里主要还针对做档案学的学问，我们档案学院现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那么多，特别是博士生拿到博士学位，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要做档案学问，我就稍微展开讲自己的几点感受。

第一点，做学问根据我的体会，学问学问，首先要问，脑子要有个怀疑，要多个问号。做人不能多疑，无论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多疑容易出事儿；但做学问的时候我主张要多疑多问，这是做学问的基础条件或基本功。特别是对于权威的，对一些好像有定论的说法，有时要多疑多问。我举个例子，已故的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金玉，他关于“千丈架阁法”的研究，就是一种怀着怀疑精神，做学问、求真知的体现，后来查了多少书、多少古籍，延续了800年那个疑问让他给解开了。讲“千丈架阁法”的这本书我看过，那本档案史我也看过、读过，就没产生怀疑。但是他注意到了，他是学历史的，既有史学功底，又有怀疑求真知精神，然后查好多书，就查出来了。原来“千丈架阁法”被当时宋代人给搞错了，应改为“千文架阁法”。王金玉对此进行了勘正。所以吴宝康以及我们档案界的不少人都对王金玉特别赞赏，像他这样搞学术、做学问的人太少了。做学问要问，问完以后要去钻研，给出正确的答案。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档案学研究当中，一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似是而非，应该加强逻辑学的参与。我举一个例子，广东省档案局原局长杨友秀在上世纪90年代曾对权威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提出质疑。该文件把我们国家全部档案分成三个部分：“旧政权档案、革命历史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这个文件我也看过，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杨友秀就提出问题来了，她从逻辑学视角指出这三个部分不对。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跟旧政权档案、历史档案分类标准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是讲时期、阶段，而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是讲革命性质，你把三个放在一起，那就不合适了。应当怎么分呢？前面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档案，这是建国前期的档案。这一部分可再分两个部分：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这就从逻辑学上说得通了，就能自圆其说。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搞教学、搞学术研究，关于档案分类的问题我也撰写了文章，我提出了档案学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之一：“档案种类怎么分？”通常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三大部类，但是这三大类是一个什么标准？分类是按照什么原则呢？讲不清楚，就笼统称其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专门档案，这些分类肯定不是一个标准，很模糊。做学问这么做就有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提这个问题了，到现在我还没解决，也没有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假如说我们在逻辑学方面，再进一步有意识地将其引入到档案学研究里去，这对提高档案学水平肯定很有好处。现在我们档案馆分类也是这个问题，包括综合档案馆、部门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这部门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是怎么分的？也讲不清楚。比如：外交部档案馆到底是专业档案馆，还是部门档案馆？有时候就说外交部档案馆是部门档案馆。再比如：气象档案馆到底是专业档案馆还是部门档案馆，也是似是而非，这里标准也不清楚。所以，必须把这学问做到家说透了，人家才能承认你的学问成熟了，但是目前我觉得这方面漏洞还比较多。

第三点，就是我们对领导人关于档案、档案工作的论述，包括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现在的领导人对档案工作的论述，绝大部分都是对的，都非常好。但是有时也要注意，有些论述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总而言之，我们对任何人（包括领导人）做的学术论述、评论的评价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夸大与拔高。做学问就是做学问，不溢美、不追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王德俊-王传宇-赵国俊1988年6月

在交通部举办的档案干部培训班（秦皇岛）

有信仰、有目标、有健康

对于学生发展的建议，从档案学院毕业的学生，应当说在整个社会上的层次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第一要有信仰。这个是最根本的。没有信仰，你一天到晚糊里糊涂，就只是为了自己，围绕个人一些小算盘转，这一辈子要有大出息恐怕很难。要有信仰，往大的说要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信仰中国共产党，要信仰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非常重要。第二要有目标，个人还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对自己要有一个基本要求，你什么阶段达到一个什么要求要有个方向，对自己要求严一点，标准高一点，无论是做人方面，还是在业务工作方面。第三要锻炼身体，我希望你们身体要好。现在我身体算比较好的。从年轻到现在没有大的毛病，但现在到80岁了，明显感到身体状况跟过去比差了一些。我觉得锻炼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不要懒。我是早睡早起的，我晚上9点半就睡了，早上4点左右起床，4点到6点是我最佳的写作时间或读书时间。这么多年了，不是说一年、两年。当然，各人有各人生活习惯，不能强求一律，但一定要有好身体。好身体你要从年轻开始，年轻人不要说我年轻身体好，你年轻时不注意到年岁大了以后毛病多了，我还是比较注意的。过去我们念书的时候毛主席号召“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我提醒你们从年轻开始身体要好，不能说是养生之道，我现在就记住一句话，叫做“管住嘴、迈开腿”。我现在天天，包括春节大年初一，都要下楼走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我有手机记录，每天平均下来七八千步，最多1万多步，少的四五千步。就讲这三条。

“档案学院培养了我”

档案学院培养了我作为档案人的特质，就是实事求是的特质，或者说就是比较本分、比较守规矩。我念书的时候学院叫做历史档案系，后来工作了仍叫历史档案系，以至档案系、档案学院，秉承下来。吴宝康、陈兆祦这两位良师益友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吴宝康、陈兆祦对我有知遇之恩。1978年复校后我回系任教、工作，1981年，陈兆祦就动员我当系党总支书记。当时1964年毕业以后我留校，系里跟我这么说的：你先当政治辅导员，你是当教师留的，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你先当政治辅导员。当了2年，碰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教书也没教成，所以1978年复系以后回来就想当个教师。1979年3月我正式调回人大以后先忙活一年，其中有一件事儿就是写讲稿，准备讲课。这方面和宝荣帮过很大的忙，然后1979年准备好，1980年9月我给1978级科技档案、保护技术专业学生讲《档案管理学》课，第二年陈兆祦动员我当总支书记。我当时没干，什么理由？我说刚搞教学、刚讲课，还没站住脚，你先找找别人。1982年，吴主任找我，动员我当系总支书记，也没有完全落实。到1984年原来总支书记严鑫根离开岗位后，领导又找到我，就没有理由推辞了，于是就答应了担任总支书记。所以说吴宝康、陈兆祦对我来说有知遇之恩。在教学上、在做学问方面，他们也给我很多帮助。所以我说档案学院教育、培养了我，就是要做一个本分的、实事求是的人，这对我一生做人很有帮助。我不能说现在我就做得很好了，但是我无论在档案学院还是在国家档案局工作这么多年都平平安安过来了，直到退休了20年，去年“七一”建党百年时还被评为中央办公厅 “优秀共产党员”。这个荣誉说到底主要应该归功于我们档案学院身上，学院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帮助很大。档案学院对我有恩，所以要感恩、报恩，为什么我至今跟档案学院联系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左起一排：李鸿健（左三）和宝荣（右四）

王德俊（左五）邹家炜（左六）1992年9月大同

“祝愿学院越办越好”

今年是信息资源管理学院70周年院庆，要尽可能广地把校友都搜集一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调动他们投入到院庆活动中来。我已经向纪红波表示了，我会尽最大可能把我所知道的线索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院，甚至有的可以帮学院联系，把这些人都动员一下，现在有好多校友都是很有成就的。他们都是档案学院培养的，这样就把院庆活动的质量、水平搞得更高。现在好多人你不联系他，他不知道，一联系他，他们对学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要想办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肯定会愿意为我们70周年院庆做好多事情、好多工作。在这方面我会继续努力，已经努力一些了，还努力不够。我再想想，我可能还有一些线索，我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作为学院办学到了70周年的重要节点，我祝愿学院越办越好，希望学院领导班子带领学院师生在我们国家这么一个太平盛世中，把学院办学水平提得越来越高，在人民大学的地位要高，在全国档案界的地位要高，在国际档案界的地位也要高。在国内，我们高等院校的档案系、档案专业，本来我们就是个领头羊、领头雁，要努力把这领头羊、领头雁做得更加名名副其实，让其他人都信服。在这方面我还是满怀信心的。现在领导班子中，纪红波又回到学院担任党委书记了，我们退了休的老人都特别高兴；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刘越男院长，也到我家里来过给我颁发捐赠证书，因为我给学院捐了一些有关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学术规划部的珍贵学术资料。我相信，学院在她们带领下一定会越办越好的。

图片：学院信息中心资料库

编辑：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