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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领导建设的金融事业。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经济金融直接影响到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只有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紧抓“钱袋子”，才能赢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获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的红色金融事业起步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洗礼,犹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工农群众生活，建设和巩固人民政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光辉奇迹。

中国的红色金融史是一部英勇的“战斗史”，也是一部辉煌的“创业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岁华诞之际，作为新时代的经管人，我们回望红色金融艰苦卓绝的战斗往事,感受革命前辈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传承老一辈红色金融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民生，为谱写绚丽多彩经济金融发展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红色金融”（一）

——火种初播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但中国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很快又陷入军阀混战，广大工农群众依旧处于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在官府、外国列强、资本家及地主豪绅的重重压迫下艰难维生。这一时期市场货币流通混乱，各种杂钞伪币充斥于市。金属币有清末的银元、银两、铜元，民国政府的孙中山头像开国纪念银元与袁世凯头像银元，各地铸造的大面额铜元等；纸币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地方官钱局发行的官票，商人们自印发行的市票等，市场上银铜元与纸币官钱比价动荡不定。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农会要办自己的“农民银行”

共产党领导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高潮

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时就高度关注金融领域。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推动国共两党首次合作。“三大”党纲即提出“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启，主要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的痛苦，以农民为尤甚。”而解决“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的办法，应由“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要“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无息借贷局”。

在两党合力推动下，工农革命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尤其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各地农民协会广泛建立，农会组织成为农村的权力机关，到1927年初，全国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1000万人以上。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同时，为活跃当地经济、方便农民借贷、帮助农民解决经济困难，纷纷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和消费合作社，自主发行货币，实行低利借贷，力图从经济上摆脱地主和奸商的剥削。

“红色金融”萌芽初现

1924年12月，浙江萧山县的衙前农民协会创办了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这是农民协会兴办的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均为义务职，没有行政类费用支岀，资金来源无息，贷款也不计利息。每笔贷款金额以3-5元居多，用途以生产为主，少数用于口粮、修屋甚至丧葬，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1926年7月中旬，北伐军相继攻占湖南醴陵、长沙、浏阳等地。12月，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金融问题决议》和《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金融问题决议案》针对“中国币值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困农民受影响极为深广”等问题，明确规定“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取消元丝银”“铜圆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银钱比价须统一等规定。《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为解决“在许多方面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的问题，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并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并以“省之公有之地，如营产、官产、荒芜田地等，拨做农民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大会还特别通过了《取缔高利贷决议案》，要求明令禁止高利贷。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达到200万人，湖南成为了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1926年秋冬至1927年春，湖南境内各地农民协会建立的金融机构就有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浏东平民银行、醴陵地方银行、醴陵工农银行等8家，发行货币12种以上。其中，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成立最早的农民银行，其发行的银元票布币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的人民货币、革命货币，是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发行的第一张货币。这些金融机构一般以“抵制高利借贷，活跃地方金融，增进农工生活”为宗旨，自主发行的货币多以银元或铜元、铜钱为本位，属于兑换券性质，同时作为革命宣传的载体，大多都印有革命的口号和文字。通过借款给雇农、佃农、小商人、手工业者，切实地资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争取、团结了广大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加入到革命斗争的队伍中。

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旧址

湖北的农民运动早于北伐。1922年中共武汉区委成立后，党组织便开始派遣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秘密发动和组织农民。1926年12月，北伐军基本肃清直系军阀残余势力，占领整个湖北。到1927年5月，湖北省全省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发展到了多达250万余人。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制定了详细具体的金融经济政策，《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各县农协应以没收之财产，迅即成立信用合作社”“各县成立信用合作社，选择适当重要地点设立分社，使农民便于借贷、储蓄”，“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作农民银行基金”，还专门明确提出“以年利百分之二贷给农民”。湖北黄冈、麻城、广济、鄂城、汉川，咸宁等地区相继设立了信用合作社，有的信用合作社不仅办理低利借贷，还发行货币。典型如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其刚成立即发行了“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一方面用流通券收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销售到外地换回银元、铜元等当时的硬通货，另一方面购回农民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再出售给农民回笼流通券，使当地物资供求平衡、流通券供求平衡；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则是明确规定“以济贫苦农民之急需”。

湖北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

红色金融事业陷入低潮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引起了上海租界外国列强和工商买办阶级的极大恐慌。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以及背后的国际银行势力以“清共反共”为条件，给予蒋介石4000万银元的融资，远超苏联1924-1927年间总计约3000万卢布（约合2700万银元）资助。有了充沛军火供应和强力金融支持，一直忌惮共产党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蒋介石有了底气摆脱对苏联财政资助的仰仗和依赖，毫无顾忌地开始实施“清党运动”，悍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7月15日宁汉合流，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各地农民协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等层层重压下陷入停滞，农民协会兴办的农民银行及信用合作社也在腥风血雨中遭到残酷镇压或被迫解散，发行的券币停止流通，部分领导人被捕甚至被杀害。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办金融尝试虽然时间短暂，但成效显著，意义重大，为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展播下了最初的火种，为后续土地革命各根据地占领金融阵地、创立和发展金融机构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出品|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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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彩霞

编辑|蔺涵蕤

审核|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