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到2022年6月期间，马红旗团队在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统计科学研究所联合在浙江、云南、山西等地开展了关于“生态振兴”的实地调研，试图探索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本质规律及基本路径，综合成果发表于国际生态经济领域权威期刊《Ecological Economics》，阶段性成果发表于《Economic Letters》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高水平期刊。

系列成果是马红旗副教授团队在浙江、云南、山西等地调查的结果上完成的。研究成果显示，“生态要素”是我国乡村地区最突出的资源禀赋，发展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系列短期合约的驯化下完成资本化的，它们在追逐短期资产上表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这使得具有长期资产性质的生态资源在产业化方面面临种种困难。那么，在市场亲短期合约而厌恶长期合约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这只手应该如何创造制度供给来对其进行矫正和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受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市场经济萌芽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实施嫁接转换的启发，团队基于中国现实状况探索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本质规律及基本路径，用以为我国的生态振兴提供决策依据。

研究成果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由城市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使得资本、劳动和土地三大传统要素迅速在城市部门聚集并实现资本化，由于流动性是三大传统要素的一个显著特征，于是乡村三大传统要素也只有流转到城市部门才能实现资本化，这也恰恰是乡村产业衰败的重要根源。自党的十九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来，以“山水田林湖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态要素”开始逐步走进理论界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流动性是“生态要素”与传统三大要素最本质的区别，这显然决定了“生态要素”的资本化不必通过流入城市部门才得以实现。从另一个层面讲，乡村“生态要素”的资本化将是驱动其它生产要素下乡的重要力量，也是未来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难点在于，政府这只手该如何为“亲短期合约而厌恶长期合约”的制度环境提供长期合约的制度供给？进而更好地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经济转型的本质是短期生产合约向长期生产合约的转变，乡村地区由传统的温饱型农业向康养型农业的转型自然也不例外，亟需长期合约的制度供给。从我国先行乡村地区（如浙江）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实践经验中得知，地方政府为生态资源“贴标签”或“授牌”式的一套在制度供给逻辑俨然在促成一系列生产要素与生态资源之间形成了长期生产合约，这套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如何让生态资源这样的长期资产与长期合约匹配起来。比如在生态品牌建设中，浙江经验更倾向于如何构造政府信用体系来规制“品”，我们知道，在品牌二字中，“牌”只是一种短期生产合约，而“品”才是真正的长期生产合约。这一经验也正好解答了，为何浙江在乡村振兴中倾向于“要政策”，而中西部地区更倾向于“要补贴”，显然后者还停留在被短期合约驯化的制度窠臼中。浙江经验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嫁接转换的办法来启蒙市场力量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日本经验也有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推出的专利保护制度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子。

[1]Hongqi Ma Jingxian Zou ,“Impacts of official high-standard scenic spots on environment and growth”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2,07.

[2]Zhanyu, Hongqi and Guangjun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Energy to Control for Unobserved Utilization” [J], Economics Letters, 2021, 209.

[3]Hongqi. Ma, Qiang He, Hongbing Li, “How does urban air pollution affect China’s inbound tour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08.

内容转自院网新闻相关研究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