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3日，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受邀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行了两场讲座。第一场讲座由公共政策系主任杨立华教授主持，杨一、张洪谋、刘宇辰等多位助理教授参与评议，主要讨论在进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时应当如何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第二场讲座由张健副教授主持，杨一助理教授担任评议人，主要聚焦中国行政改革的特征、过程及其与西方的比较。此次系列讲座是2023年“政管国际论坛”的第一期，也是疫情三年多以来首次举办的线下外国专家讲座，吸引了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包括公共部门改革、公共组织理论、组织声誉管理、危机管理等，研究领域涉及公共部门改革、全球化、问责、福利、移民、大学治理、医疗、政策、安全管理等。他是国际知名的公共管理学者，也是非常高产的研究人员。他在国际主流公共管理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上百篇，并出版专著和教材十余部，和中国学者合作发表多篇国际高水平论文。他合著的论文曾获有国际行政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皮埃尔·德·塞勒奖（Pierre DeCelles Award）。

第一场讲座

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的第一场讲座题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如何使用混合方法（How to combine methods in doing research?）”。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首先介绍了选择研究方法的依据，他认为总体来说是研究领域与研究议题决定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数据类型。在公共政策、公共管理领域，通常采用的数据包括各种类型的政策文件、历史数据及记录、媒体报道等。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目标与关切也会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如果关注的变量数量较少、期望进行覆盖范围更广的研究，通常可能会采用调查或实验方法，如果关注一个或少数几个研究对象的多个变量，那么更有可能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者计划采取的理论分析视角有时也会指向特定的数据类型及分析方法，比如若从路径依赖理论出发进行分析，那么大概率会涉及对历史资料的处理。其次，他介绍了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劣势。一方面，深入案例有助于研究者发展出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假设、深化对复杂过程及因果机制的认识、充分理解行动者及其意图、形成整体性全局性的理解；另一方面，案例研究通常也会受到一些批评，比如对案例本身的分析及在理论层面的分析在何种程度上能进行一般化抽象与外推，学术共同体中的其他研究者难以掌握同样的信息基础进而对研究进行复现。将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时，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研究目的来确定方法的使用顺序。比如，案例研究可以作为先行的试验性研究，或是获取不同来源数据的平行研究，或是作为加深对定量研究发现的认识的后续研究。此外，他还介绍了案例研究的常见类型、关键案例选择的依据、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逻辑。

最后，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系列更加实用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开展案例研究时，应当充分考虑案例的理论意涵与理论价值，并且在对案例进行一般化抽象和概括时应当注意把握理论抽象程度，以充分发挥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剖析机制的优势，同时尽量避免读者可能对于案例研究外部效度的批评。第二，研究生在开展研究时需要充分和导师进行沟通，特别是在案例的实践意义、理论价值、数据可得性及资料处理方法等方面。第三，对有志于向国际期刊投稿的中国研究者而言，他建议在论文中对中国的实践情境进行充分的介绍和解释，可以先为外国读者提供一个概览式的图景（big picture），之后再逐步将研究情境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最好做到一个段落围绕一个中心意思展开，而不要同时混杂过多要素在同一个段落中；将事实概貌梳理清楚后再进入文章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性工作。

主旨演讲过后，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与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学生进行了交流讨论。在场师生对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信息量丰富的演讲表示了感谢，并就如何回应外部评审对案例研究外部效度及一般化抽象的质疑、写作时如何平衡案例材料丰富性与文章结构一致性、投稿时如何拟定主副标题等问题与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二场讲座

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的第二场讲座题为“中国行政改革：向西方学习还是中国特色？（Chinese Public Reforms – Imitation from the West o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开场时指出，此次讲座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应该如何解释不同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特征的趋同或趋异（convergence/divergence）？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的改革是在向西方学习还是有中国特色？

在第一部分，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介绍了理解趋同和趋异现象的不同视角。其一是宏观层次（macro level），国家采取的改革可能是迫于外部压力而不得已为之，这带有一定程度的决定论色彩；其二是中观层次（meso level），国家实际上采取的改革措施和相应的改革内容会经过该国文化规范和价值的过滤，这也会影响改革话语的叙事逻辑；其三是微观层次（micro level），政府结构中的具体行动者有不同的自由裁量权或选择余地。国家之间改革的趋同可能是由国际组织推广经验或模仿国际榜样带来的，而趋同现象可能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文化性的（cultural）或是象征性的（symbolic）。国家之间改革的趋异则可能来源于不同国家在制度结构和文化基础上的深层次差异，以及不同国家内的关键行动者拥有差异化的决策目标和政策方案，这体现为改革协商及妥协结果的多样性、公私部门互动结构的差异。

在第二部分，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以“趋同或趋异”为线索介绍了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特征及内容。在趋同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公共部门改革存在向西方学习的要素，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从工具性层面来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西方国家组织公共部门的结构性方案，而如何获取来自西方的信息和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中国文化规范中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文化性、规范性层面来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西方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以及和反腐败相关的道德准则，这些理念在何种程度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相容也值得讨论。更具体地，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指出了中国公共部门改革和西方政府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和后新公共管理（post New Public Management，post NPM）中相似的改革内容：模仿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包括对市场和个体消费的鼓励、强调政府效率和效能等，比如发展私人医院、私立学校、房地产市场等；模仿后公共管理的部分包括强调对政策项目的协调、在必要时加强集中性的控制，比如中央政府部委合并、对碎片化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加强环境政策的规制性等。而二者的改革影响也有所差异：体现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改革政策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资源再分配，体现后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改革政策则可能通过更完善的医疗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住房制度、扶贫政策等来弥补新公共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第三部分，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对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公共部门改革进行了总结。一方面，若说中国和西方的改革存在趋同之势，那通常是基于中国在象征性层面和工具性层面对西方的模仿，但中国历史上就存在不平等现象，这并非完全是由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若说中国和西方的改革存在明显差异，那么通常是基于中国在文化价值和制度结构上的独特性，而微观层面的权力结构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公共部门改革的选择。最后，克里斯滕森教授指出，从文化规范和结构上而言，中国公共部门改革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复杂性（complexity）；同时，结构性原则和文化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tension）和混合性（hybridity）也增强了；而新公共管理改革和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之间复杂、混杂的组合使得整体系统呈现出分层的特征（layering）。

之后，杨一助理教授对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他首先指出，克里斯滕森教授提供的理解框架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它包含三个维度：虚拟-象征维度（mythical-symbolic）、工具-结构维度（instrumental-structural）、文化-价值维度（cultural-value）。克里斯滕森教授和田小龙教授合作发表于《国际公共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的文章在讨论中国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如何成型时认为，如何认识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运用何种理论透镜（theoretical lens）。当我们试图通过克里斯滕森教授提供的框架去理解中国发生的故事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框架是合理的、有解释力的。然而，我们似乎同样也可以从政治学而非公共管理的理论视角来理解相同的现象。比如，从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可能更多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巩固政权合法性，相应改革措施可能是政治家或官僚为了自身生存、基于工具理性而采取的选择。总体而言，克里斯滕森教授所提供的框架更侧重于从中观层次对改革进行解释，这可能会相对而言忽视个体性的元素，如政治家或官僚的理性选择和生存本能。

主旨演讲结束后，参会师生就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中层文化规范与更宏大更深刻的文化秩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与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