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战争离我们有多远？——关于战争的起源、可能性与新范式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2-28 21:12 浏览量: 2203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19日，根据学术论文《结构极化、国家主义与极端冲突：最后的出清是以什么方式》改编。

全文9640字，阅读时间约15分钟，请耐心阅读如果沿着历史的航道如此行驶下去，在未知的水域里我们会触到什么样的礁石？不确定的世界迷雾里，如果一些极端的事情发生，也无需太过惊讶。一如，四年前我们想不到特朗普当选；两年前，我们想不到特朗普会挑起贸易战的烽火；最近一年，我们想不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如此陡然直下，在违反坚持了四十年中美协议的同时，甚至开始挑起危险的种族主义浪潮；最近一年，我们也想不到自由安全著称的东方之珠，街头挤满了正常生活里斯文文明如今暴戾狂躁的年轻人；以及新的一年，大疫情之下，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经济大停摆的同时，各国之间面对病毒不是并肩作战、同仇敌忾，而是双方指责、彼此甩锅。如三十年前一位伟人说的，“国外大气候，国内小气候”，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加速变化。中美关系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陷入恶化的紧缩循环。有些历史的航道的确绕不过去，比如老大与老二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比如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冲突；再具体一点的，比如特朗普的选票和连任，以及更加无法逃避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必须统一，而且必然统一”。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有些窗口也在一点一点的关闭。上帝关上了所有的门，但打开了一扇窗户——国家的“命运之窗”。在历史的关口面前，实际上没有“十字路口”，只有“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或者只有一面“南墙”。何以至此？或者不过是危言耸听？如果理解了必然性，也就没那么大的惊奇和焦虑。我在两年前的报告《全球化的黄昏与帝国的背影》里已经提到过一个观点：战争不过是人类利益平衡的最极端的方式之一，它的出现是因为其它温和的、理性的方式，比如联盟、合作、贸易、外交等已经失灵。战争是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后的爆发式出清。在大拐点面前，历史的航道往往充满宿命论的味道。茨威格在描写一战的欧洲人时，不禁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感叹“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迈克尔曼记录了一战前夕的阴云密布，“欧洲的灯正在熄灭”，“事态像石头滑落一样失去控制”；俄国内务大臣像发出人类命运的咒语一样喊到：“我们在劫难逃”。而在此之前，是一个多么欣欣向荣的欧洲（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电气革命，全球化，城市化，资本主义，中产阶层和自由市场，近半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和平时代。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一战，以及后来更大的二战。战争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成本收益比较、博弈论和政治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战争的可能性及演进过程的经济学分支（经济学帝国主义）。战争是资金超级密集型的，“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尤其是现代战争，一枚导弹一亿美元左右。因此战争的背后，还要看一国经济的可持续能力、健康状况，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这个经济体的产出能否支撑一次或小型或大型规模的战争。如果在战争经济学的理性计算范围内，一切还处于可控状态。最可怕的是国家之间失去理性，意识形态极化，民族主义亢奋，内部政治因为阶层冲突导致激进派上台。此时，战争就不是能用成本-收益的经济学方法计算的了。而在终极武器的恐怖威慑之下，上帝留给人类用战争解决矛盾的机会，可能就只有一次。目录一、战争的起因：国家、民族与文明的冲突二、核威慑、恐怖平衡与大国政治的悲剧三、超级债务周期、危机与战争：扭曲的结构与新范式

一、战争的起因：国家、民族与文明的冲突如果战争史存在着分水岭，可以认为有两个大的转折：一个是火药的普遍使用，推动历史从冷兵器时代转为热兵器时代；另一个是核武器的发明，通过核威慑重塑了新的国际关系，缔造了脆弱而又稳固的和平（恐怖平衡）。其它的转折，比如青铜兵器取代石器，铁器取代青铜，等等虽然也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铁制兵器为普通人参战以及大兵团步兵作战成为可能，之前的青铜时代战争主要是贵族人的游戏），但是并不足以构成历史分水岭。战争与国家密切相关，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从国家的起源来看，组织大规模战争，与兴修水利、组织大型祭祀活动等其他因素一样，是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战争也塑造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郡县制、职业官僚、律法体系、垂直管理、央地科层组织、大兵团军队管理等，起初都是为动员战争而构建的。在战争的火炉里，不仅仅是个人，国家能力也被淬炼而出。为组织战争而进行变革的国家，率先从原始的部落制、家族制，演变为治理效率和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秦国的商鞅变法及后来的种种变革，都是为了提升国家能力。原本是为战争服务的国家机器，却在战争的火炉里淬炼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国家发动统一战争，从经济学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企业间的兼并——国家的规模大了可以降低统治和交易成本，这也涉及到国家的最优规模理论。试想，现在的各省是各个国家，每个省都要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同时每次跨省都要签证，过关，检验检疫，这需要增加多少交易成本。何况还没将国家间的冲突计算在内——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现代国家间的战争比较复杂。一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国际秩序建立需要再平衡。战争是再平衡的一种手段。如果国家力量悬殊，而且彼此都知道这种悬殊，一般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结果都已注定，此时就会根据双方都知道的结果寻求协议。战争往往发生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后，一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国际政治也不是那么简单，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之下，往往不是理性的计算：国家因追求安全而发动战争，但恰恰是战争破坏了这种安全。这是一种危险的“囚徒困境”，它预示着一种不祥的人类终极命运。内战也与国家有关，事关统一大业，央地矛盾和地方自治。往往是内部政治权力的再平衡，当因为党争等内部斗争出现权力真空和政治失序时，军政府作为枪杆子——最基本的政治手段——就需要登上政治舞台。我在以前的报告中提到过，钱袋子，笔杆子和枪杆子，是建立政治社会秩序三种方式。枪杆子往往是最后也是最终极的手段。在政治衰败的国家，权力更替往往不是靠选举、协议等温和手段，而是军政府轮流上台。这样的案例，南美国家在不久的过去发生过多次。国家当然不是战争的条件——既非充分条件，又非必要条件，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国家。从常识来看，似乎君主制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雅典和古罗马共和时代，都不是君主专制，也长期陷入战争。一二战期间，大部分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从严格意义上，发动战争的德国也是民主国家，只不过是异化为民粹的极端形式——纳粹，法西斯主义。从我个人粗浅的研究来看，古罗马从军事民主制，到共和制，到“普林斯”，再到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演变，战争起到很大的作用。吉本等史学家认为，古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制衡之处主要体现在执政官的任期上，一年一换，而且有多个执政官“多头执政”。年度轮换的机制设计降低了分散化的权力收缩走向专制的风险，但是不利于统一指挥作战（虽然也有类似的“紧急状态法”，但执政官的年度换届雷基本打不动）。如果说在罗马建国和开拓疆土的早期，军事民主制可以充分动员罗马公民（主要是自耕农，很多罗马名将来自农民，跟秦国的名将出身有点类似），但是随着战争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增加，尤其是三次布匿战争，导致古罗马的权力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拥有军事指挥权的执政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的权力越来越小。最终，几百年后带领军队南征北战的凯撒大帝逐渐独揽大权，然后是三巨头时代的纷争，基本都可以看作是军事统帅对政治权力的侵蚀，直到最后演化为废除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君主制。罗马共和国也随之演变为帝国。

不同政治体制国家数目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战争与国家互相成就。战争塑造了一个具有超级动员能力的国家，战争的残酷性消解了血缘和体制冗余，让最有能力的人站在舞台的中央，因为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国家主义的泛滥，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秩序格局发生变化，又需要战争作为最纯粹最原始的一种再平衡手段。国家使得大规模战争成为可能，尤其是大国之间，幸运的话建立和平协议，比如二战后的雅尔塔协定，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等，将敏感问题暂时搁置，短暂建立起良好的大国关系。而不幸的话，大国之间会持续对抗，各种冷战和局部代理人战争（美苏间的阿富汗战争，古巴危机等）。大国政治的悲剧，恰恰就在于此。既然国家起源的主要力量之一是组织战争，也就说明国家的基因里面本身就存在战争的成分。然而，国家的起源还有别的原因，比如组织大型水利和祭祀活动，所以单纯的国家主义还不足以挑起战争。迈克尔曼认为，有两种危险的现象一旦与国家结合在一起，战争的概率就会大幅攀升：一是民族主义，形成强烈的民族优劣和敌我意识，国家主义就会变得更加炽热；另一个是内部的阶层冲突，导致正常的政治秩序失序，激进主义分子掌握了核心权力，很可能在某个氛围的熏陶下做出疯狂的举动。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更加深刻的冲突模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文明（亨廷顿列举了七种文明模式），只有组织成国家体系才能完成一系列目标。以文明形成的国家，就像民族国家一样，也会将文明之间的冲突通过国家之间的战争来释放。当然，文明的圈层和范畴要比国家大，同一个文明的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形成文明圈。这样，文明的冲突就会以国家文明圈之间的对抗表现出来。伊斯兰文明圈正在通过指数级的人口增长率，侵蚀欧洲的基督文明圈，当这个人口数目对比达到一定阈值，会不会爆发两大文明圈之间的冲突，或者已经正在发生？

不同文明的冲突程度国家傲慢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民族主义是傲慢的源头之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之间的傲慢、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过去欧洲连年大战，跟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而内部的阶层冲突，则会导致激进派登上政治的舞台，并逐渐掌握权力。他们会在广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诉说着本民族的骄傲和神圣，以及与外敌拼死抗争的决心。与此同时军国主义也会跟着泛滥，历史的航道将毫无抵抗的转向战争。此时，所有的贸易主义和外交主和派将被视为投降主义、绥靖主义，甚至是卖国贼。理性的精英们在群情激昂的民族主义狂欢中黯然退场，剩下的只有将国家推入战争深渊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对具体的某个政治家来说，为了扩大权力边界和拉长任期，挑起战争或者制造假想敌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通过制造战争的“紧张空气”来换取公民的权力让渡，通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扩大权力范围，这不得不说对政治家是一种终极的诱惑。虽然大部分理性的政治家或领导人不会选择战争这种疯狂的形式，或者说选择这种all in式的赌博，但不排除某个特殊的激进的个人政治家会在某种环境下，或者在自身特有的性格和偏好的驱使下，一点点按下战争的按钮。因为对国家机器和政客来说，战争不过是权力斗争、选票争夺以及建立“不世伟业”的一种手段或豪赌。至于战争中付出的筹码，成千上万人的生灵涂炭，对高高在上、远离战火的政治家来说，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胜利会带来个人的极大收益，失败当然会很痛苦，但如果幸运也不会太差，由全民一起负担，而且即使这样的失败，也可能会被包装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壮的、英雄的故事。二、核威慑、恐怖平衡与大国政治的悲剧如果战争史存在着分水岭，可以认为有两个大的转折：一个是火药的普遍使用，推动历史从冷兵器时代转为热兵器时代；另一个是核武器的发明，通过核威慑重塑了新的国际关系，缔造了脆弱而又稳固的和平（恐怖平衡）。其它的转折，比如青铜兵器取代石器，铁器取代青铜，等等虽然也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铁制兵器为普通人参战以及大兵团步兵作战成为可能，之前的青铜时代战争主要是贵族人的游戏），但是并不足以构成历史分水岭。冷热兵器的差异则不一样，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阶段。热兵器国家对冷兵器国家的战争，严格意义上不叫战争，而是征服、惩罚和侵略。按照经济学的理性计算，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和国家是理性的，两个文明阶段差距比较大的国家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冷热兵器的较量结局早已注定。两个差异巨大的文明之间发生战争，除了文明共同体固有的倔强而宁死不屈抵御外部同化外，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低等文明没有获知完全的信息（睁眼看世界），而是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错误的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世界最先进的（盲目自信与傲慢）。在这种错误的信息和认知结构下，就必须先通过战争获取正确的信息（代价太大），然后再按照战争的结果校准自己的信息集和认知，否则落后文明和先进文明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就必须先有战争这种惨烈的方式，然后才有协议和外交。然而，无论怎样，落后文明总要付出代价，然后才有追赶、进步和文明间差异的收敛。核武器的出现引发了全球秩序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一切显得极为吊诡：作为死神一样的核武器，却在巧妙的守护着人类的和平。核武器发明之后，人类真正开启了“向死而生”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在核威慑的恐怖平衡下，大规模战争的历史终结了。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曼和谢林的研究结论。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就可以得到这种在核威慑下双方都选择和平的均衡解。然而这个解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都有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是一方受到核攻击之后，另一方具有还手的机会。如果有一方不具备还击能力，那么两个核大国就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这样，世界就极度危险了！

全球核武器库存国家间分布历史上，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只出现过一次，就是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广岛投放的两颗原子弹。这次核打击所造成的灾难影像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历史记忆，让人们谈虎变色。人们真实的认识到原子弹的灾难性后果——陷入核战争泥潭不再是过去你死我活的战争模式，而是同归于尽！一次中型规模的核战争都足以使地球毁灭，因此这已经不再是单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的共同命运。面对这样的共同问题，世界各国企图围绕核武器建立新的协议——比如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公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3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虽然这些条约对拥核国家的约束似乎不大，但世界在核武器的恐怖威慑下实现了近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然而最近几年，全球政经格局大变化，特朗普在美国民粹思潮中上台，中美关系开始持续恶化。虽然现在冲突还只限于经贸和科技领域，但是最近新冠疫情的爆发，叠加美国大选之年，新一代外交官的鹰派言行，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当前来看正在突破经贸、科技等温和领域，加速向意识形态、政治、军事等极端领域演进：围剿华为，中断科技交流；病毒甩锅，掀起对华仇恨；南海游弋，触动台海神经......等等。局势就像现在的经济一样，陡然急转直下。

美国对中国的反感程度前所未有同时，在核武器重构的国际秩序中，一个新的对立也在显现，即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对立。2017年7月，120多个无核国家在联合国以12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核武器的公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此类型的公约，该公约旨在禁止并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核武器。当然，拥核大国一个都未参加，第一核大国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事实表明，无核国家的这个禁止核武器公约对约束拥核大国基本没有用处。这也说明了，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是由大国权力的结构决定的。而在大国之中，全球第一经济体美国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新兴国家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关系，又起着决定性力量。不幸的是，政治学家普遍预言，大国政治是“悲剧式”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大型国家的悲剧。相比之下，小规模的国家由于缺乏对外战争的资本，往往是谦卑、开放和自由的，不具备侵略性和威胁性。在当前的国际文明秩序下，反而实现了持续的和平稳定，不会发生像大国一样的悲剧。比如新加坡、瑞士等小而美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暴力争斗往往发生在高大强壮的人身上，当然悲剧也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相比之下，身体弱小的人则很少发生这样的悲剧。因为他根本就缺乏武力争斗的资本，从而迫使他远离这样的是非圈（弱小者也常常受欺负，但一般不会发生大悲剧）。米尔斯.海默用“两极、多极”，“均衡、非均衡”排列组合构建了一个国际秩序状态矩阵，他认为均衡的两极和多极世界都较为稳定，不会发生大的冲突；最不稳定的是非均衡的多极，其次是非均衡的两极。然而，他认为非均衡的两极很难出现，因为势力占优的大国会压制势力处于相对劣势的大国，从而改变这个两极格局。

非均衡的两极非常不稳定个人认为，非均衡的两极一般会出现在原有大国逐渐衰落，新兴大国崛起的时期。如果这两个大国又不是一个民族或文明圈（美英帝国交接时期也发生过摩擦，但两国同属一个民族和文明圈，所以没有大的冲突），发生大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在新旧工业革命的转换时期，往往容易形成这种新旧力量格局的变化，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转换很容易造成政治摩擦，甚至是引发战争。因为：1）上一轮工业革命的末端，往往伴随着旧产能和债务的过度积累，全球需求严重不足，主要工业国家需要在全球争夺市场输出过剩产能，当增量市场（殖民地）耗尽的时候，国家间就要发生冲突。2）新的工业革命往往发生在新的国家，当新生力量崛起，对在上一轮工业革命中称霸的国家将产生威胁；旧周期的老大，跟现在虽是老二，但很可能是新周期的潜在老大之间，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大国之间必有一战。

图源：新浪这是当前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围堵绞杀华为，阻止中国企业主导5G革命的主要原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非常有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因为现在的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更需要一个大国关系紧张的环境，否则有可能失去连任以及被清算。不妨将特朗普和以前的美国总统做对比，看看他玩世不恭的言谈举止和没有规矩、充满赌性的商人气质，以及排除异己和任人唯亲（女儿、女婿）的作风，如有一天在各种局势的推动下，他下一个更大的赌注甚至是“ALL in”——发动战争，其实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惊奇。尤其是在二战后保持和平稳定的全球秩序失序，处于权力真空的“治理断裂带”的时候。三、超级债务周期、危机与战争：扭曲的结构与新范式战争经济学需要一种新的周期理论，以讨论经济和金融周期的变异带来的社会结构极化所引发的战争风险。很显然，人类战争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峰中冲突和战争是第一主题，波谷中和平与发展是第一主题。有诸多的研究认为，战争周期与气候、太阳黑子、人口数量（马尔萨斯陷阱）、技术周期等有关系。

逃不开的战争周期？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论断，除了气候、太阳黑子、康波（技术周期）等，战争或国际冲突的周期变化，与长债务周期有着重大的关联（达里奥的新范式）——虽然这种关联有时很明显，直接相关，有时不明显，需要一系列中间的传导渠道。众所周知，德国发动二战，直接的起因之一就是不可能偿还的债务。最早的债券——国家公债的发明，主要是为战争融资设计的。战争与债务及金融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和复杂的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就是一场昂贵的豪赌，或者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强制杠杆收购，因为背后是密集的债务和赤字。现代战争，角力的不仅是军事和科技，还有财政和金融。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了国家金融能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他发现在战争时期，金融市场发达，能够大规模发行债务为战争融资的国家，比那些金融系统落后，只能靠征税和征用公众财产的国家更能占据战场的主动，也更容易获得最后的胜利。原因其实很简单，金融本质上是一种动用未来资源的能力，一个金融发达的国家可以用“今天+明天”的资源，集中攻击只能动员眼前资源的国家，力量对比之下结果就可想而知。当然，战争是复杂的，为战争融资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战争与债务的关系又极为微妙：一方面，战争需要债务并制造大量的赤字，另一方面，债务的极大不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紧张，也可能会引发战争。达里奥的新范式就探讨过超级债务周期激烈去杠杆可能引发的国际关系紧张和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通过负债扩大国家和军事实力自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就进入了另一种范式：危机与后危机经济，或者是超级债务型经济。“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国家货币危机—中国防风险攻坚战—2018全球金融市场大波动—……”，全球一直在大大小小的危机中，股灾、汇灾、债灾等各种市场大波动中，步履蹒跚、踯躅前行。可以说，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只要政府（主要是指央行）稍微有点松懈，市场就会陷入或大或小的危机（或波动）之中。这种常态的可怕之处是，市场变得越来越脆弱，政府干预，货币政策大放水，财政政策赤字化，赤字货币化，这几个环节构成一个闭环，自我扩张，政府财政部门和央行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债务利维坦”。而市场的边界，则不断被压缩，除了政策的挤出效应，需求不足导致市场中也越来越缺乏赚钱效应。于是，自由主义日益衰落，全球化加速退潮，通过市场贸易和外交等温和方式解决国际矛盾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极右与东方的左转。

金融资本主义成为统治性力量，全球化开始退潮这一切，并不是偶然，而是“运数”，也就是所谓的国运和政治经济周期，一切皆有定数。只不过这个周期已经从总量，转移到结构——结构的极化危机，正在让支撑经济和金融总量的基础变得越来越羸弱。我在《历史进入马克思时间》中有过论述：财富结构的极化通过选票机制传导并引致政治结构的极化，政治的极化又导致特朗普现象和国家主义的泛滥。而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泛滥、积聚、发酵，往往是战争前普遍的征兆。年轻的历史学家赫拉利说，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行为，也不要低估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国际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迁的时期，双方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又无法获知对方实力的准确数据，从而在这些数据基础上采取理性的博弈策略的时候，战争可能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谁也不服谁的大国关系中，战争成为获取真实准确信息的唯一手段。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报告中强调的“范式”的变迁（与达里奥的新范式有区别）：在市场不稳定和危机，与政府维稳与反危机的对立和博弈中，也就是无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博弈中，经济周期呈现出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最终的风险会在何处出清。或者说，一切变复杂了，这个复杂性体现在：1，原先作为外生冲击的政策变量内生化了，这样方程组里又多了一个变量，但政府或者央行的政策规则还没完全形成（过去是简单的泰勒规则），导致均衡解或者均衡附件的线性近似解也很难找到。2，政策层的时间不一致性，这更增加了探寻博弈均衡路径的难度，因为政策层必须创造一种不确定性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效果，否则在理性预期下“卢卡斯难题”无法解决（比如美联储的牌都被市场看透，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效）。3，在新范式下，由于经济和货币利维坦（被赋予经济政策权力的政治家集团）的强力干预和扰动，经济周期内在的风险出清开始外溢，将总量风险异化为结构风险（传统金融危机的本义是通过总量出清校准极化的结构，即降低贫富分化等），而结构极化的风险又通过一系列机制（比如选票政治）传导到政治甚至是战争领域，造成原本为外生变量的因素作为因变量“反噬”经济周期。比如，中美贸易战，比如新冠疫情（无论是人为制造还是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引致），他们真的都是偶然的，外生的，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无关吗？新范式是对经典经济和金融周期及风险模型的扩张、深化和复杂化，因为外生变量的内生化让经典的模型不堪重负。而不断增加嵌套的周期（比如政治周期、战争周期等），又让我们越来越难从经济周期与资产配置中找到相对简单而又稳定的映射关系。新范式是针对波动和危机的，而且更加关注结构而非总量——大部分学者没有意识到虽然总量坍塌被硬撑住了，但结构危机长期在不断的恶化，只不过短期内没有影响到精英阶层和权力阶层。总量繁荣一直在遮掩结构危机，新范式关注的核心是结构的极化及其后果：经济持续处于危机状态，国家的金融能力越来越强大，这样就会制造一个新的“诺斯悖论”：为反危机提高了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提高，国家主义的泛滥，则可能制造更大的危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疫情爆发，超级债务又是新一轮扩张，本已极化的结构将更加极化，阶层间，政党间，国家间，民族间，国家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文明圈层间，甚至是核酸检测的阴性群体和阳性群体之间，群体免疫和非免疫人群间，隔阂和对立从未像现在这么严重。而特朗普这种异类的总统及其政治家集团，只不过是极化的结构通过选票政治在世界权力幕布上的映射。对他个人或者背后的利益集团来说，必须挑起对立、冲突，甚至是战争，才能转嫁矛盾和赢得选票。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整个人类文明。不幸的是，这是美国人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