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聚焦“百年商学”，第二辑聚焦“未来商学”，京东、天猫、当当、亚马逊、线下书店等均有销售。第三辑聚焦“元宇宙”，即将出版。

摘要：上海财经大学百年办学历程是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按照办学进程和类型定位，学校发展划分为以上海商科大学为代表的初创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上海财经学院时期、上海财经大学时期四个主要时期，各时期学校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传承创新。通过对办学类型和办学理念的梳理概括，力求从大学文化维度全景式展现走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商学教育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商学教育；办学理念；上海财经大学

办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和文化精神的象征，是指导大学办学实践的核心思想。作为现代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上海财经大学历经百年沧桑，九易其名、十迁其址，坚韧不拔、弦歌不辍，始终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生长，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遵循学校办学历史进程，百年上财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以上海商科大学为代表的初创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上海财经学院时期和上海财经大学时期。在各个历史阶段，因学校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学校实力和发展定位等差异，其办学理念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其凝练的精神内核却始终在学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在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商学教育发展之路中彰显磅礴的力量。

一、以上海商科大学为代表的初创时期（1917年7月—1932年7月）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竟然败于一衣带水的近邻小国，这极大地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耻辱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康有为提出政治救国，张元济提出教育救国，郑观应等人提出商业救国。发展商学教育从民间共识上升为政府决策。民国初立，临时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规定了专门学校包括商业等十类，大学分商科等七科，确立了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1917年7月，为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商业人才的迫切需要，时为华东学区最高学府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增设商业科，上海财经大学由此发端。三年后，按照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东南大学计划中有关商科“因人才和环境关系，应在上海择地建设”的规定，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筹划合设上海商科大学。1921年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商科大学在上海正式诞生。“国内有商科大学，自本校始。”1922年7月，暨南学校退出，上海商科大学改由当时国内仅有的2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国立东南大学独办。据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统计，1922年全国共有5所国立大学，而上海商科大学是其中唯一的一所专门学校。随后，学校历经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江苏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阶段，直至1932年8月。

这一时期，郭秉文的办学思想有着重要地位。作为近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校长之一，郭秉文秉承“寓师范于大学”的思想和“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的理念，在政府支持下创建了“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之国立东南大学，实现了其“以欧美高等教育为蓝本、以中西融合的方式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的理想，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郭秉文在主长南高师、东南大学七年的同时，兼任上海商科大学校长近四年，他认为“以西方之所长，与吾国数千年行之而宜者融合之，成为一种教育，庶几无枘凿之患。”融合中西、取长补短、渐进改革成为郭秉文教育思想的特征。他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不仅使上海商科大学得以创建和崛起，也奠定了上财百年优良办学传统的思想基石。

学校定位为“中央大学区”研究商业学术之最高机关。建校初期的15年，学校都是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而存在。经过前十年的创业发展，至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时期，学校已成为一所国内顶尖的商学院。1928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制订了院章。院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宣称：中央大学商学院是“中央大学区”研究商业学术之最高机关，宗旨是“顺应社会需要，以培植商业专门人才”。这是学校最早提出的“研究型大学”学校定位的思想萌芽。

提出了以诚为训、以德为高、“德、智、体”三育并举的育人目标。“三育并举”是南高师和国立东南大学的一个育人指导思想，即育人的理念和目标。这一思想以培养学生完善人格为办学的标准。南高师首任校长江谦认为，诚涵知、仁、勇，诚育德、智、体，要求全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1918年南高师代校长郭秉文(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兼上海商科大学校长)倡导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南高师精神，培育“诚朴、勤奋、求实”的校风。他在《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指出，“本校以诚为训育之本，亦以诚为智育之本”。郭秉文对德、智、体“三育”的标准、实施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也吸取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在1924年所撰的《中国的商科教育》一文中，郭秉文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发展商科教育的主张。

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学校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铺平道路”。他认为，“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机构，来致力于培养一大批不仅具有商业知识和技能，还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学生”。在此基础上，上海商科大学创建伊始即将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商业人才，作为学生培养目标。由此，在学科设置上，他主张文理并重，学术并举；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在学术视野上，倡导面向世界，促进交流。郭秉文提出的育人理念和目标，对于学校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永恒的。

当然，“三育”的标准和实施方法，则应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赋予新的内容。1929年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院长程振基在《商业教育之重要及其本身问题》一文提出，“大学商科之目的，则宜以养成熟悉商场富有判断力之学生为指归。至大学之责任，尤在引导商业趋于光明之路，蔗学与用二者相辅而行”。

提出了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四个平衡”的指导思想。这一治校方略，突出反映了郭秉文将南高师改组扩展为东南大学、并把东南大学办成当时中国唯一的综合大学，以及力排众议将商科东迁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建设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的理想追求（东南大学商科迁至上海，在东南大学内部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之所以迁至上海办学，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商科不同于一般的文科，必须多行实习于学校和社会，只有国际贸易和商业活泼繁盛之地，才是商科办学最适宜的地方；二是商科教员不同于普通文科教员，不仅需要丰富精深的学术造诣，还须兼具规划商业的实际才能，若要延聘到这样的教员，唯将商科办在上海方有可能，因为在上海从英美大学回来的留学生较多，在南京则较难物色）。郭秉文的办学方针则可以概括为一个“平”字。郭秉文晚年曾对其学生张其昀畅谈50年前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要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毫无疑问，“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不仅对于今天综合大学的建设依然适用，而且对于非综合大学的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就是说，以应用学科为主的大学，应该关注基础学科的建设，使所培养的应用人才“不致流于狭隘”；人文社会科学类大学，应该关注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与课程建设，促使文理互相交叉渗透；既要把师资建设作为办学兴校的第一要务，也要注重物质条件（包括校园人文、生态环境和教学、科研条件）的改善；既要弘扬人文精神，又要提倡科学精神，力求两者的完满结合；既要推进与国内高校、企业的交往与合作，又要扩大与海外高校、企业的交往与合作。

仿照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大学治理结构，坚持学者治校、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学生自治，实施校董决策民主管理的管理模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现代欧美大学的基本理念，对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当今大学肩负着传播、创新和发展知识的重大使命，承担着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任务。只有依靠学者（教学科研工作者）办学治校，才能发展学校的各项事业；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繁荣科学研究，提升学科水平；只有鼓励学生“自觉、自力、自立、自理、自动”，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主动、主导”作用，才能促进育人质量的提高。

面向社会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服务社会发展。上海商科大学提出“治商业学科者，不独贵具书本之学识，尤贵具实际之常识”，主张学校办学要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强调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院章》明确提出：学院“顺应社会需要，以培植商业专门人才，其学程则理论与实习并重”。

上海商科大学的建立，是郭秉文“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理念的典型体现。上海商科大学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而最终创立，是郭秉文坚守发展商科教育“不仅是用商业知识和技能，还要用组织和领导能力来对学生进行培训，为国家繁荣和国际合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①的信念，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大胆借鉴和探索的结果，也与他重视商科这个“术”科，在中国的商科教育尚处于婴儿时期就认识到其显现出的“成长的可能性”，并对创建事宜亲力亲为有直接的关系。上海商科大学的诞生，更是开创了中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先河。郭秉文指出，上海商科大学“在中国高等商科教育所处的奇特和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说，办学实践本身客观地推动了中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

二、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1932年8月—1950年7月）

1932年8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发文，学校从国立中央大学划出，独立组建直属教育部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成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独立商学院，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之专门培养商学人才的最高学府。

这一时期（1932年8月—1950年7月）又分为两个阶段，前后两任院长分别为裴复恒和朱国璋，他们在办学过程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主张，由此构成了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的办学思想。尽管两个阶段办学主张的表述互不相同，但其中包容的思想有着共同之处。

学校定位为具有“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兼重”双重功能的学术机构。1932年8月，学校制定《国立上海商学院章程》，提出“本院为研究商业学术最高机关……适应社会需求，以培植商业专门人才为宗旨”。裴复恒上任伊始，就以“灌输高深商业技术知识，养成企业精神及提倡研究学术风气”作为办学方针，明确提出了学院的两大功能，即商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这是符合现代大学理念的，正如蔡元培所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办学方针把人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是符合当时学院实际情况的，对学院的目标定位是合理的。1935年10月，在新校舍落成典礼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训辞中提出，“现在的商学院，与二十年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差不多”，希望国立上海商学院师生做到既要养成学术空气，又要建立优良校风。朱国璋主院期间，继续贯彻了这一办学方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营造“浓厚的学术空气”。

提出了培养“富有创造精神、决断力及组织力之企业家”“具备企业精神之人才”的育人目标。国立上海商学院办学者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了上海商科大学提出的面向社会、依托社会、服务社会的办学基本思想，并逐步形成为学校的办学传统。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国立上海商学院强调作为唯一的国立商科类独立学院更应注意英才教育，《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报告》（1936年度上学期）明确提出，“本院为研究商学而设，为培植商业人才而设，为领导商人而设，是则本院之使命”，首次明确提出“商科教育之使命，绝非专门培植商业的技术人才；同时应培养富有创造精神、决断力及组织力之企业家，故企业精神之养成，实为重要”，指出学院要培养“具备企业精神之人才”，“对全国产业之振兴，有更大之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如此明确提出商学人才培养的目标，难能可贵。这一办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学校自身的特色，明确适应社会需要是学院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出发点。1937年1月的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报告》进一步指出，“始终以灌输高深商业技术智识，养成企业精神及提倡研究学术风气为固定不变之方针”“本院为我国研究商业之最高机关，故对于商学之研究，亦负有至大之使命”。

以延聘名师作为办学兴校的首要任务，强调教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作为办学方针。国立上海商学院继承了已往传统，教师大多具有国际一流大学留学背景，不仅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还有精湛的讲学水平，深受学生崇敬。而当时用英语授课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除了英文原版教材用英语教授外，每堂课前的十分钟小测验也用英语进行，这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严格训练、专心学问的学风。在学风建设上，裴复恒倡导“忠实”，朱国璋倡导“淳厚朴实”。国立上海商学院在办学实践中，注重一个“严”字，严格教学纪律，充实理论课程，规定实习制度，鼓励学生自行实践锻炼，注重学术研究与实务部门的密切联系。朱国璋主院后，明确提出了“严格训练、树立制度、开诚布公、师生合作”的办学“四项原则”；一再强调“理论实务两相兼顾”，这既是教学方针，也是一项教学原则。朱国璋是1935年的上商毕业生，时隔10余年后，朱国璋在谈办学原则时，深有体会地指出：“本院办学素称严格”。这就表明，“淬砺节行”、严格训练是国立上海商学院一贯的办学原则，严格训练则是学校办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三、上海财经学院时期（1950年8月—1985年8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校一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改造、转轨（转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党和国家以苏联为榜样，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行有领导、有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财经”一词取代商学。高等财经教育在高校设立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目录等方面全面借鉴苏联经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学校的办学思想体现为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高等财经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格遵照，一些好的办学传统则在改造、改革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内涵。

学校定位为综合性财经学院。1952年前后，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华东地区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光华大学商学院、大夏大学会计专修科、复旦大学财经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大同大学商学院、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江南大学工业经济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震旦大学法学院夜专修科、东吴大学经济系、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山东财经学院等华东地区20余所高校的财经院系相继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一时群贤毕至，灿然师行。学校遂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综合性财经类高校，也是当时全国四所财经学院之一。1958年后学校再遇坎坷，先后经历合并、重建和撤销，直到1978年复校获得新生。

与前两个时期的办学思想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的办学理念，是对前者的扬弃，即继承前者中体现学校优良办学传统的一部分精髓，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内涵。

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指导思想。1954年，上海财经学院姚耐院长题词“一切为着建设祖国”。他在回顾这段时期学校办学历程时曾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旧大学的财经系科无论是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还是师资力量，都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亟需改革。当时，学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注意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这段话虽然针对第一阶段（1949—1958年）的办学而言，但也反映了第二阶段（1960—1972年）办学的实际情况。成立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后，学校首先着重于教学改革工作，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特点，编写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法指导书；改进教学方法；与业务部门联系，组织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实习，以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明确了总的教学目标、各系具体教学任务及教学重点。同时组织教师到人民大学学习，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政治课程（占全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在正课中贯彻爱国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提出了“培养体魄健全、热爱祖国、具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和一定经济理论和专业知识的高级经济理论人才及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在育人方法上，坚持教研结合，强调以培养高规格人才为主。在抓好本科教育的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的同时，于1956年9月创刊《财经研究》，为教师提供了学术研究园地。人才培养目标上，坚持“三育”并举，德、智、体全面发展。前两个阶段，强调培养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的国民公德，懂得政策而又有业务知识，养成从事财务工作的实际能力。上海财经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按照人才培养的标准，严格要求学生，在智育上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打好四个方面的基础，即经济理论基础、写作基础、外语基础和专业基础。

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将这一办学原则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0级毕业纪念刊上，首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题词：“跑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再去学习”；第二任院长姚耐撰写题为“进一步联系实际”的文章。而在办学实践中，学校不仅坚持严格训练、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强调文理渗透、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懂得政策而又有业务知识，以便在学校内养成学生具有从事财经工作的实际能力。

四、上海财经大学时期（1985年9月至今）

1985年9月17日，上海财经学院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陈云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校名。2000年2月，学校由财政部划转教育部管理，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12年5月，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上海财经大学协议。学校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不断迈上新台阶。学校用两个十年实现了战略转型：第一个十年（2001—2010年），实现“入主流、办特色”的战略转型；第二个十年（2011—2020年），实现“办特色、上水平”的战略转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学校面对办学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探索，逐步形成并发展自己的办学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学校定位为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学校历届领导班子共同的理想追求是，把学校建设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一流大学。1991年6月制定的《上海财经大学事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90年代学校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类为主，经（济）、管（理）、理（工）、法（政）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在国内居于一流、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1995年12月制定的《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整体建设规划》，提出了2010年前的总体发展目标，那就是要“建设成为一所以理论经济学科为基础，应用经济学科为重点，经、管、法、文相结合，高层次、国际化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在国内居于前列，在国际上有较大知名度，部分重点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财经大学”。1997年7月18日，在学校建校8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欣然题词：“面向新世纪把上海财经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学校的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2003年10月制定的《上海财经大学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十五”期末或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一所以理论经济学科为基础，应用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为重点，‘经、管、法、文、理’多学科协同发展，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在国内居于前列、部分优势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具有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发展框架的多科性大学”。“一流三化”逐渐成为学校的目标和发展框架的简称。2014年5月教育部核准的《上海财经大学章程》，确立学校发展的愿景是“基于卓越的研究和教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吹响了行业类高水平高校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进军号。根据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部署，学校在“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提出“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了实现学校的战略目标，学校坚持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从实际问题出发，勇于先行先试，不断进行突破体制、机制、传统观念束缚的改革实践，逐步解决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创新之路。2017年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学校将聚焦“经济学与商学”世界一流学科群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富民强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价值追求，通过重点建设、整体提升，建设国际知名的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19年学校第八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开启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征程”的宏伟目标，并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因此，对学校未来发展的定位，既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时代使命，也是学校百年来内生发展的不懈追求。

确立了“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和校风教风学风。从南高师创办商科起，学校就把通过经济和商业服务国家和社会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的“商科概况”中有言，“现在国内商业专门教育极感缺乏，而商业之发展日新月异，本大学之责任与事业将随之继长增高焉”。国立上海商学院创办的《商兑》发刊词中提出“匡持国家，补益社会”之语。1934年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马寅初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纪念刊题词“经济匡时”，学校经济匡时之精神从此奠定并世代传承。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学校进一步确立了“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其中“经济匡时”即传承于马寅初的题词。因此，学校校训渊源于中国经典，蕴含了深厚的华夏文化；植根于学校传统，凝聚了数代上财人的智慧；是与时俱进的价值体系，彰显了学校的核心价值观。该校训寓意上财人在修身治学的过程中志存高远、道德宽厚、海纳百川、学问广博，并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学识经世济民、匡扶国家、服务社会、引领时代。“十三五”时期，学校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博雅诚朴、守正创新”的校风、“至诚谨厚、思远笃行”的学风、“平允尚贤、求真问道”的教风，要求使广大师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确立了“面向社会、务实求真、立德树人、经世济国”的办学理念。2000年学校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价期间，组织专门力量对办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围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企业家型’人才”这一主题，开放办学，把学校办成企业家的摇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精神；密切与社会联系，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三个方面论述了学校办学思想上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校将80余年来历经传承与发展的办学理念概括为十六个字——“面向社会、求真务实、百年树人、经世济国”，并将其作为学校本科教育的主要特色之一写进了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价的学校自评报告，得到教育部评价专家组的一致认同。这一办学理念是对学校80多年来办学历史、办学传统与办学特色的凝练，是对学校历史上历届校领导特别是一些知名教育家的办学智慧的结晶，是在新形势下提高教育质量、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源泉和动力，既反映了学校一贯来的教育观和办学目标，也体现了教学观、人才观等诸多方面，还凸显了学校的学科特色与专业特点。2014年4月24日教育部核准生效的《上海财经大学章程》，明确学校的办学理念为面向社会、求真务实、立德树人、经世济国。

明确了“扎根中国、放眼世界、立德树人、追求卓越”的办学宗旨。“十三五”期间，面向新时代新要求，学校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证，明确了“扎根中国、放眼世界、立德树人、追求卓越”办学宗旨。其中，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扎根中国是学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牢牢扎根中国、服务中国，学校办学才有深厚的根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学校的目标方向，而放眼世界是大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放眼世界，才能够不囿于一方天地，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使命，也是学校百年来办学的优良传统；追求卓越也是上财一贯的敢为人先、敢争一流的精神境界，它已贯穿于学校每个工作领域，内化于每位上财人的行动之中。在新时代下，学校坚持以德立人、以智慧人、以体健人、以美化人、以劳塑人，将德智体美劳五育培养目标和要求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丰富和发展了当年郭秉文倡导的“三育并举”思想。

凝练了“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放眼世界、坚持敢闯善创、坚持内涵发展、坚持追求卓越”的百年办学方略。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化对学校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认知，丰富和完善学校发展战略顶层设计架构。坚持立德树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有坚定理想信念、具有民族精神和全球视野，富有创造力、决断力、组织力及坚韧力的卓越财经人才，切实肩负起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坚持放眼世界：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扎根中国大地，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推动学校全方位的改革；主动对接国际学术评价、评估标准，争做世界高等财经教育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坚持开放办学，积极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搭建双向交流平台，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坚持敢闯善创：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系统谋划，实事求是，着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之路；以改革创新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坚持内涵发展：坚持卓越人才培养定位，将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学校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坚持“主干、一流的经管学科，精干、先进的法文理工学科”的学科格局，以“经济学与商学”世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为引领，整体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坚持追求卓越:以“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引领全面发展，将追求卓越的精神贯穿于学校事业发展全过程。

一百多年来，上海财经大学走过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稳步、协调、健康发展之路，谱写了我国高等财经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为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学校办学理念与百年办学传统及办学特色一脉相承，是与时俱进、在坚守传承中创新的办学历程的真实写照。百年来传承创新所形成的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方略等所构成的上财特色大学精神体系，是历代上财人办学智慧的结晶，是上财奉献给中国商学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在其指引下，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奋斗，学校已初步建成国际知名的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将继续指引上财人为建设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开拓奋进，为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创新发展书写新的光辉篇章。

来源 | 上财商学评论

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