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5月31日），一条#越南能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微博热搜引发广泛讨论，截至发稿前，微博数据显示该话题的阅读量已超8000万。

根据近日媒体报道，今年3月份，从出口规模到增速，越南都超过深圳。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鼓吹通过该框架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要求的多边伙伴关系”，实质是在推动区域国家在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去中国化”。于是，有人担忧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未来是否可能向东盟国家转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唐遥认为，越南很难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提高制造业的质量，使人均产值接近第一梯队国家的水平。当前中国制造业正朝价值链上游发展，中国和东盟可以在此背景下发挥各自的优势，充分释放RCEP这一区域自贸协议的潜力，加强东亚和东南亚制造业的集团优势。

Q1

如何看待制造业向东盟尤其是越南的转移？

自工业革命以来，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是经济历史中的常态。产业转移通过动态的分工调整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全球增长，但也和一国的整体社会经济目标发生一些矛盾，如造成收入分化、就业流失、对外依赖等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产业等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培育本土企业，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历史上完成了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一样，当前中国也面临产业外迁的挑战。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中国需要权衡发展和安全等多方面的目标，通过主动调整经济制度来优化产业转移的过程。

显而易见，中国要避免制造业过快过早的外迁。由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发展面临更多的外部挑战，稳定制造业对稳定整个宏观经济具有关键的作用。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产业的有序转移要求产业升级带来的增量产值要能抵消转移出去的产值，从而稳定制造业的总体规模，为制造业向高水平发展争取时间。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由于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存在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西部的劳动力和资源为国内制造业的多层次发展提供了空间。

同时要看到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存在很多互利共赢的机会。中国要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必然需要逐步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专注于向价值链上游发展，增加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见顶，同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东盟国家在劳动力禀赋方面存在互补，产业的合理转移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充分释放RCEP这一区域自贸协议的潜力，加强东亚和东南亚制造业的集团优势。

Q2

越南是否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近来社会各方普遍关注到越南出口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担忧其会替代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但由于一国出口中往往包含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中间品和服务，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硬实力最好的指标之一是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在这个指标上，目前越南和中国在制造业体量方面的差距很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世界的28.55%，而越南占世界的0.34%，相当于中国的1.17%。

另一方面，比较两国的制造业也需要考虑到越南的发展潜力。我们可以把制造业水平处于第一梯队的韩国作为参照对象，韩国的人均制造业产值约是中国的2.8倍、越南的17倍，人口约为越南的一半，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3%。假设越南的人均制造业产值达到韩国的水平，那么其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会达到6%左右。基于这个极端假设的计算表明，越南很难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长期来看，东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必然存在动态的竞争关系，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提高制造业的质量，使人均产值接近第一梯队国家的水平。

Q3

我国沿海制造业向东盟转移和向中西部转移的优劣对比如何？

中国沿海产业的转移需要“两条腿”走路。东盟国家较中国的中西部具有海运成本、地理区位、关税安排、本地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部分行业有很强的动机把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包括对运输成本和关税敏感的行业、大量进口投入品和出口成品的“大进大出”型行业、重视终端市场消费潜力的行业。此外，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在技术和品牌方面具备一定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这些优势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在东盟增加部分生产环节的产能来扩大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力。

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可以依托中国不断扩张和提速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有效地结合沿海溢出的产业和中西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服务于中国这个大市场。居住条件优越的中西部城市可以利用其宜居的优势，大力发展为制造业服务的研发、设计等对贸易成本不敏感的生产环节。此外，比起东盟具有的区位优势，中国的中西部在上游基础工业、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长期积累的供给优势，在能源等基础产品的国际价格高度波动、碳关税渐行渐近的背景下是稳定制造业的重要因素。

Q4

后疫情时代，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将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价值链和供应链区域化、生产低碳化、经济的服务化、数字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全球化近年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价值链和供应链出现了区域化的趋势，中国、美国和德国是世界上三大价值链的中心国家。由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主要国家都注重对供应链进行备份，努力将供应链布局到区域内的友好国家,而个别国家处心积虑地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需要适应这个供应链新趋势，双方有必要建立更强的供应链联系，通过合作稳定东亚和东南亚的生产网络。

在气候变化威胁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低碳化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在今年，欧盟通过了碳排放调节机制，将在2023年开始收集进口的高能耗产品信息，为2026年推出碳关税作准备，碳关税覆盖钢铁、铝、水泥、化肥及电力这五个行业。而欧洲议会环境、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建议对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氨增收碳关税。由于这些产品都是重要的基础工业产品，碳关税将会深刻影响制造业的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应用方面具有较为充分的技术储备和制造产能，应抓住低碳转型的机会，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的全球价值链中，研发、设计、创意、和营销等生产服务业环节对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价值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这些现代服务越来越数字化或者可以通过数字方式交付，使得发达国家在这些生产环节持续占据优势。数字形态的贸易一方面具有交付便捷的特点，其全球化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数字贸易也更容易被贸易保护措施所限制。如何培养在现代服务业中的竞争力、如何平衡发展数字经济和数据安全等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亟需探索的问题。

Q5

我国制造业需要从哪几个方面做出努力，才能稳定总量、提高质量？

一是在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生态成本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需要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推进包括低碳转型在内的新基建建设、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来系统性地降低制造业成本，增强创新动力。

二是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消除市场准入的隐性障碍，既要对外资企业开放，也要对民营企业开放。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强和市场主体的沟通，稳定企业的预期，才能稳定制造业的大盘。

三是推动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既要通过市场化配置土地、资金、人力、数据和知识产权要素来降低制造业成本，更要发挥消费大市场的“吸铁石”作用，让价值链和供应链聚集在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周围。

四是结合长短期政策，缓解劳动力短缺对制造业的影响。尽快推进乡村振兴政策和灵活用工政策的系统性结合，引导农民在农闲时弹性参加中低技术的制造业。在长期中有序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降低制造业对简单劳动的工资成本的敏感度。

五是苦练为制造业服务的研发、信息、金融、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内功”，通过加强服务业的软实力来提升制造业的硬实力。避免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割裂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六是调整中西部的经济空间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人口加速聚集到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优势建设低碳和零碳产业园，从而增加中西部在消费需求和要素供给方面的吸引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制造业转移，加速发展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东盟之间的经济纽带的功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结 语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普遍走上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注重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双方在融入世界经济的长期努力中形成了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局面，促进东亚和东南亚的制造业形成了一个高效的跨国生产网络。正如历史上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一区域带来冲击一样，后疫情时代的诸多新趋势也会引发本区域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的深刻变化。通过系统性降低综合成本、建设统一的供需大市场、统筹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化制造业的空间布局，中国可以在产业的有序转移过程中动态平衡和东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现稳定制造业总量、提高制造业质量的长期目标。

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7年在美国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企业战略。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