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经管 | 印邦炎：一场千里的跋涉一段永续的情谊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2021-11-17 16:28 浏览量: 2105

印邦炎是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中国专业学位教育主要奠基人，天津大学管理学科主要创始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他一直关心着天大学生们的成长进步，不论是天大“关工委”的工作，还是发起让贫困学子能吃上一顿营养早餐的“早餐计划”，都充满了对学校、对学子的爱。

印邦炎教授辞世之后，他的长子查京民代表家属向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50万元，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2019年11月13日，“印邦炎教授教育基金”成立仪式在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举行。“印邦炎教授教育基金”是印先生奉献一生的延续，它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经管学子刻苦学习，勇于探索，它也将为传承和弘扬印邦炎教授“大爱育人”的精神创建了一个永续的载体，以此激励后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印邦炎对母校的感情，始于73年前那场千里的跋涉……

（本文节选自印邦炎校友的口述文章，原载于《我们从北洋走来》一书，记录了印邦炎先生1948年的故事。）

我是南京人，1948年考入北洋大学。此前，我已在上海同济大学上学。在1948年初的一次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遭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镇压，我当时是敌人缉捕对象之一，在广大同学的掩护和同济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我摆脱敌人的搜捕逃离上海。

我在1946年南京上中学时就已经参加革命并入了党，按照地下党的组织原则，我虽在上海上学，但组织关系仍在南京。

逃离上海后，我本应由南京地下党将我送到解放区。但当时南京地下党学委系统到解放区的交通遭敌人破坏，一时撤退不了，所以我隐蔽在仪征当小学教师。1948年暑假前夕，组织上经了解敌人尚未发现我的共产党员身份，而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像我这样学习较好的大学生仍可留在国统区上大学，以为全国解放后储备人才。但我已经“红”了，不能在南京、上海一带上学，就让我到天津去。当时天津的名牌大学只有北洋与南开二校，因为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又以理工科为主，我自己从小爱好数理化，所以就投考了北洋大学。专业志愿是数学，考试结果，按志愿被录取到数学系。

1948年秋，国民党统治百业凋敝，从南京到天津火车不通，必须从上海坐船经东海、黄海进渤海湾才能到天津。在船上并没有正式铺位，只在轮机房的通道打开自带的被褥地铺休息，与我相邻的地铺也是从上海到天津来上北洋大学的，名叫陈关裔，后任天津大学副校长。

船进渤海湾，溯海河而上到天津市区一码头下船，大批老同学三五成群到码头迎新，非常热情。在老同学的迎新队伍中，明显有两种政治态度不同的同学，多数是进步同学，他们主要靠热情服务吸引新同学，也有少数政治态度反共的老同学迎新，他们主要用物质条件吸引新同学。那时我已是入党两年多的“老”党员，对人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记得在码头上热情帮助我的4位老同学，一位是航空系的姜学锦（毕业后在航空部工作，曾任教育司长），一位是航空系的王宝舆（毕业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一位是治金系的程海（毕业先在鞍钢后在宝钢工作），一位是采矿系的胡毓坤（毕业后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我的行李很简单，一条麻袋装了一床棉被、一床褥子、一个枕头，一个柳藤包里面装了一些书籍和日用品。因为那时我最爱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按说我不应该带在身上，因为舍不得不带，也未想到下船后还要被检查，当国民党一警察拿起《反杜林论》翻了一下，他也不认识恩格斯是什么人，问我是什么书，我说是一种种植树林的书，警察就没再问了，放我出了码头，虚惊一场。这本书也被迎新的老同学看见了，他们也虚惊一场，同时也初步知道我是什么政治态度的人了。

出码头后，就有新老同学挤在学校的一辆美制道奇大卡车上往学校开，初始在市区一路还有个城市的样子，车过旱桥（今京津桥）到小王庄，就是煤灰渣的路面，尘土飞扬，再过北洋桥，因当时北洋桥已摇摇欲塌，汽车不能载重过桥，只载行李过桥，新老同学下车步行过桥，进入北洋大学。

进学校大门，迎面一个广场，两旁是三层高的南、北大楼，当时看来，已算是比较气派宏伟的建筑了。但一年级的学生宿舍却是一处呈工字形的平房，八间房子，每间房子住30多人。当时学生宿舍以斋编号，一斋是一个“U”形的二层楼，供三四年级同学住，二斋三斋是二层小楼，供二年级同学住，四斋即名叫工字厅的平房供一年级同学住，五斋是平房，为女生宿舍，六斋为复校后在操场旁新盖的一排8间平房，除两间是校医室外，其余也住学生。

吃饭是在学校的生活管理组组织的食堂，我这名来自江南的学生吃惯大米，对黄色的玉米面丝毫吃不惯，实在难咽，不过几天后也逐渐习惯了。

物质生活条件虽说很苦，但开学上课后，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就丰富多彩、十分充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