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截至2011年1月，正好走过20年。

    1991年，9所试点院校；2010年，236所获批院校，扩张了26倍！

    1991年，94人入学；2010年，超过3.6万人入学，扩张了383倍！

    这些对比强烈的数字，鲜明地勾勒出了中国MBA20年的迅猛发展。

    虽为纯粹的西方舶来品，但适逢中国市场经济呼之欲出，因而生逢其时的MBA在中国甫一面世便身披光环。而其系统培育的商业精英群体，更为五千年中华史上头一遭，因而从一开始就激发出了人们无限的想像力与期待。时过境迁，在成长20年后，人们也再不会分不清MBA和NBA的区别，如今已有十几万MBA毕业生活跃在各种行业的各个岗位。很显然，MBA教育和MBA毕业生，连缀起了中国市场经济20年腾飞的精彩轨迹。

    当然，我们不能期盼用20年走过别人100多年的路(MBA项目首创于1908年的哈佛大学)。但是可供对比的是，作为管理大师辈出的商业强国，美国在开创MBA项目68年后的1976年，才勉强达到了每年四万多名毕业生的规模。而30年来震惊全球的中国速度，同样投射在MBA教育上。

    而比规模更重要的，是这20年中，中国MBA教育、中国MBA毕业生从没停止过找寻自己的真正归位。

    从草创起家的迷茫，到洋气扑鼻的照搬，再到今天回归本土的顿悟，20年中国MBA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学习与模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酝酿着改革创新的过程。如今，致力于提供给学生更为全面的能力塑造，在知识与实践之间搭建更通畅的桥梁，已成为各中国商学院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MBA教育在更迅速地本土化，还有独立商学院的兴起——在中国MBA走过20年之际，中国商学院们正在迎来最新的蜕变。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培养出的MBA毕业生们，也在20年里走出了各不相同的职业路径。他们不管当初踏进MBA的原因如何，也不管最终学成下山时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但他们都共同意识到了，MBA教育给予了他们足以决定自身命运的巨大影响。MBA，带来的不仅是职业道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当然，区区20年，年仅弱冠，作为另一意义上的“90后”，成长的烦恼、迷茫和困惑、不确定的压力，如同青春痘一样不可避免地纠结在我们稚嫩的脸上。为什么本应为中国企业管理规划做出重大贡献的MBA毕业生，却长期得不到企业家们的价值承认？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这个最需要MBA的地方，却反倒一直是MBA毕业生们的禁区？当美国经济危机带来其商业价值观崩塌时，一向作为美国商业教育忠实门徒的我们，是否应该另寻路径？当哈佛抢滩中国、清华创新面试时，中国MBA的未来格局与发展道路，空前复杂起来。

    下一步，不论中国MBA教育者，还是中国MBA毕业生，都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战略难题。恰好与中国MBA教育同龄的《中外管理》杂志，作为同路人和见证者，愿意在此一同思考，一同叩问。

    学院的改革很少是从里到外的，必须有来自外界的推动力。如今，在中国各大院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MBA教育改革，其实也正表明了中国企业转型和升级的强烈信号，创新在此时绝对不需要任何理由！

    二十年，他们开始重新定义和解读。

    创新万岁！

    中国MBA教育转型进行时

    2010年3月底，刚刚进入春天的上海，因为哈佛商学院分部的入驻而引来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关注。其实，不仅是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以及香港科大等世界知名商学院都已经在纷纷动手，抢滩中国市场。

    这的确是一片沃土。

    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被认为在事实上否定了国外商学院的教育，而给予了各大商学院们沉重的一击。但与国外MBA教育处于停滞和降价状态相比，中国的MBA教育却正处于难得的“小阳春”时期。从2010年9月开始，几大名牌高校纷纷大幅调高MBA价格，从12万到18.8万不等，即便随意上个考前培训班，都要付出近6000元人民币的高价。

    早已不再是20年前连100人都招不满的时代了。中国企业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对优秀管理人才的渴望，MBA成为聚焦点。而与此同时，国内商学院的市场化竞争也愈演愈烈，优质生源开始向部分学校聚集。立体式推动之下，中国MBA院校纷纷于2008年前后开始了课程和考试的整体改革。经过了两年多的准备和试行，2011年将成为中国MBA教育改革的攻坚年。

    2010年7月，一位决心求学MBA的职业人，对《中外管理》记者述说其惊讶地发现：清华经管MBA招生突然采取了先面试后笔试的重要变革，这让所有考生都大感意外。而后，是北大等多家商学院的纷纷跟进。中国人对答卷考试的迷信，终于松动了。

    显然，这场改革与其说是为了完善商学院教育，倒不如说是中国MBA界对于MBA教育的重新定义和解读。

    MBA教育的新“逻辑”

    “我觉得MBA改革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认清商业现实。我们要塑造的人，是必须面对企业中千头万绪的复杂工作，他必须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大局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具有整合表象解决问题的复合思维方式。”清华大学MBA中心主任高旭东对《中外管理》说。

    2004年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曾给MBA教育界投下了一枚炮弹。明茨伯格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出对传统MBA教育的反思，即招收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式，获得了错误的商业实践。他援引的最著名案例包括曾经名噪一时的惠普－康柏并购案，其中卡莉·菲奥莉娜的冷酷、傲慢与固执，正代表了当年所谓MBA精英人士的一贯形象。当他们运用所谓正确理论进入一家公司时，光耀灿烂背后其实危机四伏，耀眼的学历、满口的术语、豪情壮志的表白，看似能一下子震撼人心，但随之相伴的后果和窘境却是人们难以预料的。

    高旭东承认这本书曾经给了他们很深的震动和启发。而与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举行的校际合作中，他们也发现：在美国国内，MBA教育这些年都处于改革和创新中，改革的核心正是回到原点，那就是重视人本身。

    很多人读MBA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知识和技能，而仅仅是看重毕业后的高薪——这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因而摆在各大MBA院校面前的首要工作，已经不是聘请多么厉害的师资达人，而是首先要挑对要培养的——人。

    清华经管因此首先将目标瞄准招生环节，在三年前就发起了招生改革，直指“综合素养考评”。所谓“综合素养”，既包括考生显性素养，更包括考生的隐性素质和潜质。

    也因此，以前，清华MBA的录取标准是笔试和面试并重，改革后则改为考察学生的综合素养为主、学生的笔试成绩为辅。在录取方式上，也改为采用“提前条件录取”。过去申请者要先参加全国联考笔试，达到一定分数线后参加面试，最后由笔试和面试成绩共同决定是否被录取。而新的录取方式则来了个颠倒，报考者先是需要递交申请材料，之后参加面试，凡是通过这“两关”的考生，即获得清华经管学院的“条件录取资格”。在此之后，再报名参加全国联考。

    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北方交大等院校，更将重点进一步放在了细分能力上。“其实美国MBA教育能拥有众多优质的院校，在于他们对于MBA教育的实质认识比较清晰，就是要培养有优秀管理才能的人。但这种优秀不是通才，而是有所专攻，比如：财务、战略、物流等等。”人大商学院负责MBA项目的副院长支晓强告诉《中外管理》。这也是人大把重点放在对学生细分能力培养上的原因。当然，这种细分也直接反映在之后的课程选择和教授方式上，即从一开始就深入了解学员本身的兴趣和长处，从而因材施教。

    综合上述两点，那种仅仅把MBA教育作为培训项目、高级拓展课程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对此有精妙解读：MBA也是一种道，一种修为，所以要中西结合、知行结合、德智结合，这样才能获得最佳的教育效果。而纵论所谓MBA教育的新逻辑，则必须定位在MBA教育的使命上面，即培养合格的管理者，培养满足社会和企业需要的管理者。而这个初衷正是唤起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

    品味公司的实践

    对于众多的职场人来说，攒下积蓄读MBA充电，然后重返职场加薪升职，是十分顺理成章的逻辑。但事实上，全球经济正处于创新“大裂变”时期，两到三年的学院时光，常常会让你有置身社会之外的感觉。怎样才能让MBA的学习紧跟企业发展的步伐，也成为众多商学院管理者苦思冥想的重要问题。

    “我们一直想创造一种类似于企业内部真实操作的环境。毕竟我们知道现实环境中，不像单纯的课程教学，战略就是战略，财务就是财务，而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支晓强对《中外管理》说。正因此，人大现在安排了各种实战培训，并且通过一门课由多个老师同时开讲，来锻造学员们的实践能力。支晓强认为：重实践正是人大MBA这些年快速发展的一大原因，弥补课堂与现实的差距，也是帮助MBA毕业生未来得以快速适应企业内部正常环境的最佳对策。

    与此同时，中欧、清华、上海交大等学校也正在纷纷致力塑造这种现实公司环境。在清华为国际MBA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项叫做宝马全球CEO讲座系列。在整个学期，宝马公司的高管和经理们每周都会到清华经管学院讲课，有人甚至是从国外打“飞的”过来授课。而之所以开设这个创新项目，也是为了让学员们深入了解世界上最顶尖公司的管理之道。这种深度亲密接触，当然比泛泛而谈的讲座更让人获益。除了高端课程，清华还在学习的模式中导入体验式学习的模块，让学生参与管理实践，直接进入企业，面对各种签约合作企业的管理问题，并且将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管理沟通等软技能放在了第一位。而作为中国最早开创MBA课程的市场化院校，中欧则将教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在鼓励学生自主创业的过程中，从商业模式的搭建到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样的做法也类似于孵化器的作用，让MBA学员更加深入了解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涵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

    不过，无论是沙盘模拟、案例教学、野外训练以及深入企业实践，正如创新管理大师斯科特·安东尼所一直强调的那样：我们处于经济不确定发展的年代，每个管理者都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因此，商学院必须致力于提供给学生更为全面的教育支持，包括：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管理沟通、创新管理等等，只有使得他们学习但不脱离企业的实践，才能真正跃身为合格的管理者。

    本土化与国际化同行

    多年来，MBA被吹捧，也常被质疑，就因为它的舶来品身份。曾经，借鉴国外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企业管理标准化的提升。但是，时代不同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工厂地位的奠定、世界知名企业的入驻和中国国内企业的迅猛发展，一直用外国案例教育中国学生的MBA老师们，感到了真正的被动。拥有千千万万成长型企业的中国，已经不能满足于改革开放之初照搬美日标杆企业，建立自己独有的盈利模式和管理文化，成为这些新兴企业最关注的话题。

    作为以国际化著称的商学院，中欧商学院最近两年也将目光从全球转向了国内，从以前帮助中国管理者了解世界，到现在广泛招收渴望了解中国的国外学生，中欧巧妙地完成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接。据中欧MBA课程招生及职业发展主任李媛媛介绍：如今的中欧拥有近六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庞大校友军团，在韩国、新加坡、加拿大和欧洲，中欧都有自己的校友分支机构。

    从2009级学生开始，中欧不仅增加了国际学生的基础中文考试，还首次将中国人力资源课程列为必修课。而新开设的《融入世界的中国》课程则主要关注国际学员，在中国面临的商业往来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议题。

    除此以外，中欧还积极主办“中国探索周”等活动，以紧凑的讲座形式探索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环境中所存问题之良方。

    事实上，重提MBA教育的本土化，正是此次教育改革有别于之前的重大方向转变。

    一个显著的趋势，表现在中国院校开始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案例中心。人大商学院院长伊志宏认为：这种现象正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们对于商学院教育的重新认识，并且开始积极反思和拿出策略，为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之间的鸿沟架设桥梁。

    MBA学员本身的感受更强烈些。资深投资专家和管理专家方少华，就是中国较早毕业的MBA，他说：“以前中国MBA非常缺乏本土案例，导致MBA学员在分析那些海外案例时无法与中国实践有机地结合，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企业的做强做大，有了很多经典的MBA案例，如：联想收购IBMPC、TCL收购汤姆逊、海尔海外实践等等，很多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好的MBA案例。中国商学院要培养中国的MBA精英，就必须结合中国的特点、研究中国企业的实践，从而加强本土企业创新案例的研究及自主创新。”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学院的改革很少是从里到外的，必须有来自外界的推动力。而如今，在中国各大院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MBA教育改革，其实也正表明了中国企业转型和升级的强烈信号，创新在此时绝对不需要任何理由！

    MBA发展历史小考

    1908年诞生于哈佛大学的MBA教育项目，到现在已经有103年的历史。

    但在创立初期，由于过于脱离企业实际，市场对MBA反应较为冷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管理教育的全面复苏，遂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明显分离所产生的对企业管理人员迅速膨胀的要求。此外，战争结束后，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时期经济，人们的消费能力大量释放，为企业带来了大量扩充机会。同时，许多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就读，其中很多又都选择了商学院的MBA学位。哈佛大学辉煌的1947届，就是这“出类拔萃的一代”中的佼佼者。

    但需求的骤增，最终暴露了美国的管理学院在目标、手段和教学水平上的诸多弱点。1958年，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各自的综合研究报告，不约而同地明确了管理教育的实务性质，主张加强学生的定量分析能力，并基本形成了后来影响颇广的结构化的课程体系。这之后的六七十年代，美国管理教育的重点便放在了MBA上，美国每年授予的MBA学位数量达到授予硕士学位总数的20%以上。MBA教育的春天终于来到。

    但好景不长，进入1980年代，以1984年《哈佛商业评论》批评“管理学院不能令人满意的管理教育，应对美国工商业国际竞争力下降负有一定责任”为代表的声音，引起管理教育界长时间深刻地反思。但这一次并未形成统一的模式，而是走向各自的探索，这就形成了1980年代末至今的管理教育创新，包括：国际化，课程的整合，加强对领导才能、团队意识和管理技能的训练，强调丰富学生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企业和企业家伦理的重视，网络大学与远程教学的实践等等。

    而这场彻底的改革在20年后终于充分爆发。2002年斯坦福商学院的Jeffrey Pfeffer 和Christina T. Fong发表论文《商学院的终结：差强人意的成功》，指出商学院的课程主要依据教授的学术兴趣和学科特长设计，与商业实践之间相差很远。2004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出版专著，批评MBA教育在1959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报告之后过于偏向学术化，脱离管理现实。2005年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Warren Bennis和James O’Tool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论文，尖锐地批评商学院正在失去方向。2010年4月哈佛商业出版社出版了由三位哈佛商学院学者合著的新书《重新思考MBA：管理教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些论著都反映了同样的一个事实：国际知名商学院的教授和管理者都在认真思考MBA教育的未来。这些来自学院的声音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促使全球商学院在2008年左右开始了大范围的课程和理念的全面改革。而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强，这股改革的风潮也吹向了中国，并且在2011年中国建立MBA项目20周年之际，给予人们全新的冲击和影响。

    早期被神化，后期被异化，MBA毕业生和企业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有人说MBA毕业生眼高手低，也有人说是企业不懂得怎样使用。孰是孰非？在MBA学员们看来，MBA教育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又存在哪些问题？

    二十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因MBA而改变。

    MBA往事并不如烟

    还没毕业时，王璞就和伙伴一起创办了北大纵横。

    “一直到现在的轨迹，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2010年的11月末，王璞对《中外管理》说。

    1993年，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第一批MBA学员的报考，工科出身的王璞正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已在东北的电力系统工作了三四年，可为了报考复习，他向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毅然加入地下“铁托队”——北大附近的地下室里挤满了考研、考托福、考GRE的，外号铁杆托福，简称铁托队，泛指考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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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年后，王璞把他的北大纵横也变成了MBA聚集的大本营，1000人的团队，近乎90%的人曾读过MBA。

    “我们现在特别渴求MBA，我是信任MBA的，因此MBA越来越多。在这里，有培养人才的机制，有给人才机会的机制。有本事的、自负的人都会来，而且来了都会好好干，否则没法混。”王璞再次强调说，“我们张开双臂拥抱MBA。”

    20年，中国本土MBA伴随中国经济一起成长。但是，像王璞这样如此广纳MBA的并非主流。早期被神话，后期被异化，MBA毕业生和企业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有人说MBA毕业生眼高手低，也有人说是企业不懂得怎样用他们，孰是孰非？MBA教育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又存在哪些问题？

    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三位主角，一位是本土管理咨询公司老板，一位是外企高级经理人，还有一位是管理软件公司的老板，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天津大学。三位身份不同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拥有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但却贴有一个同样的标签：MBA——工商管理硕士，他们的人生轨迹都因MBA而发生了改变。

    我爱MBA！目标一万名！

    王璞说：咨询公司这个行业，天生就是MBA的归宿，就像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通常会去医院工作。

    “我们去给企业做咨询，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最好是还有企业经验的人才合适，这样就只有MBA合适，北大纵横是MBA的天然培训基地。”王璞说。

    不像许多民营企业那样在对MBA员工的管理上左右为难，事实上，王璞对此得心应手。他靠的既不是人也不是权，而是机制。

    受惠于管理咨询企业的天然优势，在北大纵横，一年365天，每个工作日都有培训，对所有员工敞开。新来的MBA，谁对任何培训话题恰好有疑问，随你端杯茶水听去。有雄心壮志？给你舞台，前提当然是你得有本事。所有的管理岗位全都采用竞选制，自愿报名，全员一人一票海选，没有标准，谁得票多就是谁了。

    事实上王璞对怎样用好这些MBA压根不操心。培养人、给机会、创造价值不问回报，否则“一块两块钱我都跟你计较”。就靠这样的机制，王璞把这些常被抱怨难以驾驭的MBA们，管理得井井有条、激情迸发。

    “有这样的企业吗？有这样的企业机制吗？没听说过吧。”他很得意地反问，“今天不是MBA没有能力，而是没有人关爱MBA。”在他看来，MBA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普通人，而大部分中国企业对他们期待过高，而且企业本身的机制不完善，尤其是激励机制常常不到位，因此无法驾驭这批相对更有想法的人。

    也许正因为这样，王璞对和MBA有关的事情都很热心，在他的各种社会兼职的名头里面，有中国MBA联谊会的主席、中国MBA联盟荣誉主席，创办了中国成功的青年企业家MBA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等等。他觉得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责任。

    有趣的是，北大纵横，这个由中国本土MBA毕业生创办出来的MBA聚集的企业，如今已经进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库。就在2010年11月底，王璞站到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讲台上，他的演讲主题是北大纵横的成长经历。这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迎来的第一个中国培养的MBA演讲人。

    “你知道我的目标是多少吗？我们到2016年以前要有一万名MBA。六年时间，一年要50%的增长率，我算过。”王璞认真地说。

    爱学习，会学习

    就在王璞筹划着要将北大纵横的MBA人数扩大到一万人时，现任英特宜家(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丁晖，偶尔会惦记着或许退休后能去复旦大学给MBA学生做一些辅助性的教育。

    实际上他已经在参与了：有时是给MBA学生授课，有时是充当MBA的面试老师，或者做MBA学生毕业论文答辩的老师。

    这些额外的工作，常常是他的母校复旦大学邀请他来做的。“等将来真正从企业里退下来，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积累总结一下，给同学上一下案例分析，做一些MBA的课程指导，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丁晖对《中外管理》说。

    丁晖比王璞入学还要早一年。1993年，还在国有企业无锡轴承厂外贸办工作的他，以最小的年龄和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那年复旦大学MBA班18个人中的一个。但是，和王璞不同，尽管上学期间为了生计，他在外面讲课、倒腾生意、给大公司做市场调查，而且收益颇丰——在学校读书的两年中，丁晖赚了六万块钱。但是，丁晖此后的职业生涯却和创业无关。

    从飞利浦到百事食品，以及后来的美标洁具、宜家，事实上，丁晖在结束了自己的MBA学习后一直服务于外企，做纯粹的职业经理人。去复旦读MBA，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如果凭我大学的知识结构，凭我在国营企业的工作经验，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转型的。”丁晖说。

    毕业那年，丁晖27岁。之后的职业生涯无比顺畅。第一个服务的公司飞利浦照明甚至帮他还了之前欠原单位的MBA学费，而且一开始就从财务分析部门经理做起。两年半之后，丁晖已经对公司的流水线、成本制造流程比较清楚了，希望能有机会做一些更靠近市场和销售的工作，于是跳槽到百事食品。在这里他创造出更大的辉煌，四五年时间里，每年他不是全公司优秀员工，就是全公司优秀经理，到32岁时，已经做到百事食品中国的财务总监。

    不能否认MBA效应给丁晖带来的优势。

    当时，在国外MBA的口碑甚佳，受到企业的欢迎。而中国那时这样的人才还很少，能讲外语的就更寥寥无几。丁晖那时的外语水平也还不尽人意，但MBA教育让他拥有了复合型的商务管理的知识结构，对在外企工作大有裨益。而且，虽然当时中国的MBA教育还处于早期，但复旦大学已经尽可能让一些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做国外的案例分析，教材也多数是国外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都更西化，这使得丁晖在进入外企后，和外企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沟通相对无障碍，思维方式也能逐步靠近，频频顶掉外国人的位置。

    丁晖记得当年读MBA时，班上的同学都比丁晖大，课堂讨论时常常都比他活跃，工作经验还并不丰富的丁晖默默观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直到今天，他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学习兴致。

    “我其实很喜欢工作的，与不同个性的人一起工作，大家可以互相学到一些东西，也能够让你充满活力。”丁晖说。

    在这方面，丁晖和王璞对MBA毕业生的评价相当一致。“我觉得他们爱学习，会学习。”他说。事实上，这也是王璞最为看重MBA毕业生的核心素质。

    MBA是一条线，而非一个点

    作为早期的MBA毕业生，无论王璞还是丁晖，都显然从这段为期并不长的教育中获得了不小的竞争力。但是，公正地说，这种竞争力并非完全是MBA本身所带来的。

    北大MBA三年，王璞其实没觉得自己真正学到了多少知识。“坦率说，MBA，或者任何的专业，如果你说想在学校里学多少东西，和工作以后成熟的工作状态比，我觉得都是很渺小的。北大第一届MBA没经验，就更是如此了，在课堂学的知识占我现在工作中用的比例，不能说万分之一，肯定小于1%。”王璞说。

    丁晖亦然。在他的历次跳槽升职中，猎头从来没有非要找一个MBA，而一定是列出种种要求。“一个人要成功，你不可能自己不努力，而你这个努力更多的是要有计划，你必须有目标，然后你必须有耐心，每一步要很扎实。”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丁晖总结说。在飞利浦，他努力学外语、学财务分析；到百事，他迅速补足所缺的市场和销售知识，以及学习如何做战略管理；而到了宜家，他在工作中学习更多的是供应链管理。他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很有规划性，这也是他当年被飞利浦一眼看中的重要原因。

    在王璞看来，MBA教育给予你的永远只是“1”，而你此后所补充的知识则是在这个“1”后面不断地加“0”。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栾润峰对此亦有同感。1996年，王璞创办北大纵横时，栾润峰正在美国的旧金山海边，对着月亮发呆。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当时还叫信息化高速公路，栾润峰对企业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放在上边，整个经济的命运都由它统管，感到震惊不已。那时候，他已经从天津大学的第一届MBA班毕业，并且在常州创办了自己的金和公司。当然，做管理软件还是后来的事情，当时的金和主要为IBM做和计算机相关的服务。而栾润峰的更大目的，是用这个小公司来验证他的精确管理思想。

    所谓精确管理思想，是一套管理理念和手法，希望通过管理来让组织更有效率，员工更快乐。从第一次工作开始，栾润峰就一直在琢磨，但始终未成形。而MBA教育让他学会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不再局限于理工科的就事论事，而是全面的搜索，然后在全面的基础之上集中一点来判断。当两年半的MBA学习结束，栾润峰的精确管理模型已经基本成型了。

    “MBA讲的就是要干中学，要有实践，所以教学结束时给我带来的最大冲击是我想好了这套精确管理思想，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真的指导中国企业去实践还不一定，那怎么办？像医生一样在自己身上扎针，我当时就想要把我的管理思想完完全全地实践。”栾润峰回忆说。

    金和就是这样诞生的。起初，效果不错。但是，后来栾润峰在南京又办了一家公司后，异地管理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精确管理的思想必须要求在规范的基础上来做，要异地员工都来遵守很困难。事实似乎证明：精确管理这套思路不能在中国真正办成一个规模性的公司。这让栾润峰深受打击。

    所以，当他在旧金山的海边望着月亮时，就在想：我和身在国内的同事，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啊，如果我们中国公司的员工把他写的东西放到互联网上，我们在上面签字大家都能看到，这岂不是就相当于解决了异地同步的问题？

    受这个启发，栾润峰决定把精确管理思想变成一个软件，借助互联网，以突破地域管理的限制。栾润峰成功了。今天的金和软件，在本土软件企业中已经相当有名气，听过栾润峰讲课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借助软件，栾润峰在传播精确管理思想上依然乐此不疲。

    “MBA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线的问题。MBA主要影响你的思维，然后你要在不断实践中学习。”栾润峰总结说。

    MBA继续对民企说“不”？

    不过，这并非栾润峰和MBA的所有故事。事实上，和丁晖相似，栾润峰现在也在北大光华当MBA导师，对中国的MBA教育怀有更多期待。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栾润峰和王璞，以及丁晖，他们无一例外地出自国有企业，但在MBA学习毕业之后，两个选择了创业，一个选择了外企。其实当时也有大量毕业生回到了国有企业，但却很少有人进入民营企业。

    其实，丁晖已经多次收到民营企业的邀请，甚至有人开出3000万的年薪以及股份，希望丁晖帮忙运作上市。但是丁晖不为所动，他说他的志趣不在这里。如果有一家国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理想，真正的在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做些很有价值的事情，而且这个公司本身的理念文化让他觉得接受程度很高，他可以加入。

    但至今为止，他还没有碰到特别认可的，尤其是在文化和理念上。“我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如果去这些企业，适应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兴趣，它会让我多了一些收入，但是可能会让我少了一些自由。我从美标加入宜家，老板跟我讲，这个公司能够让你‘Be yourself’，做你自己。而不是老板怎么说，我就必须怎么说，我是有自由的。”丁晖说。

    来自智联招聘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包括销售管理、高级管理、金融、银行、人力资源、咨询顾问、教育培训和市场公关等在内的44大类职位中，就目前MBA学员的供需状况而言，在局部一些职业类别上存在供大于求，而另外一些则明显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职业类别主要是高级管理和咨询顾问，而这两个职位类别，也正是《中外管理》本次调研关注的重点。

    数据显示：作为一项雇主附加的特别要求，对咨询顾问的职位有3.17%要求有MBA背景。换句话说，就是每100个咨询顾问的岗位中，有将近4个提出了候选人需要有MBA学历，而在这一职位类别的实际人才供给只有2个。高级管理职位对MBA的要求就更为明显，达到3.72%，但实际的供给只有2.34%。这两组数字显示：就这两个关键管理岗位而言，MBA的供给还跟不上企业招聘的需求。

    如果从职位要求分不同的纬度，把学历/经历作为一组来看，可以观察雇主心中对经历的要求与对学历的要求所占的权重。智联招聘曾对100多家企业做过调查，了解了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关于岗位候选人最看重的素质，其中个人背景、教育、工作经历和自我评价名列前四，总比例达58.7%，其中大多数单位会把重点放在经历那部分，其次才是学历。招聘就是讲究工作的匹配度，也就是候选人过去的工作经历跟招聘岗位的吻合程度。因此，并不是学历最高的就是最合适的，而是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在薪酬待遇差距打破，用人机制也更加贯通的今天，MBA和民营企业的需求和供给之间，为什么依然存在一个难以解释的鸿沟？二十年，他们却始终在对民企说“NO”。

    MBA的民企之痛

    根据智联招聘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就需求层面而言，随着国内许多民营企业实力的逐渐增强，民营企业对MBA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过去外资企业对MBA的需求比例比较高，但近两年的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MBA的需求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需求增长的速度也开始逐渐高于外资企业。”智联招聘公司高级职业顾问郝健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说。

    而在供给层面，根据《中外管理》对北京、天津等部分高校在读MBA学员的随机调查中发现：除了8%的学员表示毕业后倾向于创业或进入事业单位外，有超过41%的学员希望毕业后能去外企(含合资企业)工作，超过39%的学员倾向于在毕业后选择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求职首选，而只有不到12%的学员将民营企业作为他们毕业后求职的首选。

    因而，对民营企业而言，MBA的需求与供给之间，产生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鸿沟。以往对于人才流向的一般解释，更多是基于薪酬待遇的考量，比如：外企通常能比内资企业提供更为优越的薪酬，国企通常能比民企提供更好的稳定性，等等。但是，随着外企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以及民营企业实力的提升，在薪酬方面而言，外企已没有明显优势。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用人机制也渐趋灵活，稳定性方面未来也没有太大优势，更何况对MBA群体这样一个理应充满抱负的群体而言。

    那么，为什么依然会存在这样一个难以解释的鸿沟？

    老板需要的仅仅是帮手

    “民营企业主最大的考验，就是能不能够放手。不放手就是不放心，不放心就是没信任。”韬达企业发展顾问公司创始人邓涛说。而事实上，民营企业不信任的对象不只是MBA。一直以来，民营企业主对外来员工都存在不信任问题，对职业经理人尤为突出。甚至，“对他自己的儿子都不信任，对别人更不信任了。”邓涛说，“对他们来说，自己辛苦创立的基业，怎么能放心交给别人打理？”邓涛认为这是许多民营企业最需要突破的地方。而企业主不放手的结果，是企业难以做大做强。

    实际上，没有任何成规模的私营企业会不用职业经理人，但对许多民营企业而言，全盘掌握的往往还是老板。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雇佣一批经理人，但一个萝卜一个坑，让每一个人在这一小块地方发挥作用。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干活儿有人，二是可以避免大权旁落到一个或少数几个职业经理人手中。

    “真正说放权，很多民营企业主还达不到，还得老板来把控，但是各个职位上可能会让职业经理人做，高层也是如此，老板来掌控全局。”来自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的执行总裁徐刚对《中外管理》说。徐刚曾在多家民营企业做过高级经理人，此前曾出任过吉利集团CEO，以及苏宁环球(6.83,0.03,0.44%)的总裁。

    在徐刚看来，民营企业老板眼光独到之余，性格也非常自负，把控的欲望非常强烈。“企业是自己从头创造的，他要把控，通俗一点说叫闲不住。他要用这些经理人，但是不会真正信任这些经理人。”徐刚说，“因此，一方面，企业要发展肯定要找一批职业经理人，需要人帮助他管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并不是他的管理跟不上。实际上，他需要的仅仅是帮手，而不是找真正能帮助企业持续发展的人才。”

    其实MBA只适宜一类民企

    民营企业主的不信任，还只是MBA在民企痛苦的一个方面。

    许多MBA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不适应。进入民营企业工作后，他们很快就发现：具体的管理工作中，经验与直觉往往更加重要。商学院学来的那一套套的理论及工具，在这里都排不上用场。

    对此，郝健认为：这可能和MBA教育中所接受的知识结构有关。MBA的优势在于管理的规范化，但是民营企业恰恰因为中国特殊的环境，有一些非正规运作方法，接受过正规管理训练的人才在民营企业中，这种正规军的打法跟游击队的打法很可能有一些不适应。再加上因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原因，导致民营企业用人时对家族亲戚的信任程度要高于空降兵。“所以现在的矛盾倒不是因为待遇的问题，可能有些心怀抱负的MBA，到了民营企业发现实际的土壤发挥不出来他的作用。”郝健说。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腾驹达猎头公司董事长景素奇。景素奇将企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老板干的阶段、能人干的阶段、团队干的阶段和系统干的阶段。老板干的阶段，就是老板自己靠资源与自己的能力，来创造和积累财富；能人干的阶段是企业创立以后从小做大成长的过程，这个阶段是做规模、促发展的阶段；而从能人干到团队干阶段，就意味着企业规模更大，管理更为复杂，一两个能人已经不够了，得有一批能人来干这个事。景素奇认为：前面这三个阶段更多的依然是靠人来管理，而不是制度。真正用上MBA的阶段，是系统干的阶段，老板希望MBA能给他们构建一套体系，以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转。

    景素奇进一步分析说：“显然，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都还处在前三个阶段，管理还很不规范。这时候你突然设置一个系统，员工整个就不运转了，没法协调管理，企业也就很快陷入混乱。接着老板不支持，下属不满意，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通常到了这个时候，MBA们往往就会抱怨这个企业老板不重视规范管理，而老板也会觉得MBA学的那套知识没用，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最后MBA只能跳槽走人。“关键问题就是还没到那个阶段，MBA的作用与企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匹配。”景素奇说。

    许多职业经理人在大公司、跨国公司工作很习惯，因为这类企业已经具备了规范的管理系统，形成了自身的企业文化，能够支持职业经理人做很多事情。但到了民营企业，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去考虑怎么搭起这样的架构。而要搭建这样的架构，没有老板的信任和支持，根本不可能做到。而因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不信任问题，这种搭建架构的想法往往会无疾而终。因此，邓涛建议：进入一个民营企业时，MBA们首先需要去了解和调查，了解对方企业的管理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管理体系。“你要斟酌：你的心态是不是准备好了，是不是能够接受那样的环境。你接受不了的话，不要去。”邓涛说。管理

    涨薪了！去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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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解读：就与入学前相比，整体年薪层次普遍提高，无论总体还是个体均增幅显著。在整体平均年薪方面，2010届毕业生平均年薪为16.1万元，而就读前平均年薪为11.1万元，毕业后平均年薪约是原来的1.5倍；在个体年薪方面，毕业后最高年薪达62万元，最低年薪为4.2万元，与就读MBA前相比，增长幅度从30%～800%不等。

    数据解读：2010届MBA毕业生职业发展目标清晰明确，注重职业发展稳定性、声誉，表现在企业性质选择上，大型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比例高达46.6%；同时，注重发展空间和待遇。股份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分别约占15.7%、15.2%、13.5%。

    数据解读：超过一半的毕业生担任“中高层”管理或技术职位，高层管理比重增加。在2010届毕业生中，大多数在其所在领域或工作单位担任“中高层”管理或技术职位，占毕业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高层管理者比重较入学前增加，其中总经理/副总经理职位约占12.9%；经理约占37.1%，主管约占22.5%。

    作为第一批试点MBA教育的院校，复旦管理学院以20年的亲历发现：某些企业家的专业素养有待提高，是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产生矛盾的起因和前提。

    二十年，他们和创业家始终是一对矛盾体。

    “草莽英雄”的短视是矛盾之源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而他们的发展，离不开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支持和协助。但同时，我们也不断听到一些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的不满之声。我认为某些企业家的专业素养有待提高，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起因和前提。

    在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养受到企业家的直接影响，没有好的企业家就没有好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拥有判断和挑选适合自己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的权利，也负有为职业经理人提供系统培训和良好发展环境的责任。然而一些企业家本身素质不高，缺乏专业培训，往往用“草莽英雄”的短视眼光工具化地使用职业经理人，引发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

    双方出发点不同

    企业家要求职业经理人创造收益、创造利润，要求他们跟自己一样努力、最后根据企业经营结果获得高额报酬。但是职业经理人认为自己甘愿帮企业家打工，为企业贡献自身的聪明才智，企业家也必须对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予以肯定和尊重。而通常由于职业经理人不具备企业的最后决定权、不拥有企业的股份，所以职业经理人不能也不会对结果负责，也就不会把自身的主要收益与企业的结果挂钩，而是要求企业承诺高额的固定工资，而奖金、红利和期权这些都是额外收益。

    双方知识背景不同

    双方成长经历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家凭借自身的胆识和才智，敏锐地发现并把握住了市场机会，而且获得了成功。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成功，使得他们迷信自己，过于相信自我判断和决定，不愿放权给职业经理人，从而难以有效地利用职业经理人进行决策和实施战略，限制了职业经理人在公司里的作用。同时，由于企业中缺乏系统、缺乏程序、缺乏职业经理人完成结果的制度保证，所以他只能选择对过程负责。这不是所有权的问题，而是根本的观念不同，他们完全是两类人。当然，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也没有形成很好地应付这一点的能力，而企业家也没有雇佣职业经理人的经验，让他们去发现职业经理人对公司成长的作用。

    双方终极目标不同

    企业家将职业经理人视为一种管理工具，需要职业经理人帮他做大企业，扩大自身财富。而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更多的是积累管理经验，追求工作中的成就，追求更大的职业梦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职业经理人一定是机会主义的(自由的)，这是正常的、正当的，而且是市场所需要的。职业经理人不应该被锁定，锁定以后他的活力、能力都不能充分发展。他需要在市场中成长，而不是在一个企业中成长，这是职业经理人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企业家的数量有限，职业经理人的数量就更有限了，同时他们之间的比例也不合理。大家都还在初级阶段，都缺乏平台来平等沟通。在整个社会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交流沟通的渠道还是太少。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企业家主导话语权的时候，我希望社会上、学校中多一些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交流和沟通，不断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对立。

    二十年，他们该从哪里重新开始？

    连线相关者院长·老板·经理人

    连线1?商学院必须是开放的

    陆雄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过去部分商学院在MBA培养中看重的是对学生技能和知识的培养，而如何将知识应用于实践是脱节的，仍然把MBA视为工具人才，造成MBA缺乏创新精神、开拓精神和企业家的变革精神及远见。现在有的商学院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大胆地探索和尝试，让MBA的知识技能转化为真正能够适应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能力。

    商学院的学生，远远不只是在课堂或者实验室进行学习研究，他们需要了解社会，在毕业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式适应社会。他们要把知识化为一种能力，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推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商学院必须是开放的，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之本。

    出于这样的愿景，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为例，我们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要求教授参与企业咨询、培训，从中寻找理论研究的线索和有价值的问题。在借鉴欧美MBA教育体系之余，我们也要思考和总结源自中国本土市场的管理经验和理论，以此来更具针对性地为学生、企业服务。

    在商学院这样一个开放的学习平台上，通过教授的讲授、海外专家的分享、成功企业家的心得体会的交流，学员们可以开拓视野，获得成长的机会。商学院给予学生的，不仅是迄今为止所有前辈创造的经验和知识的集成，而且是运用这些知识应对今后挑战的能力。此外，商学院最核心的教育，是对思维、对学习能力的训练。通过两年或是两年半商学院的MBA教育系统训练，学生会逐步将学习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形成随时随地从各种报道、各类企业家的访谈中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这是商学院对学生的价值。

    连线2?企业家不是考出来的

    栾润峰：北京金和软件董事长

    如果把我们MBA的就业方向定位为普通管理者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现有教育体系是能解决的。而如果MBA定位为立足于承担未来中国经济栋梁之才的培养上，就应该寻找真正的5～8年将崭露头角的商界潜力人才，然后重点培养。

    现在的MBA教育已经变成僵化的体制性的教育体系。教育机构应该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企业家到底是培养出来的，还是发现出来的？我的观点是企业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应该是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时候的考核，就不应以现在这样的应试考核方法。从基于应试筛选和培养的MBA里，无法选出未来中国商业的领军人物。这是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在于我们学生本身。我们读MBA，是作为跳板，是作为自己的一个光环，还是真正来练就一身本领？这个本领不在于你具体学到什么，而在于你把握了MBA的灵魂没有？你是否拥有能够洞察问题、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需要学生自己去领悟。

    第三个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企业如何使用MBA。招聘MBA，是用来干什么的？给他什么样的定位？这是企业必须明确，而且要进行区分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现在的MBA教学回归到理性，让整个国人看待MBA的态度回到理性，才能让我们MBA真正的回到社会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否则，现在到了20年，却还存在诸多误区。我们对MBA曾经抱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学校的MBA定位与应有的宗旨背离得非常厉害，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因此，我们最近几年都在不断呼吁MBA改革，不要太过追求数量，而要真正注重质量。

    连线3?让更多企业人参与MBA培养

    丁晖：英特宜家(中国)董事总经理

    对外企来说，如果说给你付工资，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也不是因为你的教育背景，而是因为你所在的这个岗位，以及你的能力。因此，我觉得MBA的学生不能认为自己MBA读了之后就一定能怎样，而更多是要通过MBA教育，去补充你对企业运作的基础理解，包括通过很多案例的研究，让你在模拟环境里面拓展思考面，拓展适应能力。而最关键的，主要还是学员本身的个性、工作经历的积累。

    对MBA教育而言，在录取的时候，学生的工作经验和背景应占重要的权重。而实际上，现在MBA联考让善于考试的、年纪轻的应届学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对MBA的教育而言很难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在MBA教育的案例教学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引入一些来自企业的人进行辅助教学，参与引导讨论，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可以为学院教育提供一些补充。因为案例教学其实往往没有正确答案，但是这里面需要引导的这个人，要有很好的企业运作或相关工作的经验。国外很多教授在企业会兼一些职务，而国内很多老师更多地只是做课题，跟企业有些脱节。

    另外一点，如果有可能，我们的MBA教育最好能够吸收一些跨文化的学生。许多MBA学生进入到外企工作，可以感觉明显的文化差异。比如：一个中国学生进入到瑞典的企业，而瑞典人有自己的特色。如果在一个班级里面，有瑞典人、法国人、美国人，在这个融合过程中你就能体会个人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差异。如果MBA要培养一些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跨出国界走向国际的人才，那么在班级里多一些跨文化的学生和课程探讨，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再有一个，中国的MBA培养机构，应该更多地收集一些本土案例，用一些中国本土的实际案例进行讨论。实际上，这些本土案例也容易请到当事企业家，专门进行案例的探讨辅导，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管理

    作为中国MBA教育的后起之秀，长江商学院的思考是——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商学院未来将面临“路线斗争”：从美，还是从欧？同时面临“实力问题”：本土能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上课”？

    二十年，他们将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中国商学院的新20年 更独立？更本土？

    中国内地的MBA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内地的MBA教育，基本上就是照搬美国式的MBA，包括课程的设计、教材的引进等，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案例，基本上是直接照搬美国模式，部分有条件的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还会引进一些国外教授直接授课。这是中国MBA教育体系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MBA教育全盘西化时期，主要特点是从内容和形式都照搬美国的MBA教育模式。

    第二阶段开始，则更多注意一些中国本土的特色，更多会强调中国案例，然后尝试进行一些中国模式的提炼。随着在案例选择方面逐步本土化以后，到某一天还有可能在理论上实现一些创新，更多围绕着中国式管理做文章。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式管理，但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最多在一个案例研讨的阶段。因此，第二阶段是MBA教育逐渐本土化的阶段。

    让商学院靠“商”，而非靠“学”

    这20周年经历了这两个阶段，有可能接下来往第三阶段走。而第三阶段的可能性有几种：一种可能，就是更多向欧洲的MBA教育模式靠拢。欧洲MBA教育的特色是独立商学院比较多，而美国的商学院则大多数是附属于综合型大学。从形式上看，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属于这种类型的独立商学院。虽然根据国家政策，名义上挂靠在某个大学，但并没有实质性关联。这种方式可能在未来的中国MBA教育上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欧洲的独立商学院与美国商学院的不同之处，并不是简单的是不是独立，而是在很多具体的做法上有所不同。

    比如说：欧洲的商学院运用的理念和模式，和美国商学院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更加注重和企业的联系。美国的商学院总体而言还只是综合性大学的一个学科，所以它需要证明自己，要在各个学科证明我这个学科也是有很强学术底蕴、有很强的科学性。追求科学性之后，就要和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去比。比什么？比研究方法：统计方法、数学模型等等。如果不能在方法论上赶上其他的学院或者其他学科的话，那么在整个大学里面都可能低人一等，别人会觉得你们好像就是一种职业学校，没有地位。“科学”这个词，是一直套在美国商学院头上的紧箍咒，稍微要做一点自由的东西，这个紧箍咒问题就来了，就会担心被别人批评说你只是在讲故事，在做一些低层次非科学性研究。这样的结果是，许多美国商学院需要在一个翘翘板上做艰难的平衡：平衡应用性与科学性的关系。一个教授，既要在课堂上能够为学生创造价值，让学生觉你讲的东西在实际商场上是可以被运用的，另外他还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上，而很多时候其实科学研究往往和实践是脱节的，这两个之间很难平衡。

    欧洲商学院则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一些，因为是独立的，没有必要跟别的学科之间去竞争，非要去证明我也很科学，所以他的做法就可以百花齐放，然后他们和企业之间的结合就更加紧密。像欧洲瑞士的IMD(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就是完全从用人机构的需要来设计整个的课程。整个课程一年半，大概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培训，而且是针对某些公司的特定需求来设计的一个大培训。实习项目可以贯穿始终，反而是整个课程的一个主线，于是学员会围绕着一个公司来实习，或者围绕着三四个公司设计课程。课程是围绕着项目来做的，而不是实习项目围绕着课程。

    IMD的教授构成和美国商学院的教授构成也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你看他的学术成就未必很高，但是他已经在他的体系下很熟练了，和一些公司有非常深入的关系，然后不断带着学生在这个公司里面做项目，他对这几个公司长期跟踪，然后长期反复带着学生给他们做项目，能够挖掘的深度已经很深了。所以这种模式下，你如果还要求教授按照美国式的研究方法发那种文章肯定很难的。

    应该说，这种模式中国现在还没有商学院能够做到。因此，第三阶段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跨出几步，但难度很大。因为这要求把整个模式加以改变，而且这个心态也要改变，要把原来以研究为主导的框架打破。中国的商学院绝大部分刚刚把自己的思路转过来，转成那种以美国式研究为根基的模式，如果突然又要他们马上转成那种更灵活、更难以把握的欧洲模式，大多数商学院是很难做到的。这就要看谁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走出这一步，因为这意味着要抛弃很多原有的东西。即便是在长江商学院，对此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没有真正去讨论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让MBA教育从“洋”变“土”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再延伸。

    比如：可能将中国式的内容提高到一个压倒性的地位。现在只是中西方的一个结合：框架是西方的，内容有一些是中式的。到第三阶段，可能逐渐会出现一些从理论到案例都是主打中国式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式的公司治理、中国式的商业创新等等。如果说一个商学院能够在这方面积累一定内容的话，就可以变成它在世界范围内一个主打的内容。这其实是我们长江商学院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商业知识的领导者。就MBA领域来说，2009年开始，我们专门推出了中国模块，这个模块是两周时间所有的课都是主打中国的内容，总共大概有10门课左右。

    这个模块推出之后，大家的反响很不错。因为把中国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大家耳目一新，而且放在一起后产生一种规模效应，原来可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课里面。当然，一个MBA项目全部做成以中国内容为主，现在也做不到，只是说从原来的90%都是讲国外案例、讲国外理论，现在慢慢变成案例可能四六开。理论仍主要是国外的，但我们想通过中国模块能够慢慢建立一些中国式的理论出来。如果开始能有20%是中国式的理论，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慢慢地往前走。总之，增加本土元素，培养出来的学员可能会更适合本土企业的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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