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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中国工厂大面积停工，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巨大冲击。部分产业（如：消费电子行业、汽车制造行业）由于大部分零部件或代工都在中国完成，开始出现供应严重紧缺、工厂被迫停工的局面；而口罩这样的医疗防护用品更是出现全球供应休克状态。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见一斑。

此次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是否会出现重大调整，“去中国化”现象是否会出现？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沈亦文：全球现金管理贸易与供应链金融领域专家，浙大EMBA《供应链金融》课程教授，在跨国银行拥有20年企业融资产品营销及研发管理经验的资深银行家，具有国际视野、战略胆识的创业企业家，金融专家与教授。先后在澳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和花旗银行担任多领域的资深管理职位，为民生银行、建设银行、苏宁云商、ZARA、惠而浦、雀巢等大型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顾问解决方案。

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接受了福克斯商业新闻网（Fox Business Network）的采访时说：“中国出现的疫情确实让企业在审视其供应链时多了一份考量 ... 我认为它（新冠病毒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到北美。”对于罗斯的这番讲话，中国的很多媒体都采取了非常强的意识形态的批评，认为罗斯不厚道，是在落井下石，甚至出现了很多阴谋论，例如：美国为了把制造业从中国移回到美国，在中国传播了新冠病毒。这其实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供应链管理问题：企业/国家该如何调整其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来应对类似的集中化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很多思考：为什么不采取供应链管理的分散性原则，在自己国家或其它国家搭建相应的生产制造与供应体系，从而避免由于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而造成的集中化风险？由此是否会出现该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现象？这样的思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影响供应链体系的因素很多。部分产业的生产制造与供应体系是否会从中国转移至其它国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也是要遵循市场化机制与经济学原理的。我想就此和大家分享以下五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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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成为世界工厂在市场化机制的驱动下，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会使得企业的供应链管理遵循核心要素内部化、非核心要素外部化的原则。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想要掌握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基本上是不现实的；除非它能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都具有比较优势。这就使得产业链的全球化发展不可避免，而且彼此间衔接紧密、高度关联、相互依存。这也对于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一个环节出问题，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供应链体系出现问题。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是由于中国在很多产业链里具备了供应链管理资源要素配置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人口红利）、完备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上下游供应链配套体系、积极的招商条件、巨大的本土消费市场等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优势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在成本、效率和资金这三大要素上的优势。但即使如此，中国也依然需要依赖其它市场的供应链体系，尤其是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制造领域，如：飞机发动机、芯片光刻机、生化制药，等等。换而言之，如果美国欧盟不给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或芯片光刻机，中国的飞机产业与芯片产业的供应链也同样会出现问题，除非中国也能够掌握这两个供应环节，并具有比较优势。出于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所带来的集中化风险，很多跨国企业在搭建其供应链体系时都会遵循供应链管理的分散性原则（即：供应商分散、供应市场分散）。通常，每个核心供应领域都要有3-5家供应商（或者更多），而且最好能分布在不同的市场中，并有灾备预案。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一个跨国企业是否考虑把其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它国家（如：泰国、越南），一定要考虑供应链资源要素配置上的比较优势，要遵循经济学原理，并在成本与风险上形成一个平衡。毕竟，搭建和维护一个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而且至少要花费5-1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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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环节供应链转移对于规避集中化风险效果有限在产业链全球化分工合作的今天，全球供应链高度关联、相互依存，甚至可以说是唇亡齿寒。而且越是复杂的产品、供应链越长、彼此间的依存度就越高；供应链单一环节的转移很多时候并不能很好地规避集中化风险。以汽车制造为例：三万多个零部件，任何一个零部件的短缺都会对整车制造带来影响。根据2017-2018的数据，中国生产了全球70%以上的轮毂、30%以上的轮胎和发动机、20%以上的座椅和玻璃，以及相当高比例的变速箱、安全气囊和车内饰，等等。如果中国工厂因为疫情冲击而停摆，将会导致全球汽车制造厂商被迫停工停产。而寻找临时供应商、或是将某一两个供应链环节（如：整车组装）转移去其它国家，都无法很好地规避中国制造所带来的集中化风险。口罩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全球50%以上的口罩都是中国生产的（集中化风险），因此当中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后，不仅中国的口罩全部供应中国市场，全世界的口罩都被中国人抢购一空。这导致了全球口罩供应出现休克现象，而口罩短缺又导致了疾病防控上的一系列挑战。为避免对于中国市场高度依赖所造成的集中化风险，你当然可以考虑在资源要素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泰国搭建医疗口罩生产厂。然而在生产线上马开工的第一天，你就会发现医疗口罩的核心原料熔喷布根本就买不到，因为它的主要产地还是中国，而中国出于战略物资调配的考虑，限制了熔喷布的出口。那你是否还要在泰国搭建熔喷布的生产厂呢？生产熔喷布的主要原材料是石化产品聚丙烯，而泰国根本不具备石化产品的配套供应能力，那你是否还要延伸到聚丙烯的生产呢？要知道，石化产品的生产制造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化工程，耗资规模远非一个口罩生产厂可比；而且即使你有资金实力能把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都做下来，你是否还能同时具备成本和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呢？再以智能手机为例：中国的产量占了全球产量的90%，绝大多数的零部件都是由中国生产的；同时中国一天能生产60万部智能手机的效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你把智能手机的组装生产线移到越南去，中国工厂的停摆同样会造成越南工厂因为缺乏零部件而停工，除非你在越南或其它非中国市场搭建完整的供应链，而且具有供应链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如果从贸易、资本和技术方面审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后发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相对上升。

其研究显示：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0.9的最高点，到2017年则下降到0.6。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到国内消费市场，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开放度相比发达经济体仍有提高的空间。而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度的上升，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市场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和全球消费总额的30%。在如此高的依存度情况下，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对全球制造业影响巨大，供应链的单一环节或部分环节的“去中国化”，对于规避集中化风险的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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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系统性风险会供应链分散机制失灵在极端情况下出现的系统化风险（如：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会使得供应链的集中化风险被几何级数的放大，出现更加明显的蝴蝶效应。由于产业链的全球化发展与彼此间的高度关联相互依存关系，一个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会导致供应链分散机制的失灵。例如：苹果手机90%的代工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完成的（集中化风险）；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中国市场停摆（系统性风险），苹果手机出现供应休克，造成新品无法上市，苹果损失惨重。出于集中化风险的考虑，基于供应链分散性原则，苹果及其代工商富士康打算在越南成立组装工厂。

这一出发点是对的，但苹果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和中国相比，越南是否具有足够的成本、效率、资金等资源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

●一旦疫情爆发导致中国市场停摆，越南工厂依然会受影响，因为苹果手机的很多零部件都是中国生产的。苹果能够在越南（或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搭建整个零部件供应体系吗？

●即使越南工厂具备了比较优势以及像中国那样完整的供应链，但在疫情出现全球大爆发（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后，越南也会受到同样的冲击；如果届时越南的供应链管理体系恢复太慢（供应链的弹性恢复能力），而中国恢复很快，那在越南搭建整个供应链体系是否还具备比较优势和价值？

事实上，一旦出现疫情全球大爆发这样的大规模系统性风险时，整个市场化机制将会失灵，供应链管理就会从市场化驱动模式转变为政府行政干预驱动模式，即：政府通过行政干预重新调配资源，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供应体系与市场秩序。在这方面，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优势就会凸显出来（市场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文章，我不在此赘述）。如果中国的供应体系能够在政府行政干预下能更快恢复（即：中国具有更好的供应链弹性恢复能力），则无疑是中国的另一个资源要素比较优势。由此可见，中国能否在控制疫情的基础上迅速复工、恢复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运转，对于中国保持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与地位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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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然在产业链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产业的供应链管理上都具有比较优势，也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完全的自给自足或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这一比较优势也会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变化。随着其它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目前在低端制造产业链上的部分比较优势完全有可能被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所超越，由此部分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现象必然会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但这是市场化机制驱动的结果，此次的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和加速器而已。这迫使中国要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继续保持其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成功，从低端制造成功转型成为高端智造，全球的产业链布局就会出现新的变化：低端制造的供应链体系会从中国转移到更具资源比较优势的新兴市场，而中国会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将资源倾斜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上。应该说，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生死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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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供应链领域博弈在高端智造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我认为它（新冠病毒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到北美。这只能说是一个可能性。

但如同前文所述，一家跨国企业（如：苹果）是否会把其在中国的加工制造移回到北美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

●北美是否具有资源要素上的比较优势？

●是否具有完整的配套供应链体系？

●是否更贴近供应与消费市场（中国是苹果手机最大的供应链市场、也是最大的消费市场）？

●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哪个市场能够最快恢复供应体系与市场秩序？

……

这些因素都是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搭建上需要综合考虑的，而且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定。这同样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是一个非常市场化驱动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市场调配资源的特征非常突出；某些产业的供应链体系是否能从中国转回到美国完全是资源要素市场配置优化的结果，而非是罗斯的一段讲话所能影响的。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工合作体系是供应链资源要素配置优化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需要将哪些核心要素内部化，以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哪些非核心要素外部化，以便获取更优的资源要素？在我看来，美国需要加强的，是高附加值的高端智造产业链，或是一些战略物资产业链；而并非是要和中国（或其它像泰国、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争夺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产业链。即使去争，也不会成功。而中国也在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希望能够走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顶端。而不是继续停留在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上，因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因此，中美在供应链领域的博弈不在低端制造上，而在高端智造上，这才是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另外，如果疫情在美国也大规模爆发（目前正有这样的趋势），美国是否能像中国那样，同样采取强有力的甚至不计成本的行政手段来快速有效地干预市场、恢复秩序，即：中美在供应链管理弹性恢复能力上的优劣势比较，尚有待观察。当然，政府的行政干预做到什么程度、由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否合理，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次疫情的冲击是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一次巨大考验和压力测试（也是一次非常昂贵的测试）。在产业链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个市场彼此间高度关联相互依存；在系统化风险的冲击下，任何一个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对于全球供应链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的问题，我们更需要以一个全球化发展与市场化驱动的视角来全面思考、理性分析。

最后，这次疫情的爆发对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的确带来了很多思考：

●如何通过全球产业链布局，来保持自己在供应链管理领域的比较优势？

●如何分散供应体系并完善灾备预案，从而避免供应链管理领域的集中化风险与系统性风险？

……

这些问题都是很多企业平时所忽视的，是需要企业去认真思考并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只有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危墙，避免覆巢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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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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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亦文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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