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范昕宇教授的合作论文《性别规范的形成：中国历史中的婚姻、劳动力和缠足》（The Shaping of A Gender Norm: Marriage, Labor and Foot-binding in Historical China）在经济学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发表。

本篇论文曾荣获2020年裕信银行基金会（UniCredit Foundation）性别经济学最佳论文奖（Best Paper Award on Gender Economics）。该奖项由意大利博科尼大学评选，截止目前已经举办了12届，是性别经济学领域面向全球青年学者设立的重要奖项之一。

此次获奖论文由范昕宇教授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武玲蔚教授合作完成。该论文选取中国历史上女性的缠足陋习为例，通过对社会上升通道、婚姻市场和劳动力激励机制的考察，阐释了社会规范（social norm）背后的经济驱动力。

该研究从「缠足」这一文化习俗入手，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

其一，如果某一地区男性科举考试流动性越大，缠足的发生率就越高。

论文翻阅大量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及记录，使用博弈论手段建构模型，来分析婚姻市场上的配对倾向。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地区男性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越大，即女性通过婚姻实现「上嫁」概率越高，缠足的发生率就越高。这是因为科举考试这一社会上升通道对于男女并不平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会取得优势、引起女性竞争。而由于同一时期的女性并无其他社会上升通道，为获得更好的生活，她们只能被迫依附于男性，通过迎合他们的喜好而做出改变。

其二，如果某一地区女性参与农作的劳动价值越高，缠足的发生率就越低。

研究发现，缠足的发生率也与女性的劳动价值相关。研究分析了不同时间和地区缠足情况的变化，发现相对于小麦产区，水稻产区的缠足率更低。这是因为女性在水稻的种植工作（例如插秧）中相对男性具有比较优势，劳动价值更高，由于缠足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更大。故而出于劳动力的经济价值考虑，女性的缠足率就会更低。

“每个文化习俗的形成，其背后都有经济上的推动力量。正如研究关注到的「缠足」现象，其风靡一时的底层原因在于当时社会上升通道男女间的不平等，”范昕宇教授谈及研究时表示。

“中国古代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改善生活的上升通道，故而即使在改善生活的过程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她们依然不得不依附于能够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优势待遇的群体。与此同时，这也不止是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现象。欧洲历史上有损女性身体的束腰裙的流行，也出现在欧洲社会上升通道剧烈变更的时期。分析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与未来，这一道理即便是在当下仍具有意义。”

「女性缠足」不仅是一个性别议题，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具备更广泛的普适性。我们的论文揭示了，许多社会不平等习俗形成的背后根源是社会上升通道的不平等。

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下一些社会问题的表象下，无论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或是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是否存在待遇与竞争通道的不平等，从而着力从根源上改善乃至解决这些问题。

——范昕宇教授

范昕宇教授简介

范昕宇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他于2018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2016，2017连续两年获得UCLA经济系杰出教学奖。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博弈论、政治经济学、组织经济学、经济史等，研究内容重点关注组织权力结构变迁，家族企业传承，与文化习俗的经济学成因及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