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读

1936年12月12日，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发动了“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不抵抗”命令下，纷纷退入关内，短短三个多月，日军侵占东北全境。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和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

各地学生和华侨分别以请愿、游行、致电、募捐等形式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支持广大爱国官兵的斗争。然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对日本采取绝对“不抵抗”，招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表明共产党想抗日救国的决心。

反观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仍在1935年9月26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率东北军入陕甘地区，联合西北军“围剿”陕甘地区的红军。集中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寇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造成国土大片沦陷，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在“剿共”战场接连失败后，张学良、杨虎城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能救亡图存，遂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联系。中国共产党也为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做了大量工作。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1936年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副主席的周恩来还有李克农等人在延安城正式约见张学良与之商量联合抗日。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936年12月，在剿共战场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亲临西北督促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继续“安内”。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

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致此西安事变以蒋介石妥协落幕。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资料来源：

《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中国近现代史》

组稿：成向阳

编辑：宋 祺

海报：石玉婷

校对：李林平

审核：罗鉴益付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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