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间，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通过向外部投资，涉足众多行业，建立起了各自的庞大商业“生态圈”，中国网友日常使用的APP很多都是“腾讯系”or“阿里系”生态圈的一员。它们的这些投资又称为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那么CVC对于风投企业和被投企业来说利弊到底如何？

本期节目邀请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黄佩媛，她将带你回到CVC概念的诞生地美国，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解读CVC对于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特尔，亚马逊，谷歌或强生等成熟的公司在引导创业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CVC投资者和交易量激增，但学界对于CVC是否有效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创造价值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随着新冠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增加和资源紧缺，许多公司正在抑制CVC投资，而另一些公司却选择追加投资，这也使得我们更需要系统性了解公司风险投资的绩效表现的影响因素与传导机制。

在已有的关于企业风险投资研究中，公司风投被普遍认为会在多维度上直接影响投资方与新创企业的绩效表现。然而，关于CVC对于不同绩效类别的价值创造差异，现有的文献鲜有涉及。例如，投资方战略绩效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追求战略回报是否会损害潜在的财务回报？从成熟的大型公司获得风险资本的初创企业面临怎样的权衡取舍？

我们采用了元分析[1]的方式，系统地研究了CVC对于不同类别的绩效表现的差异化影响，并揭示了这些绩效表现类别之间的强度关系和相互依存性。

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分为三部分：

首先，我们细分了CVC投资对于不同类别的绩效表现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参与CVC可为大公司提供有利的产品市场地位并促进其技术进步。同时，公司投资者也享有短期的财务回报，但却很难将其转化为更长期的公司价值；另一方面，从CVC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新创企业确实可以从财务上受益于大公司风投资本，但由于其难以抵御大公司对于新兴技术的攫取，新创公司的技术发展可能会在参与大公司创投的过程中受损。

其次，我们发现CVC绩效结果的幅度在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尽管战略目标被普遍认为是公司风险投资者的首要目标，但总体而言，大公司在CVC中获取的战略收益并未显著超过财务收益。与此同时，新创企业在此过程中所获取的价值提升，远远低于进行投资的大企业的战略和财务收益。

最后，大公司在创投过程中，不同方面的价值创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旦进行风险投资的大型企业通过扩展新市场和技术而实现了战略目标，这将对大公司的财务收益以及被投资的新创企业的绩效表现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反直觉的是，新创企业的绩效表现可能会损害大公司的财务回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司投资者愿意牺牲部分财务回报以吸引那些具有巨大战略潜力的新创企业。

基于我们对现有CVC研究的综合和整合，我们认为在相关领域内，未来仍有许多颇具潜力的深入研究方向：

不同绩效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因果机制。元分析对于大公司创投过程中各绩效领域间权衡，提供了初步概述，但元分析的结果只能解决相关性问题而难以说明不同类别的绩效目标如何相互促进或抑制。同时，尽管大型企业和传统风投机构时常进行联合、共同注资新创企业，但目前学界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人之间的绩效表现的溢出效应，仍然知之甚少。

绩效表现在不同投资阶段的演化过程。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采用横截面模型来解析大公司风险投资的前因后果。但是，由于风险资本的特点在于跨时区的连续投资（例如，种子轮、A轮、B轮等），因此，企业战略学者可以通过面板数据，从纵向角度了解大公司创投的演化过程。

企业资源调动的成本。我们在新创企业的绩效方面的发现表明，通过CVC吸引资金和资源的方式并非一本万利。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可详细探讨新创企业引入公司投资者的意愿以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现存的CVC研究进行定量综合，我们的元分析不仅阐明了大公司风险投资在各方面对于所涉及企业的绩效影响，而且在企业家精神、战略管理及相关领域，为未来对于大公司创投的更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注 释：

[1].元分析（meta-analysis )统计方法是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进行再一次的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

黄佩媛，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匹兹堡大学获战略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为公司风险投资（CVC）、技术驱动的创业创新、以及战略创业等方面。目前尤其关注中国大型企业参与风险投资的动因、战略决策过程、及其对于被投资的创业企业的影响。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