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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主要银行陆续携带资金内迁，造成华北、华中等地金融紧缩，货币缺乏，市场萧条，经济停滞。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像一把把利刃直插敌人腹心。面对敌、伪、顽的封锁和围堵，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近40家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体系，对日伪等敌对势力开展了巧妙而坚决的“金融战争”。

#日军发动残酷的对华金融战#

经济是日军侵华的重要原因。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渐强，但因为国土面积狭小国内资源匮乏，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产品倾销地，于是开始了对外扩张。随着战争局势的进展，日军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到1938年已彻底破产，被迫调整相应的对华政策。」

1938年7月12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做出决定：“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的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日军每占领一处，要么强制推行毫无信用的“军用手票”，要么以伪政权的名义设立银行发行“中储券”、“联银券”、“华兴券”等没有准备金的伪币。日军及伪政府禁止沦陷区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币，强行规定伪币与法币平价互换，关税、盐税等都必须使用伪币交纳，以伪币发放军饷，还利用奸商将沦陷区物资走私到国统区换取法币，再将法币拿到上海租界套取外汇，进而从国际上采购各种紧俏战略物资，实现“以战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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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造假钞，掠夺中国战略物资，扰乱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同样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策略的一环。这段历史被长期尘封，直至《陆军赝币作战》一书于1984年出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的真相才浮出水面。该书作者是曾任登户研究所第三科科长的山本宪藏。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十个技术研究所大多从事常规武器、后勤、通讯和工程等研究，而其“第九技术研究所”由于研究的特种武器和生化武器“见不得人”，密级相对较高，即便在日军内部也仅使用“登户研究所”的通称。1939年，山本宪藏向参谋本部呈交《对支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提出大量伪造法币输入中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危机，搞乱中国战时经济，从而削弱中国抗战能力。这一对华货币战计划很快获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批准，并由山本宪藏负责执行。当时中国流通的法币主要由英美印钞公司承印，用纸及防伪技术都堪称一流。为了制造高质量的假法币，登户研究所集中了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并取得了民间印刷、造纸等相关企业的配合。1940年后，其伪造的足以乱真的假钞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再通过特务机构渗透到中国内地市场，三井、大康、同兴、公大纱厂等日资企业也用假钞法币进行资本投入，甚至直接用假钞在中国采购贵金属、矿产等军需物资。从1939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作为“秘密战”主要基地的登户研究所伪造了约合40亿日元的中国货币，相当于抗战初期中国二到三年的军费，而1945年日本的国家预算也不过200亿日元。

#边区货币政策原则及主要抗日根据地银行#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国统区面积的急剧缩小，为弥补财政亏空，支撑急剧膨胀的军费支出，国民政府开始滥发法币，法币贬值的趋势非常明显。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从战略全局角度亲自指导了抗日根据地即将面临的对敌货币战。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六项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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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孤悬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要有计划地同敌人发行日币及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并由国家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指示对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边币发行的准备金问题、发行数量、未来作用，乃至伪币、法币的前途做出了精准的预断，为金融领域的对敌战斗提供了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指导。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全国共有19个抗日根据地，规模较大的抗日根据地银行主要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鲁西银行、北海银行、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江淮银行、盐阜银行，以及鄂豫边区的建设银行等。在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一般统称为边币；在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则一般统称为抗币。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除陕甘宁边区银行之外另一较大的边区银行，成立于1938年3月，总行设于山西五台山，下设冀晋、冀中、冀热辽分行，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需要设置支行和办事处。

冀南银行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银行，1939年10月15日在山西省黎城县成立。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决定冀南银行为全边区银行。冀南银行曾合并上党银行与鲁西银行，下设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区行及100多个分支机构。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钞票流通于冀南、太行等地区，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地方本币。

山东抗日根据地有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五个战略区，800多万人口。根据地银行北海银行于1938年11月成立，后因战争形势恶化短暂停业，1939年8月重建，并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胶东各区县设立了支行和办事处。

华中抗日根据地主要由新四军创建，到1942年已经发展到淮北、淮南、皖中、皖南、苏北、苏中、盐阜、苏南、浙东和鄂豫边等广阔区域，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陆续成立了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地方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淮南银行、惠农银行、江南银行、浙东银行、鄂豫边区建设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

抗日根据地银行的业务围绕着根据地政府的中心工作展开，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经济政策，发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防止敌伪钞侵入和流通，稳定物价,保护人民财富；支持财政支付，解决抗战经费，调剂军需；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从而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援前线作战。

#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用法币套取外汇的渠道被卡死。于是他们变换手法，把控制下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统区和根据地来套购物资。根据地的物资滚滚流出，造成了比敌人残酷“扫荡”还要严重的经济损失。

以山东根据地为例，仅在1942年，流入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根据地被卷入通货膨胀的恶浪中。红色金融家薛暮桥临危受命，他不受传统经济学理论限制，勇于打破条条框框，领导了富有中国智慧的“红色货币发行流通变革”。他提出“货币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谁能控制物资，谁就能控制货币”，要求发行货币时必须把一半交给新成立的根据地工商局，购存粮食、棉花、棉布和花生等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准备。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在对日占区进行贸易时，按根据地和日占区物价的变化以及各种货币的供求情况，灵活规定北海币与法币及伪币的兑换比率。到1943年下半年，各地物价普遍下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北海币赢得了对法币、伪币的斗争胜利。

胶东特委和胶东八路军还秘密潜入日军控制的金矿，建立抗日组织，与日伪斗智斗勇实现“虎口夺金”。八年抗战中，胶东军民向中共中央“贡献”的黄金多达13万两，成为保障抗战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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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侵略者知道根据地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后，边币和抗币也成为伪造的对象。各根据地一方面收缴、销毁这些假币、伪币，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方式教育根据地民众懂得识别假币并抵制使用这些假币。对于故意用假边币到边区套购物资的敌占区商人，边区政府加强缉拿，严厉处罚。

由于物资匮乏，根据地印制货币的材料和设备都非常简陋，其印刷质量远远无法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相比。但红色金融人却能因陋就简，想出很多“土办法”，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发挥了大作用。例如新四军下属的江淮银行、盐阜银行用苏北当地盛产的桑树皮造纸，同时掺入多种颜色的纤维作为防伪措施，这种根据地特有的桑树皮纸虽粗糙却令敌人难以仿造；根据地土纸货币由于易磨损，流通半年就需要更新，就借此不断变换货币颜色和货币版式，使得敌人假币制造的速度追不上根据地新版货币替换的速度，令其制造假币的高技术无用武之地。

概而言之，各抗日根据地银行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如：建立独立自主的边区货币制度；实行开源节流方针，尽力减少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掌握重要物资，增强稳定货币的物质力量，在斗争中探索并逐渐掌握、熟练运用了相关的经济规律。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日占区通货膨胀率较1938年增长900余万倍，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率比1938年增长接近16万倍，而敌后抗日根据地仅为2485倍。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战，也是政治战，经济战。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领域，也在经济战线成功领导了“人民战争”，夯实了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筑起了抗战的坚固“金融长城”，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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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周彩霞

编辑|蔺涵蕤

审核|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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