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 | 这位中国蕨类植物学奠基人,你还记得吗?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2019-03-13 09:00 浏览量: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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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研究 赴欧求学

秦仁昌于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后,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毕业前两年就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东南大学任助教。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刚刚传入我国,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蕨类植物全是外国人在研究,包括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瑞士等国的学者、军医、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的文章有250篇,全是用拉丁文或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发表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而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他决心白手起家,承担起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他希望研究蕨类植物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陈焕镛的支持,并于1926年随同陈焕镛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更坚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

为了研究各国的文献,他努力学习外语,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还能阅读德文和俄文,他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并与外国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或照相等方式,搜集和积累文献资料,并采集标本。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外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国家(特别是日本、中印半岛和印度)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都保存在欧洲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他决定要到欧洲进修和考察。在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下,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在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科利斯登生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

在学习期间,经常得到一些著名蕨类学家的帮助,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定基础。翌年秋,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上又结识了许多国家的植物学家。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发展中国的植物分类学,他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拍摄模式照片18300张,并作了详细记录,大量阅读了该馆珍藏的植物学名著和各种刊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自1753年林奈首次发表中国蕨类植物以来,180多年以来各国学者所发表的中国蕨类植物标本,几乎都被秦仁昌观察过,作了详细研究并写了笔记或卡片。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产生他的新系统以及今天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满腔热血 回国任教

1932年秦仁昌回国,他毛遂自荐,放弃到条件优越的城市,受命去江西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任植物园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江西告急,科研被迫暂停。秦仁昌一路辗转流亡到云南,他久闻云南植物惊人的丰富,一直想亲自去看看,正好趁此机会对云南植物调查一番。在云南,他加紧展开了对植物的调査,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植物标本的调查和采集,几乎走遍整个云南,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940年在昆明期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他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地显示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提出自己的创见,将水龙骨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这一划分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震动了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最大的难题,是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而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从而一个崭新的经典的自然分类系统诞生了,后来被国际上统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空白。在抗日战争的动乱时期,秦仁昌摒弃怨艾,不畏艰难困苦,满腔热情、争分夺秒地继续进行实地研究。经历那段艰苦的时期,他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45年,他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并兼任了一些其它行政职务,对云南省农林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他带领学生,建立了不少水果蔬菜园,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他为云大植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云大对蕨类植物的研究及收集仍享誉海内外。

采集建园 功勋卓著

从1923年到1928年秦仁昌调查了江苏南京附近、浙江南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青海、甘肃、内蒙古、广西及广东等地的植物,实地考察和采集了大量标本,探索蕨类植物的特性与生长条件,并对标本进行鉴定。1932年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期间,他将从国外收集的资料综合整理,结合自己采的标本资料,修定了他1930年编写的《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此志是中国人研究蕨类植物最早的两本专著之一,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专著,被永久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供国内外学者参考。1934年他被胡先骕教授派去江西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任植物园主任,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引种栽培了国内外植物7000多种,并完成了约30万字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第一次清晰地阐明了这群植物的发育系统和亲缘关系,这篇专著中颇为新颖的见解立即引起了各国蕨类植物学家的重视,也为他日后在世界性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1954年,他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瓮,其势戈里逐潮系统为当时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

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于1959年首先出版,它是这部多卷本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1978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多一文。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地方各单位标本室所采用,全国植物志和卜多个省市的地方植物志也均采用这个系统。

他翻译了约77万字的《植物学拉丁文》一书,为我国植物分类217学工作者提供了二本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并编译了(现代科技僻典》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植物学部分,组织和审改了《气韦氏大辞典》植物学部分的译稿。

他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护中的杜鹃花科部分在美国已被译为英文本······

六十多年来秦仁昌共发表论文及各种文章180多篇,出版专著和翻译书籍15本。1989年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又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秦仁昌除了培养林业和植物学人才外,现在全国各地从多蕨类植物学工作者无一不是在他直接或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元门户之见,对任何专业、非专业、荏至对反对他的人都二视同仁,有求必应,热心地在各方面给予帮助。

已故美国蕨类学权威科泼兰特1977年在其巨著《真蕨属志)一书的序言中曾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乏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地位。”1988年,在纪念秦仁昌诞辰90周年大会上,国际蕨类学家主席E.亨尼普受教授说"秦仁昌不仅是中国蕨类学之父,也是世界蕨类学之父。”(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第442页)。秦仁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中国和世界的植物学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殿堂和田垄之间,秦老先生选择了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苦难中拓荒。秦老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在细碎的时光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以奋斗的精神拥抱生活。

虚怀若谷,不忘初心。秦老先生会被永远铭记于云大学子心中,激励云大学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

人物简介

秦仁昌(1898.02.15 - 1986.07.22),字子农,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

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聘为新疆考察队植物组组长,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动植物调查委员会委员,《植物分类学报》主编等职。

著有《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中国植物志》(第二卷)等书,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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