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1年8月24日，我们敬爱的王邦佐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1991年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以来，我与王老师交往整整三十年了。至今，我依然记得王老师匆匆赶来复旦文科楼六楼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那时，他已经从复旦大学调往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但依然是风雨无阻地赶来给复旦国政系研究生上课。那时，他与孙关宏老师一起给我们上《政治学理论研究》这门课。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上课的风格与孙老师迥然不同，但又相映成趣。孙老师追求理论的纯美，王老师看重理论的通达；孙老师上课真诚动容，王老师上课练达老道。他们两人一生至交，还以“王宏”为笔名共同发表文章。他们一生的情谊感染了我们，也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缔造了最感人至深的传统。今天，我在群里看到孙老师动情地说道：真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亲密战友邦佐兄这么快走了，真是万分悲痛！邦佐兄千古！我们做学生的，能真切体会到孙老师听到他最亲密战友逝去时的悲痛之情。2018年1月2日，王老师抱病从医院赶来复旦参加曹沛霖老师新著《制度的逻辑》出版座谈会。当时，我搀扶着王老师走到逸夫楼贵宾休息室的时候，曹老师一见到就说道：王老师，你身体不好，怎么也来了？王老师有点嗔怪调皮地说道：你的新书出版，搞出版座谈会，你不让我来，我也一定要来。从两位老师简单的对话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心相知。这就是复旦政治学最精彩、最宝贵的传统。有一次我去看望王邦佐老师，他告诉我：我们复旦政治学不能用“代”来划分，要用“层”来划分。我懂得王老师的意思，一是不要用代际区分老少与高低，二是用“层”可以体现出复旦政治学研究人才层出不穷的勃勃生机与研究主题层峦叠嶂的多彩画面。

我留校工作后，与王老师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1994年我陪他去扬州参加中国政治学会年会。当时觉得王老师真是潇洒。开会发言一语中的，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从王老师身上能够感受到那强大的生命能量和学术能量。我担任政治学系系主任以来，去医院看望王老师，向他请教如何推动复旦政治学的发展，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小刘，复旦大学政治学一定要做理论，一定要有理论贡献。”正是遵照他的嘱托，我主编了《政治逻辑》丛书。我想用这套书回报王老师对复旦政治学的期望。

在我与王老师的交往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我每次去见他，他总是深情地告诉我：“小刘，你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这句话他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要讲。时至今日，我的学问也无大的长进，每每想起王老师的这句话，总是有愧对之情。

王老师走了。我把王老师在2008年10月13日写给我的一封信又拿了出来。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王老师在这封信里这样写道：

建军教授，送一套《康有为全集》给您，也许对研究有用。

祝，好！

王邦佐

2008.10.13

这封信我看了很多次，我一直小心翼翼的保存着。每次看到这封信，我就想起了王老师对我说的那句话：你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而且王老师在信中还用“您”来称呼我，我真是有点无地自容之感。不过，我从中既能感受到王老师对晚辈的尊重，更能感受到他想通过这套书来激发我做更好学问的用意。

在一个夏日炎炎的一天，我步行从复旦大学赶到王老师在徐家汇的家里。进家门后全身大汗，王老师爱人方老师用薄荷泡毛巾给我擦头擦脸，我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母爱。王老师还笑着对方老师说：小刘又不是小孩子了，你让他自己擦嘛！方老师那天还给我女儿准备了礼物。这一幕幕至今还在眼前，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逝。王老师住院后，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我和师弟一起去看望他，看到他拿汤勺的手颤抖，喝水流到嘴角，心里非常难过。我给他喂饭，给他擦嘴角的口水。当时我就在想，1994年带我去扬州参加会议的潇洒通透的王老师的确是老了。这既是人生的惯常，也是人生的有常。

王老师走了，但我觉得王老师开创的学术传统不会走，王老师对学生的爱不会走。我曾不止一次对王老师说：您对学生的爱有时候近乎“溺爱”。他每听到我这句话都是会心一笑。既然王老师说我是一个做学问的人，那我就一直在告诫自己，我要像王老师那样爱护我的学生，我要像王老师那样去追求学问的通达与通透。我每次去看王老师，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这八个字我会记一辈子。

王老师千古！

刘建军

2021年8月24日，于复旦大学文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