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母有多不易?这里有一份“经济账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深圳分院
2021-05-10 10:02 浏览量: 2447

今天,全世界迎来了第108个母亲节。

长久以来,我们不吝用“无私”“付出”“奉献”等华丽、高尚的词藻来赞美母亲。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是大大低估了“母亲”这一角色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本周,比尔盖茨与其妻梅琳达离婚的消息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在此前的一段采访中,梅琳达就形象讲述了身为人母所面临的困境:

“我喜欢养孩子,但是就没法参与社会所说的生产性的工作,而且会很忙,忙着换尿布、看孩子之类的事情。不知道商业新闻在讲什么,跟不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和别人共进晚餐的时候,有人抛出一个问题,比尔会立刻给出回答——一个近乎完美的回答,我意识到我几乎没有了自己的声音。”

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一个母亲到底有多不容易?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为你理性解析。

01

年轻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其实,为了照料孩子,母亲们不仅仅有着和社会脱节的风险,“母亲”这重身份还会对女性职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大量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生育子女给女性带来的成本无论从个人事业发展还是薪资收入方面来说都是很大的。包括技能衰减、收入中断和工作经验积累滞后。即使是尚未生育的女性,未来生育的预期也会对其现在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

一般来说,女性生育意愿低,因为生育对其职业发展的冲击更大,要放弃的东西更多,生育是相对更艰难的选择。

因此,尽管2015年以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继而又在2016年1月1日正式宣布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放宽生育政策没有带来生育率的显著回升。

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依然在不断降低。2014年大部分省份已经允许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二胎,但截至2015年末,全国符合单独二胎条件的家庭中,只有不到20%的家庭实际提出二胎申请,这也是生育意愿低的一个证据。(Wang等,2017)

02

女性生育的“成本账”

对于其发生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育儿成本高昂,而这其中,又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在农业为主的社会,要想使一个孩子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对其最重要的投资实际上是食物:只要吃得饱,就能下地干活,就有劲儿,就会有收成,有收入。但是在现在社会,光有劲儿、有肌肉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头脑,在经济学中的概念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方式是依靠教育与培训,这些在现代社会的成本都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中国,本身自古对教育就非常重视,更加加重了对有限教育资源的竞争与博弈。

现代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使得照料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在现代社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与所得到的回报日益提升。在中国,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0%左右。

在女性广泛参与市场劳动的过程中,因生育以及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机会与家庭收入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美国,女性生孩子每晚一年,年收入平均增加9%,工资平均增加3%,工作时间平均增加6%(Miller, 2011)。在中国,每多生育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7%(於嘉和谢宇,2014)。在德国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母亲整个生命周期内收入贴现值的35%,这其中3/4的影响来自于劳动供给量的减少,1/4的影响来自于工资水平的降低;在20岁时,已生育女性的收入比未生育女性高5%;40岁时,未生育的女性比同龄的已育女性收入高10%。(Adda等, 2017)。

但这个差异既有可能是因为生孩子令职业中断而造成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收入程度的女性在生育意愿上本就有所不同。比如自身收入较高的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更大,因此生育意愿本来就会更低。

所以,比较理想的实验设计是,对两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相同的女性进行比较(唯一的不同就是一组女性生育了子女,另一组未曾生育)。另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论文,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比了10年间的三万多名接受试管婴儿的女性数据,来对比成为母亲这件事对女性职业的影响。

这些被试女性在接受试管治疗前的收入、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都高度相似。继而,研究者对比了治疗成功(成为母亲)和治疗失败(未成为母亲)后的两组女性在职场上的表现差异。

结果发现,母亲这一身份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是有负面影响的,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在生育后的2-5年内,她们的收入减少了12%。(Lundborg 等,2017)

03

改善母亲的困境,我们可以做什么?

上述原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目前适龄女性生育意愿较低的主要痛点。这表明对于女性而言生育和抚养子女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育决策,随着生育成本的增加,家庭为实现效用最大化会生育更少的孩子,生育率从而降低。

除了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女性陪伴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女性在职场放弃的发展机会、付出的机会成本高昂,都可见为人母亲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情。

母爱,当然应该歌颂,更应该感恩。因此,在我们被母亲的无条件牺牲所感动时,全社会也应该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环境而努力。

一是提供生育减税/补贴。养育子女需要不少的金钱支出,西南大学的王志章等在《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2017) 估算了二胎从怀孕到本科毕业的直接与间接成本总和,结果为:*城市(广州)87万,二线城市(重庆和武汉)73万,三线城市(南昌和潍坊)50万,四线城市(玉溪)40万。可见养育成本对普通家庭而言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而新生儿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由全社会享受,因此为婚育家庭提供幅度合适的减税/补贴是合理的行为。

二是提供幼托服务。2019年,我国生育率创造建国以来历史最低水平,北京等*城市人口总和生育率更是低至1以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今,不生孩子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群体的趋势。根据调查,最主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多数人无法负担。此外,养育孩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成为一大难题,而母亲在生育后又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养育责任。因此,将幼儿园教育加入义务教育体系,能够减少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时间支出,将养育子女的负担从家庭中分担一部分到社会,这能够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提高女性生育意愿。

三是延长父母产假。在国外,产假已经很成熟,包括女性的产假、男性的陪产假和父母双方的育儿假。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假制度内容单一,整体保障水平较低。目前产假制度主要集中于女性,可考虑推出男性陪产假制度。男性陪产假这一制度的设立,可减轻妻子在分娩时的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也减轻了丈夫和家庭对于公司和相关福利能否持续获得的担忧,还能让新生儿同时得到父母照顾。此外,有利于缓解育龄女性面临的“生育”和“晋升”的两难抉择,减轻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减轻女性生育负担,平衡生理性别差异对劳动力的影响,而且改变部分领导对于女性就业者的职场升迁的歧视。

帮助女性降低生育成本、为职场母亲创造更人性化的条件,这是全社会为千千万万“母亲”所能提供的最好回报。祝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

(本文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教授金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王辉指导完成)

参考文献

Amalia Miller (2011) “The effect ofmotherhood timing on career path”,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 24, No.3, 1071-1100

Jerome Adda, Christian Dustmann, andKatrien Stevens (2017)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Vol. 125, issue 2, 293 – 337

Lundborg, P., Plug, E. P., Wurtz Rasmussen, 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und University, Nationalekonomiska institutionen, & Lunds universitet. (2017). Can women have children and a career: IV evidence from IVF treat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6), 1611-1637.

Wang,Fei, Liqiu Zhao, and Zhong Zhao (2017),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their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Journal of Population Eonomics, 30:31-68.

於嘉和谢宇(2014) “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人口研究,第38卷,第1期,第18-29页

金李:如何让年轻人敢生娃?这里有4份提案@全国两会

金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金李教授也是全球公司治理联盟的董事和科学委员会成员。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从教10余年, 英国政府“杰出人才”殊荣的获得者。他的研究专长在于新兴市场金融领域,讲授企业财务、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及相关课程。

王辉,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光华管理学院首批“日出东方-光华研究学者”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0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涉及产业组织,发展经济学,以及应用计量经济学。其研究论文已为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等国外一流学术期刊上。所获的教学奖励包括:2014年北京大学正大奖教金;2015年北京大学教学奖;2016年厉以宁教学奖;2020年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

编辑:凌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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