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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交战双方实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较量既体现在军事战场上，也体现于经济战场、民生战场上。纸质货币这种抽象符号的价值依托于发行者货币政策维持的货币购买力，其信用好坏背后对应的是民心的得失。

逐渐丧失民心的国民党币制改革

辛亥革命后，币制的混乱和不统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金融业运营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即着手推进建立统一币制。10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条例》和《中央银行章程》，成立了资本由国库全额拨付的中央银行。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银行开幕式时宣称：“中央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即为国家之银行，中央政府基础巩固、政治之建设，实有赖此。”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明确把统一币制列为中央银行三大目标之首。针对中国银行业长期存在的纸币发行失控、准备金不足的顽症，国民政府于1933年废除银两制，推行银元本位制，确立了由中央造币厂铸发银本位国币的制度。“废两改元”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民国初年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

1935年法币改革的正、负历史效应都是巨大的。此举化解了自晚清以来国际金银比价波动对中国财政金融的冲击，在更合理的水准上确立了中国货币的国际汇率，从理论上说有助于中国工商经济摆脱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为金融业的振兴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安排。国民政府因“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而实力大增；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有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

但与之同时，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银币，为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应对全面抗战对巨额军费的需求，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借助超量发行货币，导致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接收沦陷区，当时国民党法币与沦陷区伪币（中储券）按市场物价换算汇率不超过1比50，黑市的汇率大约是1比80，但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兑换办法是1比200，沦陷区民众的现金积蓄因此缩水四分之三。接收变成“劫收”，老百姓怨声载道。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认为，在“一纸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此后爆发的内战延缓了战后经济恢复，同时产生了更大规模的军费需求，法币发行规模趋于失控状态。发行额到1947年4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

由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发行“金圆券”，以1比300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政府还强制要求民众必须将持有的黄金、白银、外汇都兑换成金圆券。据1948年10月的《大公报》记载，“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已十室九空……日用品等均成奇货。”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规模由预定的20亿元增加到130.3万亿元，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金圆券事实上已成废纸，众多原本的中产阶层也陷入贫困。

1948年后发行的大面额金圆券

1949年7月4日，已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币制改革令和《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又意图恢复银本位币制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圆券5亿可兑换银元券1元，妄图借此苟延残喘，延缓财政金融的崩溃。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白银及各式银元、外汇等早被蒋介石运往台湾，因此本次货币改制中央银行只印刷银元兑换券，而从未铸造新银元，银元券遭到民众拒用。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银元券停用。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国民政府通过垄断法币发行，一次次采用更换币种的手法来掠夺人民的积蓄血汗和血汗钱，全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被掠夺了价值150亿银元以上的财富，也使中国金融趋于崩溃。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银行的货币信用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红色金融事业开创之初，共产党人就知道，要发行货币，建立起信用至关重要，否则人民群众根本不会认可。“要做到币值的稳定，就必须有保证稳定的手段——充足的物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总结出的重要金融规律，党领导下的各苏区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设立银行，发行货币，大多严格遵循了这一规律。

1930年3月，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形成，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东固贫民借贷所、东固平民银行相继组建。1929年8月成立的东固平民银行确定了铜元本位的货币制度，纸币面额有10枚、20枚、50枚、100枚4种，与铜元并行等值流通，并可十足兑换铜元。由于铜元票的购买力会因铜元与银元间的比价波动而受到影响，为了提升和稳固铜元票信用，东固平民银行一方面确保有相当数量的基金做为货币发行的保障，还经常派专人到各店铺、摊贩和油、谷、猪等市场，摸清当日交易的现金、纸币数目，掌握市场交易的货币需求量，以此来指导货币投放数量。由于铜元票可以随时兑付，且信用稳定，受到周边工农群众和商贩的欢迎，到1930年3月扩大为东固银行时，铜元票发行数量已近20万串，流通于整个赣西南赤色区域，各种杂钞花票逐渐被逐出苏区。

在赣东北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方志敏同志提出的“发行纸币要有基金，要有信用，要保持币值稳定”的货币发行原则，将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的货币发行统一纳入政府计划，集中货币发行决策权，设立多处兑换所随时满足群众兑换银元的需要，维护苏维埃银行的信誉和币值物价稳定。

闽西苏区建立初期，金融市场非常混乱。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由闽西工农群众、各级苏维埃地方政府参股，总行设在龙岩，营业范围包括存款、放款、汇兑、买期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铜币，兼营储蓄等。闽西工农银行发行了面额为1元、1角、2角等3种面额的银圆券。银行《章程》规定：“发行纸币，至少必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作为物质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作为保证准备，以保证货币有足够的物资作抵押，从而维护货币币值的稳定。”闽西苏区政府就“纸币流通问题”发布布告通知指出：“闽西工农银行是我们闽西工农群众集股开办的银行。这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是永远十足通用随时可以兑现的”，“闽西工农银行纸票无论什么交易都应一律十足通用，缴纳政府的土地税可尽量用工农银行纸票来缴纳。”政府还积极开展各种深入群众的宣传活动，解释宣传工农银行的阶级属性和革命作用，推动苏币的流通使用。对于群众持币兑换银元的要求，坚持“来者不拒，随来随换”的宗旨，兑换比价稳定不变，很快安定了民心，建立了信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闽西工农银行仍旧一直坚持记账、营业，留守的银行员工冒着生命危险走村入户结清存款、收回纸币，呵护银行信用。1935年春，中共福建省委被打散，闽西工农银行才将账簿、设备、资金埋藏，停止股东分红发放，结束了自己的使命。1952年，经中央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对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以及股东所持有的原股金收据或股票，中国人民银行皆按银元的牌价进行收兑，保障了群众利益，维护了党的金融信用。

1932年2月，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根据临时中央政府授权，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苏维埃国家统一货币（国币），稳定苏区金融环境。红军每攻克一个地方，先使用国币向群众购买物资，撤离时则会用银元兑换回群众手中的国币，绝不让群众利益受损。临时中央政府准备了充足的银圆保证国币的兑换，充分的现金准备保障了国币信用和稳定的币值。长征途中，国家银行曾在遵义等地发行临时纸币，由于有充足的物资保证，随即开展了兑换和回笼工作，即使是短期的货币发行，在当地群众中都有良好信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于1936年长征经过遵义时，有群众拿来中央红军留下的纸币，贺龙在部队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坚定拍板决定用银元全额兑付，因为“红军队伍有好几支，但共产党只有一个”。对红色货币的信任代表着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信任、拥护和支持，维护货币信用就是维护红军和党的信用。

在与通货膨胀的抗争中探索积累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的边币或抗币发行总计约有140多种名称，25种面额，版别达630多种。抗日根据地货币属于信用货币，由抗日民主政权立法确立本位币地位，提供发行保证，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负责印制、发行和组织流通。边币发行以后，如何稳定其币值、维护边币信用成为重要问题，而建立发行准备金、控制发行总量则是当时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发行一定量的边币，必须要有一定量的物资、外汇、金银作保证，能够通过商品交换或货币交换，组织边币回笼，防止边币贬值和物价、比价剧烈波动。

各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偏僻山区农村，自然条件险恶，土地贫瘠，生产水平落后。尤其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根据地经济陷入极端困难境地，倒逼了财政金融制度的完善。党在经济上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生产和发展政策，各根据地都建立了专业的财政组织机构。1937年到1940年间推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1942年后则实行“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体制。陕甘宁边区从194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体制，1944-1945年间实施的财政政策则是“加强积蓄，准备反攻”。

边区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支持边区财政，支援抗日战争；二是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三是稳定边币币值，防止金融波动。在严峻的外部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影响下，抗日根据地的边币发行以后，一直面临着币值波动和不断下跌的威胁。由于边区大量物资要依靠进口，而沦陷区和国统区在抗战期间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能维持物价稳定的方法是边法币比价随物价上涨率不断提高，由此则必须实行通货紧缩，会导致边区商业萧条，生产停滞，税收减少，财政压力加剧；边币还会成为投机囤积的对象，法币横流、黑市猖狂的现象也会发生。为了避免以上不利情况的出现，边币就只能随法币价值的跌落而跌落，既可避免因比价变动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随法币的膨胀而增加边币发行。

1942年以前，边区货币发行和金融工作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处理稳定金融货币与支持财政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于1941年6月15日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认为“不必肯定边币只准持1000万，宜作1500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也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1941年8月，在中共中央金融问题讨论会上，毛泽东明确认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货币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发展生产。以1940年12月为基数，到1944年2月，边币票面发行金额增加了856.6倍，而物价上升了669倍。

面对经济困难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党中央通过“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同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分配上则是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粮、棉、布、食盐等重要物资对公职人员和机关团体采用实物配给制，对部分工人甚至农民也用实物作报酬。1943年开始，边区政府陆续扶持成立了30多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将农村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以信贷，缓解了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盘活了民间资金，还打击了高利贷。

1944年以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无限制发行边币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波动，危害也很严重。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西北财经办事处根据边区实际重新确定了如下货币工作方略：（1）暂停边币发行，停发财政经费，推销土产以回笼边币；（2）确定以“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为边区金融工作的方针；（3）发行商业流通券以整理币制；（4）进一步改善金融与财政、贸易的关系，改过去的直接支持财政为支持贸易周转，通过贸易公司支持财政；（5）充实边区货币发行准备金，加强对货币发行的计划管理。通过有力度的多措并举，很快基本扭转了边区货币发行与流通的不利局面，实现了边区金融物价的相对稳定。

国共两党的民心得失差异

古语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抗战刚胜利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且双方装备质量悬殊。但仅仅三年以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逆转，中国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全国政权，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心的向背。

在创立初期，国共两党在成员构成上的差异并不算太大，早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大都来自传统士绅阶层，心怀救亡图存的理想。但是，随着革命的推进，国民党逐渐违背了初心，关心个人或者小团体的眼前利益胜过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蜕变为现实利益的追逐者和既得利益的捍卫者。在一次次的币制改革和疯狂超发时，普通民众的财富被剥夺，即便是军人、公务员、教师等“体制内”公务人员，也因为工资薪金严重贬值难以维持生计，损伤了士气和效率，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而以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为代表的权贵却利用内部消息抢购外汇、黄金，囤积紧俏物资，获取暴利。

蒋介石反思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则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最后的失败实际上是“不是因为外敌，而是因为内乱。”。蒋介石还在日记中细数共产党七大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并将“干部不准有私产”作为特别标注。

反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生产劳动的画作

出品｜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图文｜周彩霞

编辑｜宋雨珂

审核｜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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