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纪念冯友兰先生

主题展

2018年10月15日—11月15日，为了响应清华大学关于展开“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活动号召，清华经管学院联合清华大学校史馆组织“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纪念冯友兰先生”主题展览。回顾冯友兰先生的一生，无论是广为人知的“人生四境界说”，还是“旧邦新命”的思想，都能给予我们许多启迪。

一生的总结

冯友兰晚年曾亲笔写下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出自《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而这两句话正是他自己的座右铭。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中，冯友兰对此作过解释：“‘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下联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故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中庸，而中庸也是冯友兰所追求的思想境界。在他看来，就现在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儒家所讲的“中庸”不是折衷或虚以委蛇，而是强调不偏不倚，“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儒家的辩证法”，冯友兰正是将儒家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当作是这种辩证法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旧邦新命”和“中庸之道”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

1990年3月，冯友兰为自己预拟了95岁的寿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指的是冯友兰三部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84岁高龄的冯友兰用11年时间来完成的，也是“文革”结束后，重获自由的他对中国年哲学的重新思考。“六书”，即冯友兰哲学著作“贞元六书”，又名“贞元之际所著书”，包括了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所著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篇。书名取“贞下起元”之意，强调抗战时期即为中华民族复兴之际，旨在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反思。“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十个字，确实非常精炼地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生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在著名学者汤一介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预备召开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也定在12月4日当天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然而，就在研讨会开幕前的第七天，冯友兰溘然长逝。最终的寿宴变成了葬礼，“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也成了一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追悼会。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写过几种中国哲学史，但最为人熟知的恐怕要属不是很厚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他194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用英文写的，其目的本来是为了使西方读者能了解中国哲学，后来才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以及中文的译本。事实上，在它出版后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就此，李慎之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说：“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这样一本书不仅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更加难得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眼中，它也是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然而，相比于大部头洋洋几百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本书可谓是“短小精悍”，正如冯友兰自己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在择其精要的基础上，冯友兰按当时他已形成的“新理学”哲学体系重新编写本书，所以，绝不是此前所著上下两册《中国哲学史》或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缩写版。

在《中国哲学简史》之前，令冯友兰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是他最初写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成书于他在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没有采取“信古”或“疑古”的态度，而是以“释古”的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大段落，叙述了中国人的思想源流，极大地弥补了此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空缺。虽然，在他之前，胡适已经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于1919年出版。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仅写到先秦时期并不完整，而且，用的是“汉学”的方法，重考据。作为当时列入“清华丛书”审定人的陈寅恪对该书有很高的评价，说道：“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这种在哲学史研究上的精深造诣支撑着后来冯友兰以自己“新理学”来“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地编写《中国哲学简史》。

人生四境界

冯友兰与清华有着不解的情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冯友兰，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尤其对胡适和梁漱溟两位先生所展开的东西方文化大辩论印象深刻。此后，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1923年，冯友兰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最终与1928年来到清华，而这开启了他与清华二十四年的不解之缘。1930年，当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要聘他为校长时，冯友兰已“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的理由，可见清华在他眼中的分量有多重。尽管冯友兰后来一直被当作北大教授，但是，他自己曾说，在清华的岁月是他的人生最幸福的时期。冯友兰的女儿，文学家宗璞曾这样写道：“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我父亲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不仅如此，冯友兰广为传颂且被选入中学课本的“人生四境界”之说也正是抗战期间与清华共患难，在西南联大的讲坛讲授的。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为了给身处战乱的学子带来精神的升华和无穷的享受，冯友兰在国难中形成了这个最精彩、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也是他终生抱定，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政治高压下也没有真正放弃过的安身立命之说。

当年有幸亲耳聆听冯友兰境界说课程的学生郑敏，回忆了当年的情景，记述了冯友兰来课堂讲课进教室前的一个情景。时间约在1942年，郑敏跟在冯友兰后面一起去教室上“人生哲学”的课程，恰巧碰到了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金岳霖。金岳霖就打趣地问冯友兰：“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随后，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冯友兰认为，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何在？二是人生之意义何在？他根据自己的哲学理论，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从而引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在《人生的境界》中，他写道：“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冯友兰的境界说是在深刻领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真谛基础上，借鉴西方伦理学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风格的现代人生哲学。无论是对于当时身处战火之中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当下这个纷繁复杂世界中躁动的人们来说，都能带来一种心灵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