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临湖智库国际讲坛（第九期）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智库名家讲座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举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应邀以“世界2050：通往可持续发展之路”为题作演讲。本文根据萨克斯的英文演讲翻译并整理。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各位探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今天我想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真正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其内涵和意义是什么？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期15年，直到2030年。事实上，在2015年确定目标时我们就知道，并不是所有这些目标都能够在2030年之前真正实现，因为其中一些目标所需要的时间范围明显超出了2030年。

然而现在，在2024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很清楚，这些目标中的大多数都无法于2030年之前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实现。这不仅因为其中一些目标实际所需的时间比设定的时间更长，而且因为，自2015年设定目标以来的九年间，我们并没有取得所需的进展。这九年是非常动荡不稳定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目标被弃之不顾。主要国家忙于处理国际重大冲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且，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干扰，干扰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因此，在2024年，面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超越2015年设定的2030年时间范围，转而考虑更长远的未来。在我看来，2050年应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适时间。

要讨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首先必须定义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以及怎样算成功。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是1987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代际间关系，但这个定义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的“需求”指的是什么，也就并不真正明白我们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目标。

从原始定义确定以来，我们在概念化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以及量化其实际意义方面有很大进展。现在，可持续发展可以这样被定义——为了整个人类社会，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去实现四个核心目标。

这四个核心目标包括：

目标一：全球性经济发展

首先要实现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经济发展，使每个地方的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一目标背后存在很多需要解决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中国是消除极端贫困的典范，在1980年至2020年之间，以坚决的态度和方式结束了极端贫困。在1980年之前，中国社会普遍贫困，一些统计甚至估算有70%-80%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到2020年，中国消除了极端贫困。因此，在我所说的实现普遍良好生活条件方面，中国是绝对的榜样。

目标二：社会包容和社会公正

可持续发展的第二支柱是社会包容和社会公正。需要强调的是，在衡量经济福祉时，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平均值，事实上，社会的各个不同群体，无论是双性别人群、女性，少数族裔，或是不同地理区域的人群，所有社会的所有人群都应该共享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和体面生活的尊严。

联合国的口号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因此，进步发展应该属于整个社会。这对世界上所有社会而言都是一大挑战。

目标三：环境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支柱是环境可持续性。而正是这一点使可持续发展这一新概念在约50年前被世界广泛认知。1972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经济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当然，森林砍伐或土壤退化等问题在更早以前就受到关注，但是并没有和全球性危机联系起来。直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全球经济发展与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才被认证为全球性危机。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方法必须改变，以减少对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的伤害。

1972年，我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大一新生。那一年，麻省理工学院一个研究团队撰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名为《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由罗马俱乐部出版。这本书的论点是世界资源终会耗尽，使经济增长达到极限。这本书被列入了当时哈佛经济系学生的书单。但是，我的教授告诉我不用太认真对待书中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市场将解决这些挑战，如果资源朝着枯竭的方向发展，它们的稀缺性将促使价格上升，这将导致替代品的出现和技术创新。

可见，1972年之前的世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了解并不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第一个突破。

目标四：和平合作的治理方式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治理方式，使我们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全面进行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管理。我一直强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四个支柱并驾齐驱，而其中的“政治”指的是通过和平与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和管理全球公共事务。

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这里和大家探讨可持续发展呢？因为世界并没有走在实现上述四个目标的正确道路上。

事实上，2015年联合国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曾考虑将报告命名为《我们想要的未来》。所以，“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个简洁的表达，用来描述我们心目中未来的样子——我们希望，无论是在2030年还是2050年，世界将是一个繁荣的世界、社会公正的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和平合作的世界。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景，但目前的现实与上述四个目标都相去甚远。

为什么世界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并不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资源或知识。事实上，世界完全具备实现这四个目标所需的资源和知识。

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当前世界的制度设计、市场的运行方式、各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以及国际社会的互动方式，都无法引领我们走向可持续发展。

按照当前的状况往前走，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会达到的目标，也并不存在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的想法是，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让世界成为我们期望的样子，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一套目前没有的、新的制度和战略。我们需要既定量又定性地设计一条通往我们想要的未来的路径。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对此建立经济学模型，制定分析框架，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可行的方法。我们还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制定一系列改革策略，并动员全社会共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改变。

因此，三点合一：一是要理解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路径；二是要理解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政治框架；三是如何进行社会变革，以纠正我们现在的不足并最终形成新的制度设计？

以上三点都是非常艰巨的挑战，而且很多人说第三点是我在痴人说梦。他们相信世界是因为不可改变的力量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没有人可以改变世界运作的方式。

但是，我的观点有所不同。

首先，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挑战对人类而言是新生事物。在1900年，没人考虑过全球环境危机；在1800年，不存在消除极端贫困的挑战，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人都很贫穷；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历史上当然有社会公正问题的雏形，但人类从未面对如今天这样巨大的贫富差距。最新数据显示，当今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的净资产总额达到了1.5万亿美元，同时全球有10亿人基本上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因此，我的乐观主义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我坚信这样的事实——我们所处的危机并非不可修正的，我们只是身处新的环境，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我相信，人类能够取得进步，我们不会困在战争、暴力、贫困、堕落和危机的循环中，而是有能力根据现实情况找到满足我们需求的新方法。

其实，“全球合作”的概念也是新生事物。当然，孔子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应该至少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甚至可能更长。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设计中，政府间互相合作的尝试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这包括两次实验：第一次是1920年建立的国际联盟，很快就失败了；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实验中，即建立了79年的联合国，目前的情况并不太好。

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合作并非从来就有，我们的尝试也并非总是失败，这是一件新事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思考新事物，并尝试创造符合当前现实所需的新事物。这就是我想推进的。

做个小结，当前世界上存在的制度安排，由企业、政府、市场构成的非常复杂的市场经济的机构组合，无法帮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体结合前面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核心目标来看：

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方面：

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使世界全面摆脱贫困，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到希望。贫困困扰着世界很多地区，包括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南亚、中亚的一些地区。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尽管收入水平不属于极度贫困，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恶化，社会充满暴力和高度不安全感，任何投资都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全世界大约有十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中，另外还有十亿甚至二十亿人生活在没有进步的环境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疾病和早逝普遍，儿童无法获得可靠的教育，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得不到保障。

在我心目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中国证明可以用40年时间实现从十亿贫困人口到没有贫困人口的转变。我总是劝我的非洲朋友们学习中国的做法，这样，40年后非洲也能摆脱极端贫困。我坚信这一点。

社会包容、社会公正方面：

市场肯定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而且也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中国的改革在我看来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但也无法完全避免不平等问题的产生，中国的城乡差距以及地区间差距也很显著。所以，即使最成功的改革也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平等问题。

社会包容程度受到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制度设计来确保贫富之间的差距相对可控并尽量收窄。世界上充满了对少数群体的剥削、歧视和排斥，目前的社会秩序无法保证少数群体自动受益。

环境可持续性方面：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经济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公共利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害分为三个主要类别：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破坏，有毒污染物。所有这些都是“公地悲剧”，或市场无法解决的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如果大气是温室气体的自由倾倒场，那么市场力量将会导致温室气体灾难；如果生物多样性没有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市场力量将会导致森林被砍伐，公共资源被破坏；如果允许免费向空气、土壤或水中排放污染物，那么人类最终是在给自己下毒。

这一切事实都很清楚，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在过去二百年里以指数级速度不断增加。全球两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积极的环境政策的影响。五十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环境危机的存在，但直到今天，环境危机仍然处于失控状态。尽管1992年就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问题仍然存在。三十年过去了，温室气体排放仍然没有达峰，更不用说归零了。尽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已经举行了28次全球会议，气候问题仍然没有开始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离成功还很遥远。

全球治理方面：

国家间的合作目前也并不是常态。我不认同美国政治学家所说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常态是战争状态，我也不认为应该是无政府状态。现在的事实是，国家间并不是合作的状态。这样的格局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失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际和平框架，尤其是在大国之间。

我对此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观点，我认为美国对于当前许多国际问题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是最强大、最傲慢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际危机都是由美国造成的。但是这些现象说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合作框架。

以上就是为什么我想找寻通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人类并没有走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世界中，但却有数十亿人身陷贫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日益增加的世界中，包括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们生活在一个三大环境危机都处于失控状态的世界中。而且，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改善中美之间、俄美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使得世界陷入非常危险的战争状态。

现在，面对上述种种难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到底是否可行？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技术知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是，那么这些资源需要如何分配或重新分配？

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分析论证的命题。因为有一些思想流派，比如“去增长学派”，认为只有富裕国家适当停止经济增长，地球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提供给其他国家。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提出，人类将会耗尽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经济发展会在达到生产的高峰水平之后面临崩溃，因为突然之间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还有观点认为，我们将无法为全球人口生产足够的食物。根据标准预测，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95亿人，没有办法在不砍伐更多森林、清理更多土地并因此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下，满足全球人口的粮食需求。

回到这个问题：考虑到世界的技术、知识、资源基础、人口动态和地球物理系统，可持续发展到底是否可行？

我已经有了答案。而我也想声明，作为学者，我们应该通过分析来努力解决这个争议命题，我们需要更仔细、更量化地定义所有相关内容，以科学的方式来进行严谨分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基础、土地面积和技术知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能够在本世界中叶结束环境危机，迎来一个更富裕、人口更庞大、社会更公正包容的世界。这是可行的。

为什么我得出这个结论？所有细节暂且不细说，主要原因是，我相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限制因素是无法解决的，也不存在任何资源是无法替代的。

举个例子，有些人说，我们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危机，所以必须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使用更少的能量。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中学物理课上都学过，能量是让一切得以进行有用工作的关键。所以，世界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不是更少，需要更多的能源转移。

幸运的是，有限的是化石燃料的量，而不是我们拥有的千焦或兆瓦特的数量，更确切地说，我们受限于能够在没有伴随的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的情况下使用的化石燃料量。因此，我们需要的一条路径是进行能源转型，建立可持续的能源系统。这也是我们通往2050年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之一。

我已经用了15年时间支持各种研究项目，探索能源转型的可能路径。目前的研究成果是，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如何在2050年之前建立一个零碳且安全的能源系统。根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和到本世纪中期我们可以掌握的技术，实现能源系统零碳转型有以下路径：一、电力系统脱碳，使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二、交通和住房方面的电气化，包括汽车动力的电气化，住房取暖等终端能耗部门的电气化；三、对于不能电气化的部门，例如海洋、运输、冶金等，使用非碳基燃料，例如由水解法制造的氢气。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能源转型是否可行？例如，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阳光来支持太阳能？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大约是我们使用的太阳能的5000倍。所以，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材料，比如在建筑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更有效地利用沙漠，潜力将是无限的。举个例子，假如给撒哈拉沙漠覆盖上太阳能电池板，然后进行能源的远距离传输，那就足够供全世界的使用。当然，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下为整个世界提供能源。

作为学者，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在所有转型领域中的具体路径。我认为有六个基本领域的转型需要进行这种分析工作：

转型一：普及教育

对世界任何地方而言，普及教育可能都是消除贫困的最重要投资。培养出适应21世纪经济运作的人力资本，是摆脱贫困的关键。

普及教育也是中国成功的核心。中国在40年的时间里大幅提高了平均受教育水平、教育质量、大学毕业生数量等方面，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我建议其他国家首先进行的转型就是教育。如何让孩子们都去上学？如何确保他们获得优质教育？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25%的孩子完成了高中教育，约50%的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这样的国家注定继续贫困，没有逃脱的办法。

在贫穷国家，孩子们没有上学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政府无力负担一个惠及所有孩子的基本教育系统。这导致一个贫困陷阱：由于社会贫困，所以教育资源非常有限；又由于受教育机会有限，所以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因此，打破教育贫困陷阱是一项特殊的政策挑战。

转型二：医疗卫生系统转型

第二个转型在医疗卫生领域。要建立一个全民医疗系统，能够预防疾病、降低生育风险、保障儿童早期健康成长、控制流行病等等。

转型三：能源系统转型

如果不想在2050年出现能源耗尽、增长受限的情况，世界需要向零碳能源系统转型。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但必须是零碳能源。每个国家都面临这样的能源转型，包括零碳电力、交通电气化、工业用氢燃料等。但要实现转型，必须逐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因地制宜。有些地方阳光充足，有些地方风力资源丰富，有些地方有地热资源，有些地方能够水力发电等等。并且，不同地区需要相互连接，形成共享的能源网络，以降低零碳能源间歇性的缺点。

转型四：农业和土地利用转型

农业和土地利用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因为事实证明，如果将食品部门的所有环境影响加在一起，那么约有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食品和农业生产。排放比能源部门和运输行业更大，这令人震惊。原因是在食品行业中，通过土地利用、森林砍伐、化肥使用、机械使用等方式大量排放了氮氧化物、甲烷和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全球有一半人口都营养不良。饮食结构的调整非常复杂而重要。而且，我们的食品系统无法适应持续的气候变化，因此必须采取适应性措施来维护粮食安全。还要考虑到，到2050年，世界人口还会增加15亿，他们都需要食物供应。

因此，农业转型的挑战非常大。农业部门的转型比能源转型更加困难，除了需要对农业技术进行重大转型，而且由于农业部门有数亿贫困人口仍在使用传统农业方法。所以，除了技术转型之外，社会变革任务艰巨。

转型五：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转型

城市内交通和城市间交通的转型非常重要，需要建设基于电力而不是内燃机的交通系统。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建立了令人惊叹的全国性交通网络，其中大部分可以电气化或已经电气化。

转型六：数字化转型

建立数字平台能更好地支持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需要能够支持教育、健康、交易、支付、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的数字平台。这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新事物，而现在这应成为经济活动、社会治理的绝对核心基础。

为了实现以上六大转型，尽管私营部门和创新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被计划，但是我相信，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转型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政策框架都应该由国家负责。

在我看来，中国在这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国家发改委拥有高效的规划机制。但是我认为中国的五年计划仍不足以完成需要做的事情。

中国已宣布将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对此我有两点评论：首先，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计划；其次，我认为转型速度应该更快一些，应该在2050年之前完成，而不是2060年。因为中国已经表现出这样的潜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改委及相关机构在北大和其他机构的支持下，需要制定一条能够在未来25年里精确实施的路径，而不仅仅是一个战略方向，然后通过每个五年计划来逐步落实推进，直到2050年。我们需要一个量化的、有时间限制的路径来连接各种转型。

这对国家政府而言是一件新事物，因为这不是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运作方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超出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认知范围。这使得实现目标更加困难。

中国有能力生产所有转型所需的技术，但很少有国家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于那些国家而言，如果不完全理解技术轨迹，制定转型计划就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合作伙伴关系如此重要。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联系，我们才能在世界各地真正拥有智慧的、量化的转型路径。

另一个挑战是，大多数地方的成功不仅需要国家战略，还需要区域战略。比如，在东盟国家里，老挝可能无法独立实现脱碳，新加坡可能仅靠自己也不行，它们需要与区域内国家合作。区域合作不是政府习惯的常态，因为政府之间通常不会在核心基础设施上合作。但是对于我们上面提到的转型而言，区域合作必不可少。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这需要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并且需要更加深入的合作。我鼓励国家间的邻里合作，无论在哪里，如果没有合作，就会有麻烦。

中国应该与韩国和日本密切合作。美国想方设法让日本和韩国把中国视为敌人，这非常荒谬，因为邻国之间需要合作。

非洲和中国的人口数量相近，中国是一个国家，而殖民大国将非洲分成了55个国家。非洲不可能进行55次单独的可持续发展转型，而是需要一个真正团结的非洲联盟。这是我每年在非洲联盟峰会上传达的信息，非洲所有国家必须成为一个整体，制定一项整合的战略，才能真正有效果。然后非洲才有可能在未来40年内效仿中国，实现快速发展。

让我用两个简短的观点来结束。

通过我上面的表述，大家知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行的。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意味着今天的贫穷国家需要从富裕国家大量借款，才能在2050年前实现这些转型。将孩子们送进学校、建设医院、修建铁路和光纤网络，所有这些都超出了一个低收入国家目前的财政收入或国内储蓄能力。因此它们需要大量的外部融资。

那么融资应该从哪里来？中国总储蓄占全世界的28%，可以用来帮助这些贫穷国家融资发展。它们可以用中国的贷款购买中国的产品。中国可以出口水电站、远距离输电、电动汽车、快速城际铁路、华为5G套件等，这些正是贫穷国家所需要的，但它们目前无力负担。所以我建议大幅扩大“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能够大规模出口先进技术，从而使接受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实现足够的增长，以便在25年内偿还贷款。

除了“一带一路”规模的扩大外，还需要进行一个重大改变，那就是延长“一带一路”贷款的期限。目前，“一带一路”贷款的平均期限仅为10年，但是项目的发展一般需要40年，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长期贷款，设置30年或40年的偿还期限。这些国家将以中国的方式发展并产生收入，最终会偿还这些长期贷款。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建议。

最后，我们需要推进政府间合作。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因为美国关注的不是可持续发展，而只关注自己能不能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在我看来这是很天真的想法。现在的世界不需要“第一名”，不需要领袖，而需要合作。美国的外交政策执着于打压中国的崛起。但其实完全不必担心，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一直努力向美国政治家解释这一点。

我们需要真正帮助世界上所有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去理解真正的挑战不是打仗，不是扩大军事联盟，不是推翻其他政府，而是坐下来合作，并着手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