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字上蕴含着向海而生、向洋而兴的愿景和使命，品格上厚植了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创新。上海处于我国南北海岸线中部、长江入海口，是“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叠加交汇处，是一个天然的江海港口城市。此外，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物产丰富的江南地域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腹地和辐射空间。依托襟江带海的独特区位优势，上海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基于一种特别的站位、一种特殊的自觉，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更被誉为远东巴黎、东方曼哈顿、远东第一大都会。她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她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暴眼”，她是近代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屈辱见证，她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发源地”，她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她是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拿破仑说：“上海是东方睡狮睁开的第一只眼。”毛泽东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习近平说：“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上海，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
被动开放，权操诸人：开埠释放地缘优势开埠前的上海，商业活动已经很活跃了。虽然十六铺码头一带已建有二十多个服务于南北商人的公馆，然而仍是不及江南经济重镇苏州，其原因在于清政府“闭关锁国”基本国策下的内向型经济格局。因此，长江沿岸的贸易中心是苏州，上海只能以苏州的外港发挥作用。而在海上贸易上，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因此上海江海通津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城市是人类组织生活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产物。中国在三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涌现出很多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城市。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自然地，政治功能使之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兴衰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全球背景下考察，以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发展为主要依托的近代城市相继崛起。当西方列强携工业化、全球化赋能的强大国力和坚船利炮造访时，孤芳自赏、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国运注定气数将尽。1840年，英国发动了以通商为目的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开放上海、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五个通商口岸，即五口通商。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开埠后，广州一口通商禁令解除，上海港被压抑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最典型的是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早期中国出口的货源（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部分产于长江三角洲，但是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物流和运输成本十分高昂，上海开埠后，贸易直接来到原产地附近，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仅仅十年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通商贸易让港口和运输发展起来，二十年后，上海进出口贸易已占全国一半以上。随后，零售、批发的市场发达了，有了食品工业，又有了衣食住行等行业。再后来，修船、造船的需求强烈了，城市的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了。于是，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带动了货物、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上海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生产中心。随着城市功能的日趋完整，一个超级工商业城市就此诞生。五口通商的五个城市，为何只有上海发展起完整的工业门类，从而演化成一个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呢？第一，契约文化完善。契约制度是现代企业的基础，然而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状态，也就是中国人依据关系的亲疏将交往对象分为“生人—熟人—家人”。在日常交往中，中国人遵循的不是契约文化蕴含的“普遍主义”交往法则，而是依据关系的亲疏展现的“特殊主义”。然而，区别于其他城市，上海作为大型陌生人社会，形成了重视信誉、契约的社会氛围。近代上海是大型的、异质的、流动性很大的陌生人社会，有大量江苏的、浙江的移民。在社会对于诚信的约束上，传统乡土中国人员流动性很低，靠的是无形的道德，靠的是一双双熟悉的眼睛、一代代不绝的口碑；城市陌生人社会流动性很高，靠的是一张张担保、一份份合同。上海工商社会本身具有一定的规范与净化机能，重视规范、遵守法制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不言自明的惯例。这种契约文化对于构建现代企业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第二，人力资源充沛。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周边环抱着几百个古镇。每个古镇都有其手工业品，可谓“一镇一品”，古镇上大量的能工巧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转型成了产业工人，为上海现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深厚的人力资本基础。第三，工匠精神盛行。江南地区居民的生产方式与西方现代企业的基础——“泰罗制”有其内涵上的共同性，即讲究分工、提倡工匠精神。江南地区河网密布，土地被分割成无数独立的区块。狭窄的空间、丰富的物产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无比的精细、精巧安排着生产和生活。千百年来，这样的劳作既形成了高度的基于行业的分工，如种植业、养殖业、纺织业、酿造业等，也形成了基于专业技能的工种，如铁匠、铜匠、木匠、金银匠等。这种生产方式催生了江南工匠文化中的精细精巧、精益求精的精神，支撑了现代企业的诞生。总结起来，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得开放风气之先，在较短时间内由被动开放带来的地缘优势释放经济潜能，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最重要、最大的现代化都市。
主动开放，权操诸己：浦东开发开放激活城市综合资本国际一线城市，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河流：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纽约的哈迪孙河，上海的黄浦江。这些流淌了几个世纪的河流，不仅是大都市的顶级自然资源，还映射着城市兴衰更替的轨迹。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承载着上海数百年兴衰荣辱的城市记忆。开发浦东，是历代上海人牵挂的心结。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浦西和浦东发展不平衡的鸿沟日渐成为横在上海人面前的一道门槛。被黄浦江相隔，当时的浦东连“下只角”（上海话，指经济欠发达区域）都算不上，有的只是一片阡陌交错的农田。俗话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不是偏见，“过江难，难过江”，使得黄浦江东西岸不在一个发展层面上。实际上，历代仁人志士和上海管理当局均对浦东开发提出过高瞻远瞩的愿景。1922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对浦东开发从战略层面做出了具体规划，提出上海“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进而提出开发浦东、在高桥地区建设世界大港的畅想。1927年，国民政府提出“大上海计划”，要在浦东沿江地区进行城市化开发。两次淞沪抗战，使得该计划搁浅。历史把机会留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曾经感慨：浦东是一块处女地，由于交通不便，一江之隔，就成了遥远的地方，多可惜啊。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从国内形势来看，上海的经济规模和GDP一直领先全国，但是开放度不够、经济优势弱化、中心辐射作用没有发挥。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宣布建立各自的自由贸易区，加大了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力度，这对中国的国际航运、贸易等方面形成了极大的挑战。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激起了整个社会层面对于上海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在南方率先破冰。1980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上海该如何转型，哪里才是出路？1990年初，邓小平同志听取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设想的汇报后，明确表示支持，并且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1990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关于开发开放浦东设想的汇报。1990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同意上海的请示，同时指出，开发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使之与经济发展和建设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要求相适应。对于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制定了“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的十六字开发开放战略。这十六字开发开放战略落到实处，便是陆家嘴金融聚集带、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以及纵横交错、贯通全市的道路、桥梁和隧道。十六字战略之所以成功，是成功激活了上海的城市综合资本，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包括上海独特的地缘优势、卓越的资源禀赋、完整的工业门类、充沛的人力资本。当然，执行战略的过程布满了荆棘。党中央、国务院对浦东的开发有如下表态：“开发开放浦东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中央给予必要的支持，全国各地也要给予积极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的支持和努力。”于是，怎么去筹集发展需要的巨量资金成为摆在开发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穷则思变，变则通。”开发者在困难面前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己任、以国家战略为己任，这是一种始终将上海置于全国大局、全球大势内考察自身发展的自觉。正是基于这样的自觉，开发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筚路蓝缕，创办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创造了“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全新开发模式，足实了“金融先行”这一首位战略，迈出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第一步。其中，“土地批租”和“证券交易”两项制度创新是点石成金的关键胜负手。第一，土地批租。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姓“社”姓“资”意识形态的争论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因此土地批租在当时的制度和观念上都面临着较大的障碍。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开发者提出土地批租，符合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1987年《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发布，办法规定，市政府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1988年，上海首次向外商出让土地使用权。通过公开招标，将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26号地块1.3万平方米土地的50年使用权以人民币1.041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日本孙氏企业有限公司。利用土地资源吸引外商投资，为上海推行建设项目用地的有偿使用积累了经验。基于这项制度创新，开发者用“土地空转、批租实转”的方式吸纳各种经济成分纷纷涌入这片投资开发热土，建设用地需求旺盛，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城市的改造与建设，由此走上了快车道。第二，证券交易。证券交易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皇冠上的宝石”，但实际上其本身只是一种筹集资金的资本运作手段。在改革开放初期，证券交易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之一。1990年，邓小平听取了浦东开发开放“金融先行”的战略后，有过精辟的论述：“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在浦江饭店孔雀厅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是浦东开发开放“金融先行”战略的最重要抓手。浦东开发开放是一次主动开放，浦东的发展创新是在开放状态下实现的。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浦东无愧于“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陆家嘴金融城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最集中、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金融服务体系最完善、金融人才最密集的地区，聚集了近千家银行、证券、保险等持牌金融机构，还有证券、期货、保险、黄金等13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2021年3月，最新一期GFCI国际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上海“坐三望二”，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浦东地区生产总值1990年为60亿元，2001年突破1 000亿元，2018年突破1万亿元。在上海范围内，浦东以五分之一的土地、四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市三分之一的GDP、三分之二的外贸进出口总额。浦东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绩效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创新过程中，往往需要踩过一道又一道的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为创新保驾护航，只能靠更高级别的开放赋能。如开篇所述，一条黄浦江贯穿上海，引领了上海数百年的发展基调。从开埠到浦东开发开放之前，它是生产之江，新中国的工业班底几乎都诞生于黄浦江边。上海开埠后的历史，也是黄浦江两岸变成码头、仓库、工厂的历史。然而，彼时也还没有一座跨江大桥，黄浦江割裂了浦东、浦西的共同发展。如今，黄浦江两岸积淀百年的工业文明，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文创的空间、公共活动的空间，它在整体功能上、布局上、视觉上，是一个全新上海的标记，一边是对金融中心的惊鸿一瞥，一边是对十里洋场的百年敬意，两岸截然不同的气质同时映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画卷上，交相辉映，错落有致。
开放竞风流，创新谱华章：永葆初心再出发上海所取得的发展进步，靠的是主动拥抱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释放红利，并以创新追求卓越。但是，自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病毒疫情起，全球进入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贸易、投资格局发生深刻挑战，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对中国“十四五”继续扩大开放、创新引领构成重大挑战。在这样的局面下，开放给上海带来的红利有所弱化。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上海要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必须加速培育新的战略引领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的发展始终放置于长三角的一体化中，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全球的发展大势中进行定位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发展的定位与时俱进地调整，内涵不断丰富，能级不断提高。每次关于上海的城市发展定位的调整，总能带来新的发展姿态、新的发展格局。上海是一座始终坚持以开放创新为己任、以国家战略为己任的城市，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既是上海的使命、上海的价值，也是开放创新再出发的初心。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之后，上海的城市定位提升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即上海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突出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1994年更新为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加上了国际航运中心），并于2001年写入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规划（1990—2020）》。这个表述沿用较长一段时间。2017年，上海制订新的城市规划，又加上了科技创新中心，即五个中心。同年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规划（2017—2035）》对上海的定位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进一步强化和培育好这四大功能，实际上也是进一步引领上海“五个中心”和“四大品牌”建设，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上海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从而更加突出上海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四大功能均是围绕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而展开，“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是重要条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是根本动力，“强化高端产业引领”是重要抓手，“强化开放枢纽门户”是根本方向。四大功能深刻揭示了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创新性、高端化以及开放性等重要特征和趋势，全面、系统指出了上海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手段、方向以及突破口。回溯上海并不算悠久的历史，检视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历程，不难发现，开放一直是上海各个发展阶段最笃定的品格。开放是活力的源泉，开放是创新的前提。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得开放风气之先，可以说当代上海因开放而兴，因开放而盛。从开放的逻辑来看，开埠之后的开放是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动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的开放以“请进来”为主，主要是大力引进境外资金、资源、人才、制度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不确定下，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外部需求疲软、跨国公司近岸布局、供应链由全球化向区域化加速演变等特征，上海正在进一步倒逼更高层次、更具吸附力的开放路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要强化开放枢纽门户中，既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上海发展的最大优势和内在要求。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强化全球资源配置首先需要开放市场，科技创新策源离不开全球开放和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开放发展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内在规律。今天，我们虽然面临逆全球化思潮的干扰和影响，甚至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剧等挑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开放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特别是全球跨国公司推动并参与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不可能因为贸易保护等被人为割裂。在承担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离开了创新谈发展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创新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党和人民给上海布置的任务在哪里，创新的步伐就跟到哪里。无论是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还是“排头兵”“先行者”，从某种程度来说，上海这座城市发展到今天，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创新释放的巨大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6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加快建设科创中心方案。2017年，上海制订新的城市规划，加上了科技创新中心，即五个中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做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敢创世界和未来之新，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源源不断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上海目前承担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重镇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它是199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201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第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关系我国产业链可控制度的关键产业。到202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高新区，成为全球影响力的大科学装置集聚中心、高端人才集聚中心、科技金融中心、技术交易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成为上海代表中国参与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王牌。大科学装置是这张王牌中的王牌，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大科学装置能够解决重大科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科技问题，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创新的功能来说，大科学装置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目前，张江示范园高浓度集聚了从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到硬X射线、软X射线再到超强超短激光、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10余个大科学装置，覆盖光子科学、生命科学、海洋科学、能源科学等领域，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大科学装置群正在张江集体出道，构成了上海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排头兵”和“先行者”。以上海光源为例，这里安置着中国规模最大的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这个高能加速器释放的光，亮度是普通X光的百亿倍。基础科学的每一个领域的实验室几乎都依赖于能源环境。要想了解物质的微观结构，就需要高精度的探测手段—―高亮度X光，用这种光源测定的物质结构可分辨到0.1纳米，即一根头发截面的50万分之一。目前，每年有超过1 000个课题组用上海光源做研究。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中，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BL17U1线站解析了抗体-新冠病毒S蛋白复合物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阐明该中和抗体抑制病毒侵入动物细胞、阻断病毒感染的结构生物学机制。上海光源在其他多个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均发挥了重要价值。世界十大制药公司中，诺华、罗氏、葛兰素史克、辉瑞等均利用从上海光源获得的大量结构数据进行新药研发，聚集在上海张江的生物医药公司大多已成为上海光源的用户，借助上海光源开展新药研究，已有多个新药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初步形成了制药企业科技服务产业集群。在大科学装置的牵引下，上海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的6项重大科技成果：蛟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和大飞机，上海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超强超短激光装置实现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诞生国际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国际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全球首张“黑洞”照片公布，上海天文台牵头国内学者参与；在英国《自然》杂志评选的2019年度全球十大优秀科学论文中，2篇中国论文入选，均出自上海；蓝天梦、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数据港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创新活动的核心，一是“创”，即从0到1的突破，这是质的变化，基础创新、大科学装置主要是面向“创”，是重中之重；二是“新”，即从1到 1 000的突破，这是量的变化，应用创新弥足珍贵。在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需要应用性创新的过程中，微观企业是主要的创新主体。对于企业而言，创新，尤其是探索性创新，是一项沉没成本极高的商业活动，需要厚实的土壤、包容的环境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科创板和改善营商环境是两个具体抓手。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为各类创新主体做大、做强提供了“孵化器”和“加速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是中国A股市场设立以来发行上市制度最为重要的创新。科创板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对于上海科技中心的建设、对于上海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都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厚植优渥的营商环境，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更好的创新发展土壤。让创新能通畅地从0到1 000，离不开科学、开放、灵活的政策支持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此，上海努力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做文章，用“店小二”精神改善营商环境。从负面清单管理到证照分离，从一网通办到一网统管，上海立于放管服改革的前沿，初步建成了现代化政府治理体系的上海样本，从而使得各个创新主体都能够高效、有序地向前推进。此外，上海扎实推进《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贯彻和落实工作，对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全力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聚焦企业创新发展需求，以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事项的优化和拓展为载体，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创新、保护流程再造、保护能级提升，从而激活各个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让企业敢于创新，勇于创新。2021年1月24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开幕。上海市市长龚正宣布：上海已经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框架，建成软X射线、超强超短激光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15个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上海方案”加快实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4.1%左右。从国内看，上海2020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8.28万件和2.42万件，同比分别增加16.01%和6.48%；PTC专利申请量3 558件，同比增长29.85%；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4.56万件，同比增长12.20%，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60.21件，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二。从国际看，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20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显示，上海在全球科研城市中排名第五。
鉴照未来路，上海目前也正在面临着极大挑战。挑战一：上海率先开放的红利已基本释放，开放引领发展的动力已有所弱化。从国内发展格局看，我国开放战略布局已从沿海拓展到全国一盘棋，上海率先开放的红利已经不再。兄弟省市在扩大开放方面各出奇招，力度很大，部分省市（如海南、深圳）开放力度实际已超上海，西安、重庆、广西、云南等西部省市向西、向南开放也在加速推进，我国已呈全面、全方位开放格局。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开放带给上海的红利优势正加速弱化。基于此，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上海要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必须加速培育新的战略引领优势，进一步倒逼更高层次、更具吸附力的开放路径。从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时间顺序来看，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因此，深圳与上海在不同的发展维度经常被用来比较。放眼世界，全球顶级城市的竞争从来不是单个城市间的单打独斗，而需要周边地区的战略性支撑。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两者进行比较时须放置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超级经济带的发展模式范畴下考察。同时，在理解双循环发展格局时，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其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此，高水平执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是上海建设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的关键胜负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其和长三角其他城市不是中心外围关系，而是战略协同、精巧分工、互为支撑的关系。只有拥抱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上海才能真正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目前，上海正以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以“一城一名园”建设为抓手，构建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通过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高浓度集聚创新要素，构建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产业体系，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同时，以两批40个特色产业园区为载体，让“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持续吸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先导产业，为上海“十四五”制造业发展蓄力增能。五个新城的定位不是以往概念中的郊区卫星城，而是把五个新城放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定位上进行考量，所以定位为面向长三角的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加强新城与上海中心城、新城与新城之间、新城与长三角40个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赋能互动，从而成为服务辐射长三角的战略支撑点。五个新城的建设主要发力点在于构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以往的郊区较多承担着为中心城区疏散人口、承接产业转移的功能。区别于历史上的郊区“新城”，五个新城是具有开放性、外向性的城市，都处在长三角一体化重要的发展轴上，是长三角都市圈的节点城市，其自我造血功能来自产业的发展。根据各新城最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设行动方案，五个新城在产业发展方面各有各的王牌：嘉定新城主打“国际汽车智慧城”、青浦新城将建成“长三角数字干线”、松江新城突出“G60科创走廊”、奉贤新城打造“东方美谷”、南汇新城推进“数联智造”名园建设。挑战二：来自杭州的长三角数字经济第一城之争。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也让英国成为19世纪当仁不让的全球霸主；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让美、德等西方国家全面崛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直接催使美国在20 世纪后半叶领先世界。目前，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进程如火如荼，其中的核心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即制造业、生活场景、城市治理等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将对未来城市发展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影响。2017年1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此后，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实施，工业互联网建设的顶层设计框架和政策支撑体系日益完备。可以说，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哪座城市能全方位、高能级、强联动地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哪座城市便是未来十年的领头羊。在创建“数字经济第一城”的道路上，杭州已经领先其他城市一个身位。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杭州的先发优势较为明显。2018年杭州提出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在此之前，杭州依托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开启数字发展之路，不仅在全国最早实现“扫码乘车”、电子社保卡全流程就医的城市，还拥有全国首个城市大脑、首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截至2018年，杭州数字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63家上市企业中，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占据半壁江山。2018年，城市大脑综合版发布；2019年，杭州提出打造“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目标；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杭州首创健康码、企业复工复产数字平台、亲清在线等成为第一个创建健康码用于社会治理的城市、第一个实现惠企政策一键直达企业。放置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考察，上海想要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的领头羊面临着挟先发优势的杭州的挑战，但是上海的数字化转型的优势也十分明显。第一，上海有最领先的信息基础硬件设施。上海目前已经率先成为5G和固定宽带“双千兆”第一城。第二，上海有海量的价值数据。上海作为一座常住人口接近2 500万，经济总量全国第一的超大型城市，具有丰裕、高质的数字流量。第三，上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上海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交通、旅游景区、楼宇场馆等应用场景，对数字化转型十分重要，一应俱全。第四，扎实的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基础。截至2020年年底，虽然数字经济对杭州GDP的贡献率超过50%, 但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则多年处于个位数增长。这里有一个有意义的转变，传统的“微笑曲线”认为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设计和分销占据了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制造业的利润相当薄，全球化加速了利润分配的不平衡。但是，目前中国要在数百年未遇大变局中摆脱“卡脖子”境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关键所在。以手机芯片为例，华为的芯片设计已经是全球领先的水平，华为的分销网络业遍布全球，在欠发达国家更是有先发优势，但是由于其还不掌握手机芯片制造工艺，因此，5G技术领先竞争对手的华为最新发布的旗舰手机机型P50没有5G功能。高端制造业受制于人的恶果可见一斑。痛定思痛，巩固实体经济成为国内强一线城市共同的政策导向。上海拥有10多个大科学装置和数量众多的高水平科研机构，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是双循环格局下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绝对排头兵和先行者。第五，充沛的人力资本。目前，5G相关的50%的研发人才、集成电路产业和芯片产业40%的研发人才、人工智能产业三分之一的研发人才集聚在上海。依托这五方面优势，上海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抓手是“1+3+X”的政策组合拳：“1”是指2020年年底出台的《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3”是指出台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的三年行动计划；“X”是指制定若干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行动方案。
【结 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民族企业家在列强包围的夹缝中为了兴办实习，殚精竭虑，筚路蓝缕，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站位和开放、创新的品格，在上海形成了面粉、纺织、造纸、卷烟、火柴、肥皂、皮革和橡胶八大支柱产业，谱写了上海工商业的传奇。两次淞沪抗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同时给中国民族工业内迁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内迁后的民族工业是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基本班底。更重要的是，开放、创新的品格矢志不渝地烙在上海的基因里，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从中汲取继续奋进的智慧和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开发者秉承开放和创新的理念，做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决策。如今，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上海正在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之路，开放合作共赢之路。回顾来时奋斗路，开发和创新是上海这座伟大城市最笃定的品格。鉴照未来奋进路，要想发展好上海，我们只能把开放的“门”打得更开、把创新的“火”点得更旺，让上海焕发更蓬勃的生机，为长三角、为中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蔡亚华教授）相关链接《上财商学评论》第一辑出版发行：致敬“百年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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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凌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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