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之“红色金融”系列之十——打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金融后盾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1-08-23 17:51 浏览量: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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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ZHUWOMEN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就指出敌人正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失败：“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应对的办法则是：“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01

人民币“维稳”破解信用危机

建国初期的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到1949年11月，全国由财政供应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已经突破900万，由于战争尚未结束，财政支出有增无减。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1949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03亿斤粮食，但财政支出达567亿斤，赤字264亿斤，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就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早在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由于物价上涨压力过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然而，陈云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如果压缩赤字，减少货币发行，无异于自缚手脚，反而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则可以促进生产恢复，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中央最终采纳了陈云的观点。早年国民党也曾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以期弥补财政赤字，实现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惨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新政权却在近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标本兼治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土改红利”为人民币币值稳定提供了充足物资保障。人民币摆脱了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或外汇的依赖，以实际物资作为货币的信用来源。1946年以后，被抗日战争所打断的土地革命再度兴起，新政权在全国推行土改，让占总人口88%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回归传统小农经济，形成了面大量广的多元化的实体经济。新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农村组织体系， 动员民众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增加农副业生产，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出的粮棉等实物产品足以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需，为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基础。第二，“军事政治权威”为人民币维稳提供了有力手段。对沈阳、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资本集中的城市实施“军事管制”，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财产并将其转变为新政权的国家资本；适时采用强硬的军事手段打击针对银元等硬通货的炒作；对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与投机商对决，取缔投机牟利的城市资本。此役的胜利也让民众意识到，站在人民币背后的，不仅有国家政治力量，还有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举国动员基础上的举国物资调度力量。1951-1952年进行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政治运动具有自我整肃性质，抑制了官僚主义、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新生政权滋生的新问题。第三，“三折实组合”为人民币赋予了实物信用。农业税的粮食实物征收和公职人员的折实“配给制”分配体系构成了紧平衡下的财政收支对应关系；银行储蓄对应的折实使得十余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持有货币由负的财富效应转变为了正的财富效应；折实公债也有助于回笼货币、减轻财政压力、抑制通胀。通过政府掌控的折实工资、折实公债和折实储蓄，加上银行发放的实物贷款，实现了城市分配体系、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三大领域中人民币与实物物资的绑定，强化了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的信用，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实物本位调控工具。第四， “海绵社会”特征的广阔农村承担了货币蓄水池的功能。中国农村亿万农户小经济就像海绵一样能够吸纳城市资本导致的巨大“负外部性”。在土地革命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推动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注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对农产品的征收和采购又实现了“货币下乡”，搞活国营工商企业将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有助于回笼货币，鼓励农民参加折实储蓄则有助于货币“沉淀在乡”。据统计，农副产品采购额从1950年的80万亿增加到1952年的129.73万亿，农民净收入从1949年的68.5万亿增加到1952年的127.9万亿，农民购买力提高近80%。到1952年年底，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估算，农民由于储蓄防灾、购置牲口、土地、房屋等需要，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约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增发货币形成的庞大货币流被疏导到广阔乡村，减缓了货币流通速度，有效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在和平年代同样发挥了强大力量。

02

向第二套人民币的顺利过渡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是分两步走的，先实现货币统一，再实现货币稳定。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有面额大、单位价值低的严重通货膨胀痕迹。虽然名义上以“元”为单位，但市面上常见的是以万元标价的商品，日常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经常要以亿，甚至数十、数百亿结算，加上纸张和印刷质量差、版别多等缺陷，给交易结算活动带来极大不便。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的新币来收回当时的人民币，以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额成为当务之急。

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和收回第一套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收回折合比率为第二套的1元等于第一套的1万元。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实质上是一次币制改革，牵动面广，工作量巨大，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主持了此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广设货币兑换点和流动兑换小组，并委托国有企业、供销社、信用合作社兑换旧币，仅用不到10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98.06%的旧币兑换任务，实现了人民币的新旧交替，彻底消除了通货膨胀的残迹。由于准备充分，工作到位，市场丝毫未受干扰。从1955年3月至1962年4月，第二套人民币共发行了11种面值，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券，共15种版别。票面尺幅按面额大小分档次递增，主景图案分别为：汽车、飞机、轮船、拖拉机、火车、水电站、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各民族大团结、工农联盟，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致美观，具有民族风格和较强的时代特征，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为健全新中国货币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处暑,二十四节气之一。节气在每年八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处"是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即将过去,暑气将于这一天结束。

03

建立“大一统”国家银行体制

建国之前，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工作主要是在农村，如何处置前国民党政府在城市里的金融机构，接收和改编旧式金融体系，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新金融体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步伐，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了“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在解放天津、北平和上海之前，相关银行人员在天津郊外的胜芳、北平郊外的良乡和江苏的丹阳分别进行培训，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拟订具体接管步骤，同时研究对外资机构、私营银钱业以及金银、外汇等的管理办法。人行的首要任务是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凡属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直接经营者，属于四大家族及其他大官僚所经营的商业银行如山西裕华银行、亚东商业银行等，一律采用不打乱原有机构、整体没收接管的方法，使之转归全民所有。利用原有银行机构的营业地点和人员办理业务，转变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营业部门。对原官商合办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由人民政府派员监理，继续营业。对官商合办银行的官僚资本，没收后转为公股，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银行。此外，还取消外商银行在华特权，同时，整顿和改造私营金融业。中国人民银行迅速建立了各地的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划，先后建立起总行、区行、分行、支行四级机构。在大行政区设区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分行，县设支行。在城市中，按城市规模和业务需要设立分行或支行，下设办事处、分理处；在农村的集镇设立营业所，办理各种具体业务。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进驻北平后就组织草拟了《国家银行建行计划初步意见》，意见认为，根据今后经济建设的需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的领导下，应设立包括中国人民外汇银行、中国人民实业银行、中国人民合作银行、中国人民储蓄银行等在内的专业银行，专司各种业务。在被接管的国民党政府四行、二局、一库这些官僚资本银行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认为有其特殊性，同其他行局库完全是四大家族主导搞起来的不同，两行都是历史悠久的老牌银行，均有商股和海外机构参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经过改组后要建成国家专业银行，均采取总管理处、分行、支行三级制，分支行受本行总管理处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原有工作人员原则上都予以留任。1949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到北京，定位是要建成面向国外的外汇专业银行；而交通银行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实业银行，这远比另起炉灶新建来得更有效率。截至194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分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设有金融机构1380个，职工8万余人。一个统一且覆盖面广的国家银行机构网已初步形成。对国内的私人资本金融机构，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通过联营、股份赎买、公私合营，于1952年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总管理处。同时，中国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连署办公，交通银行和1949年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则划归财政部管理，至此，整个社会信贷资金全部掌握在人民政权手中，由“一行一部一总”管理的银行体系初步建立。经过1949-1952年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虽然得到根本好转，但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超额完成，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953-1957年期间，银行运用行政手段加强现金管理，大力发展储蓄业务，集中资金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壮大，银行工业贷款增加了2.3倍，利率则下降了20%-50%，在资金管理、成本核算方面认真贯彻增产节约的原则，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建国后三年恢复、五年创业的经济建设中，金融到了中流砥柱、支撑大局的重要作用。在“一五”期间，随着公私合营银行也被纳入人民银行体系，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和现金出纳计划制度的出台，以及商业信用全面取消，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社会唯一的总出纳和总会计，同时行使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中国正式进入“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一大二公三紧”：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为公有制经济服务，货币发行流通以及信用创造是偏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定时期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对于支持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国营经济发展、集中资源进行重点工程建设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大一统”的金融体系效率低、浪费大，人民币被僵化的体制所束缚，难以释放在商品经济中应有的激活需求与驱动投资的效用，而这些缺陷则成为改革开放后启动的金融改革破冰的起点。

04

结语

百年峥嵘岁月，百年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红色金融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畏艰险开拓金融事业的伟大历程，红色金融支撑了建党、建军，支撑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生存、发展、壮大，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经济根基，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新时期的财经工作者应该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的重要指示，从光辉的红色金融史中汲取智慧力量，继承红色金融事业先辈的忠贞信仰和坚定意志，坚守初心，立足本职工作，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05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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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图文｜周彩霞

编辑｜宋雨珂

审核｜任玉

经管院微信号｜NUSTjingjiguanlixueyuan

微信搜索｜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编辑：凌墨

(本文转载自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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