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后来者，三十年来在市场体制、制度型态和技术体制三个方面都存在独特性的转型中国情境下，累积知识逐步并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部分企业已经走到了世界领先行列，探索出了一条整合全球资源实现技术赶超的中国特色新道路。

中国企业的创新追赶道路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尝到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条路子的甜头。十几年间，中国高速铁路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借李克强总理的“代言”逐步获取非洲、中东欧、拉美和南亚市场，跻身国际领先行业；国家政策支持下，“智慧城市”、“平安城市”迅速拉动中国安防监控行业的发展，在市场驱动下，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迅速崛起，跻身世界前列；电子商务产业从模仿发达国家成熟商业模式起家，借助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互联网变革的东风，逐步成为引领世界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排头兵；特高压输变电产业、重型机械产业、隧道桥梁产业、移动通信产业等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路径。

然而，尽管每每进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诸如集成芯片、汽车制造、农业基因、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似乎仍在“追赶——落后——再追赶”的途中。例如，中国作为集成芯片产业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核心产品仍几乎全靠进口；新材料产业“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核心技术与专用装备水平相对落后，关键材料保障能力不足，产品性能稳定性亟待提高”；尽管市场换技术、民营汽车企业崛起等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中国本土汽车中高端市场仍被跨国公司把控，更遑论全球汽车市场。那么，为什么有些产业成功实现了创新追赶，而有些产业没有呢？

产业的发展必须落到微观企业的考察。尽管有很多争论，背靠市场，举国体制是中车集团得以发展的关键，以巨大的中国市场为依托，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为路径，举全国之力建立国家级自主创新平台，驱动了“高铁奇迹”。那么中车这一发展路径具有可复制性么？

万向集团跳出早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路径，近十年内先后通过并购舍勒、AI等30多家美国公司，基本成功，同时通过并购A123、Karma等企业反向导入新能源产业。这一路径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何处？反观大批不缺钱的中国，海外并购失败的根源何在？

吉利汽车通过逆向工程“手工敲出”第一辆汽车起家，在外资和国有汽车企业的双重压力中逐步突围，最终通过收购沃尔沃打出名号，成为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追赶的领跑者，背后的路径为何？其未来命运会如何？

纵观这些产业和企业的技术追赶路径，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观察：第一，正处于从学习型追赶到创新型追赶的关键转折期。前三十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中国企业共享了全球科技进步成果，利用后发优势逐步累积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并总体上在某些产业实现了赶超。但是，现阶段走这一条老路已经不甚合适，容易陷入“追赶——落后——再追赶”的陷阱，中国企业需要践行新的创新型追赶路径。第二，中国市场、制度和技术要素的独特性正在催生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的具体内涵，而前提首先是要识别中国的独特情境。

中国独特情境：MIT框架

中国情境与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着显著不同，这也致使中国不可以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追赶道路。市场、制度和技术体制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追赶战略和其他国际和地区企业技术追赶战略的非对称。要揭示这其中的非对称战略，首先需要解构中国情境的独特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市场体制（Market Regime）、制度型态（Institutional Regime）和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三个方面（见图1）。

大市场：战略性资产

中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近14亿人口带来的市场红利。然而，这一大市场在中国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却存在三个重要的悖论。首先，市场换技术悖论。现阶段中国各个领域的中高端市场几乎均被跨国公司所把控，造成这一现状的核心可能在于早年“市场换技术”这一策略带来的双刃刀效应。坐拥大市场，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在汽车、彩电、大飞机等领域被证明存在较大战略失误，即使到现阶段，这些产业的中高端市场仍被跨国公司所把控。二十世纪后，中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正确的战略，依托让全球企业虎视眈眈的市场空间，大胆采取了市场空间与技术转移捆绑的策略，获取了一批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让高铁产业、商用飞机等产业很快实现了技术追赶。实际上，中国广阔的市场不仅仅作为一种战略资产，帮助企业换取核心技术，更是中国企业崛起的试验田和孕育地，如何运用好这一资源，成为中国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的关键。

其次，市场动荡性悖论。转型中国另一市场特征被刻画为市场环境极具动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变化迅速；区域文化差异导致各地消费者行为的巨大差异；国内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国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制度不完善致使非法竞争（如盗用品牌、非法模仿）和来自非正规部门（如未进行工商注册的个体户）竞争频发。这些动荡的环境一方面致使一些未能识别环境中机会的企业迅速淘汰出局，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中国企业依托对本地市场的深刻理解，赢得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如何通过启发式规则，把动荡市场环境变成自己的助力可能是中国后发企业赢得竞争的另一关键所在。

最后，市场不均衡悖论。转型中国市场最后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的不均衡性：960万平方公里内有三十多个省级区域，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市场成熟度各有差异，特别是东西部、城乡之间差异巨大。例如，统计局公布中国2016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为2.72倍。这些差异使得中国的市场变得显著不均衡，特别是6亿多住在农村的常驻人口仍处于“金字塔低端”，与城市人口的需求有着巨大差异。不均衡的市场为中国企业带来诸多挑战：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购买力和购买行为的差异。同时被跨国公司忽略的低端市场为中国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基于低成本的节约型创新满足了这些价格敏感的金字塔底端客户的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基于中低端客户的需求很有可能产生颠覆式创新，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超越。

强政府：制度的双刃刀效应

制度是“游戏规则”，中国的制度转型就是“游戏规则”的逐步改变和完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游戏规则”也有着独特的特征。首先，强力政府通过要素供给驱动企业创新。转型的中国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关键资源，例如土地、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资源。政府通过控制和分配要素资源引领着创新的方向，甚至催生“制度型市场”——国家在解决战略需求过程中依靠制度变迁带来的市场需求——支撑某些产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在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高速铁路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平安中国”、“智慧城市”等政策以及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直接催生了民用安防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多种问题，特别是“政治关联”作为一种获取资源的关键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均被广泛讨论。如果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有效率、有效果地分配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追赶成为关键。

其次，制度空白的存在使得企业通过制度创业驱动创新。转型经济的另一特征就是有着许多制度的不完善和制度执行的不完备。这些制度空白一方面可能限制了企业创新，同时也为企业制度创业提供了可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年的互联网产业在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条件下“野蛮发展”，而后逐步“摸着石头过河”，在解决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问题，一些对应的制度逐步涌现，为互联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再次，复杂制度的存在也包容了企业多种形式的创新。制度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复杂的制度环境：政府、行业协会、战略集团、社区等不同主体带来的制度逻辑复杂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带来的制度层级复杂性；正式制度与区域文化和规范之间的制度内容复杂性等等。这些制度复杂性一方面为企业创新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同时也包容了企业多种形式的创新发展，而如何在复杂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企业如何认知这些制度。

弱技术：技术能力薄弱

技术体制包括技术机会、创新独占性体制、技术累积性和支撑企业创新活动的知识基础等，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中国的技术体制都很薄弱。那么，为什么在如此薄弱的技术体制下，中国企业能如此快速地追赶呢？首先，必须要肯定的是，中国企业具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共享全球科技进步的成果，正是因为“反正底子很薄，怎么学、学什么都可以”，灵活的学习为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累积了足够的必要知识基础。其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下，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技术能力结构失衡，引发多次“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间的大争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能割裂起来看，二者的技术活动路径不同，二者之间通过技术流动、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实现了技术能力的相互整合，总体上贡献于所在产业的创新追赶。最后，创新独占性制度的缺失，尽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在学习过程使得新的技术和知识能够快速扩散，推动了产业整体的发展。

总之，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追赶历程，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着显著的不同。正是由于市场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不对称，带来了追赶路径和发展道路的不对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对称追赶战略模式，并把这种模式称为“非对称创新战略”。

非对称创新战略的提出

基于市场、制度和技术要素的非对称性，我们初步提出了基于MIT框架的非对称战略模式。具体地，在大市场、强政府、弱技术的情境下，中国企业在创新追赶道路上需要认真进行制度安排设计、组织设计、追赶路径设计和学习机制的设计才能实现赶超（见图2）。

学习方式的非对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企业依靠“共享”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累积知识基，促进了科技进步，但是现阶段以及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与全球领先企业和国内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下，中国企业不可能继续只是通过引进学习来追随别人的技术发展道路。通过OFDI走出去学习，建立起基于全球创新网络的“内外兼修型”技术学习氛围就变得十分必要。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已经探索出了多种学习形式。例如，华为从1999年开始在海外布局研究中心，通过把研发中心建立在靠近爱立信、沃达丰等，获取必要市场和技术知识，吸收人才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万向进入美国初期建立万向美国公司并几乎与国内总部隔离，而后以万向美国为桥头堡先后收购20余家美国公司，逐步获取合法性后开始建立公司间的交流合作并从中学习；吉利试图通过并购沃尔沃提升创新能力，但并购后并着急整合，而是相互独立运作，并逐步通过建立联合研发中心等形式实现知识学习。这些学习方式不再仅仅是仅仅引进消化吸收，而是通过全球研发网络的构建，在克服由于技术和制度要素不对称带来“外来者劣势”、“后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等多重困境中，利用全球知识实现创新追赶。

组织设计的非对称

由于制度和技术差异的存在，后发企业在构建全球创新网络中需要面对“外来者劣势”、“后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等重重困境。如何设计全球创新网络的组织形式至关重要。首先，由于制度、技术和市场要素的差异，后发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模式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技术和市场的双元驱动——新技术探索或已有技术利用，国内市场竞争力或海外市场扩张——带来海外研发机构的外部合法性需求（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需求（在中国企业内部的合法性）的优先选择权不同，根据这一优先选择权的演化来设计进入模式和治理结构。其次，由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独特性，“走出去”的后发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双元的压力，再加上本身后发企业技术能力较为落后，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设计模块化的组织架构，并根据条件逐步实现组织架构与技术架构之间的同构与异构，进而建立“本地——超本地——全球”的创新网络。最后，即使企业只在中国运营也往往要求新的组织设计模式，特别是在现阶段市场和技术环境急速变革的情境下，平台型企业和网络组织大量涌现，在这些新型组织中，企业边界选择、产品技术发展、与外部相关者的关系、内部组织形式等问题值得深入分析。

制度设计的非对称

包括撬动全球创新资源的内部网络和吸纳全球创新资源的外部网络均需要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制度安排。在不对称性的条件下，中国后发企业在治理全球创新网络过程中总会面临诸如“农村小伙当县委书记”之类的质疑，自身治理能力、合法性问题、组织身份认同问题等成为创新治理的重要挑战。一方面，华为和万向等后发跨国企业的海外发展，要从双边关系到多边关系转变，克服后发企业的来源国劣势。另一方面，建立全球创新网络过程不可避免“与狼共舞”，如何在非对称情境下实现价值独占至关重要，后发企业应通过创新组织内制度设计，通过探索式创新网络战略实现先行者优势、较早进入技术生命周期、独特性知识、因果模糊等创新独占机制，实现国内市场价值独占；通过利用式创新网络战略实现独特性知识、内部机制保障、大规模与全体系产量能力等创新独占机制，实现国际市场价值独占。

追赶路径的非对称

由于制度、市场和技术体制的独特性，中国后发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的路径也会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从技术活动的可见度层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创新等技术活动的选择和定位不同，二者的互补和协同是推动所在产业实现追赶的重要条件。其次，制度型市场的存在是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制度性互补要素，制度型市场和技术不连续性的交互是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充要条件，组织学习是制度型市场和技术不连续性驱动下技术追赶的过程机制，最终形成制度与市场协同的创新追赶路径。

结语

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后来者，三十年来在市场体制、制度型态和技术体制三个方面都存在独特性的转型中国情境下，累积知识逐步并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部分企业已经走到了世界领先行列，探索出了一条整合全球资源实现技术赶超的中国特色新道路。本文在总结《非对称创新战略：中国企业的跨越》这一专著核心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MIT框架的非对称创新战略，并简列了一些企业经验，以期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留下些注脚。然而，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企业类似，我们也只是初步“垒个地基”，并期待与令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家们一起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作者 | 魏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洋：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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