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孝礼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

吕孝礼，山东蓬莱人。2014年11月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2005年开始在危机与灾难管理及公共组织等领域开展研究，已发表多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出版英文专著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北京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地震局以及北京地震局科研项目。同时担任英文学术期刊Risk, Hazards & Crisis in Public Policy和中文期刊《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编委，以及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多个城市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等社会兼职。也是危机管理网“www.crisis119.org”创办人及“中国应急管理50人论坛青年分论坛”及暑期学校联合发起人。曾于2019年春季学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开展访问研究，入选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访问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危机研判（战略层与操作层）、视频分析方法等。02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在危机期间为应对关键不确定性而选择的各种组织策略。本研究提出并应用制度意义建构模型，解释危机期间应对不确定性策略选择，以回答为何有些组织选择以规则为基础的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而另一些则采用更具特殊性的策略。研究发现，在危机应对的初始阶段，制度化程度并不影响策略的选择；组织一旦面临所选策略的失败，在决策策略的选择中可以识别出三种刚性效应；决策反馈回路的不连续性不一定要让组织改变他们的决策策略，但要与制度化互动，以促进决策策略的转变。03精彩书评

书评出处：张海波. 探索危机管理之道——兼评吕孝礼助理教授新著 [J]. 公共管理评论, 2017, (3): 118-26.

作者：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

引言吕孝礼助理教授的新著《管理危机不确定性：探索组织意义建构的制度影响》（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 on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下称《管理危机不确定性》）已由斯普林格（Springer）在线出版，这大概是危机管理领域第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专著，值得庆贺与记述。中国的危机管理研究兴起于2003年“非典”之后，虽然只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成长迅速，且有可能超越传统单一学科局限而探索出一条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的新路。《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的出版无疑会促进中国的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良性发展，推动中国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国际化。《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也是作者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在出版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好评。笔者与作者相识于2008年于南京大学召开的“风险、危机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正好十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应邀撰写书评既是学习也是共勉。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虽然并非基于中国情境，也非基于中国案例，但其问题凝练、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的危机管理研究仍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对待，且有必要将其引介给中国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学术共同体的诸位同仁以及将来可能投身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青年学子，使其可以被更多的研究者了解和参照。问题凝练的想象力：不确定性、危机管理与组织行为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从这两个标准来看，《管理危机不确定性》在问题的凝练上无疑是具有想象力的。甫一开篇，作者便指出：“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危机不确定性应对中组织策略的差异性。”在这一陈述中，有三个关键概念：一是不确定性，二是危机，三是组织行为。以下逐一简要解读。首先来看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解，至少需要提及两位研究者：一是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二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可以用概率计算的是风险，不能用概率计算的是不确定性。奈特虽然是经济学家，但这种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贝克则具体谈及了风险的不确定性。贝克指出，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风险是不可计算的：①灾难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的全球性损害，使得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去意义；②在最糟糕的事故状态下，风险计算所赋予的善后处理及对结果进行预警监测的安全概念也失去意义；③灾难在时空意义上的范围与界限完全消失，使得计算变得无法操作；④灾难所产生的影响不再具有常规形态，使得风险计算成为一件没完没了、有开始无结局的事情。虽然学科语境不同，但奈特和贝克对于不确定性关键特征的理解是“英雄所见略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风险是可以计算的，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语境中，社会政治风险是不可计算的，它和不确定性是合二为一的。在这一点上，作者明确指出：“本书并不尝试关于不确定性的概率统计，每一起危机案例都有其独特的原因、发展与后果，并不适合通过统计来进行分析。911事件的发生也显示了基于计算的统计分析并不能描绘潜在灾难的不确定性。”其次来看危机。危机的关键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关于危机本质属性的界定，也可以提及两位研究者：一是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二是罗森塔尔(Rosenthal)。赫尔曼认为，危机是一种情境：①威胁到决策主体的最高目标；②在情境改观之前有限的反应时间；③其发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规范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需要做出关键性决策。如果说赫尔曼的定义具有开创性意义，将危机概念引入学术领域，那么罗森塔尔的定义则具有转折性意义，将危机研究从政治议题引向管理议题，推动了危机管理研究的实质性发展。在罗森塔尔的定义中，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是危机的两项关键特征，它们也是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的重要差异。在这一点上，作者直接从罗森塔尔的概念出发，在管理议题的范围内聚焦于危机的不确定性。最后来看组织行为。回溯关于危机情境下组织行为的研究必须提及两位研究者：一是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Quarantelli)；二是路易斯•康佛(Louise Comfort) 。克兰特利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Disaster Research Center,简称DRC)的开创者，他从芝加哥大学集体行动的研究传统出发，将灾难响应的实质界定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organized collective behavior)，并提出了灾难情境下的组织类型学(也称为“DRC Typology")，其中关于突生组织(emergent organization) 的研究被认为是对经典组织理论的重要补充。康佛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灾害管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CDM )的主任，她率先将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引入应急管理研究，探索了应急响应中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行为，引发了应急管理研究的范式转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突生就是自组织，危机管理既包括他组织行为，也包括自组织行为，两者都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这一点上，作者也明确指出：组织行动策略被操作化为一系列的意义建构行动。综上所述，作者在问题选择上的基本逻辑是：不确定性—危机不确定性(由危机引发的不确定性)一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有组织行动(危机管理的本质)。这是一个不断澄清研究问题、逐步缩小研究范围的过程。作者对于问题的凝练显示了其对上述三个概念之间逻辑一致性的准确理解。然而，将危机管理作为有组织集体行动的结果和将危机管理作为组织行动的结果，这两种预设存在显示的差异，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起点。略显遗憾的是，作者在这里并未强调危机管理作为集体行动的特征，限制了作品理论贡献的高度。理论视角的创新性：意义建构理论与制度理论的交叉与融合

作者虽然并未言明和强调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其理论框架建构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管理学视角和政治学视角的交叉与融合。具体而言，作者将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 进行了结合，提出了制度化意义建构过程模型(Institutional Sensemaking Process Model) 。

作者认为，卡尔•威克(KarlWeick)将组织的意义建构视为持续修正的演化过程(modified evolutionary process)：①环境变化(ecological change)；②按角色运行(enactment)，遭遇模糊信息(equivocal data)后形成两种机制，一是注意(noticing)，二是标注(bracketing)；③选择(selection)，形成对模糊信息的解释，一是特定的解释(specific interpretation)，二是模化的解释(scheme interpretation)；④保留(retention)，通过记忆将成功的意义建构记录下来为将来所用。在此基础上，威克将组织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规则的策略(rule-based strategy)；二是基于情境的策略(specific-based strategy)。

作者述及，制度理论既包括经典制度理论，也包括新制度理论，前者聚焦于制度化过程及制度化对组织行动的影响，后者强调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在对制度理论的借鉴中，作者主要受到了P.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影响，将组织的制度化水平视为一个连续的光谱：从零制度化到高制度化的连续过程。所谓零制度化，是指组织关于采用何种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并无明确、周知的规则和程序；与之对照，高制度化就是有明确、周知的规则和程序。根据塞尔兹尼克及其追随者的界定，制度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内部维度(internal dimension)，是指组织成员和组织内群体对组织工作方式的尊重程度，包括组织使命、信仰和工作哲学、专业能力等；二是外部维度(external dimension)，是指组织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合法性程度，包括政治支持和公众支持等。

作者对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进行了连接，将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作为因变量，将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作为影响组织策略选择的自变量，建立论文的核心假设：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影响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在操作化上，作者对内部制度化和外部制度化均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理念类型 (ideal type)方法，将这两个维度进行交叉，发展了一个新的基于制度化的组织类型学 (New Typology of Organiz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ization): ①“Organization" (翻译为“组织”容易引起混淆，故用作者原文表述，下同)，外部制度化水平低且内部制度化水平低；②“Institution”，外部制度化水平高且内部制度化水平高；③“Mythical Organization”，外部制度化水平高但内部制度化水平低；④“Arrogant Organization"，内部制度化水平高但外部制度化水平低。①借鉴威克的意义建构理论，作者将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也分为四种类型：①基于规则的策略；②半基于规则的策略(semi-rule-based strategy)；③基于权宜的策略(ad hocbased strategy)；④无策略(no strategy)。

作者认为，威克的意义建构理论将心理学视角运用于组织行为，实现了微观与中观的连接；制度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对于组织的形塑，实现了中观和宏观的连接。这样一来，通过意义建构理论与制度理论的整合，作者架通 了微观、中观与宏观的桥梁。

就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连接来看，作者的理论视角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对于组织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策略选择的条件约束，在组织危机决策的“黑箱” (blackbox)上打开了一扇“窗”。当然，作者忽视了危机管理的集体性特征，这就妨碍了作者去打开一扇“门”。

研究方法的适当性：案例研究的沉寂与复兴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而研究方法的适当性则是比规范性更高的要求。它的主要含义是，根据研究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而非根据研究方法来选择研究问题。近些年，迫于发表的压力，根据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将数据快速结构化的方法）来选择研究问题以求降低发表难度已“蔚然成风”，但这显然已经偏离了研究的初衷。就研究方法的适当性而言，案例研究在危机管理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因为，危机是非常态现象，难以连续观察，危机和危机之间必定是不连续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危机管理的主流研究必须采用案例方法，或者是案例方法和其他方法的结合。否则，研究就无法揭示危机管理的本质。罗伯特,殷（Robert Yin）和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都指出，案例研究的独特优势是展现了真实情境。因此，危机管理的经验研究通常是基于快速响应（quick response）的案例研究，以捕捉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境，避免数据的腐化（perishable data）。在这方面，DRC早期已经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开展了超过600次的田野调查。当然，案例研究也有缺陷：首先，案例研究（尤其是单一案例研究），其研究发现高度依赖于特定情境，结论的概化程度较低；其次，案例研究的发现与研究者的心智能力高度相关，不同的研究者就同一个案例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这导致案例研究的信度存疑；最后，案例研究对于关键概念的操作化不如量化研究那样明确、清晰，这导致案例研究的效度存疑。因此，案例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60 ~70 年代便已兴起，但在80年代遭遇危机，一度沉寂了20年。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编码技术的普遍运用，案例研究的规范性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量化研究的弊端日益凸显，案例研究（尤其是比较案例研究）在深入性和理论开创性上的优势重新被认识，案例研究再度兴起，其既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在《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中，基于制度化的组织类型学，作者精心选择了四个案例：一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中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二是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事件中的美国宇航局（NASA）；三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中的洛杉矶警察局（LAPD）；四是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英国石油公司（BP）。它们分别对应于”Organization”“Institute““Mythical Organization”“Arrogant Organization”四类组织。不难看出，作者既借鉴了殷的案例研究思想，也借鉴了艾森哈特的案例研究思想。作者提出的核心假设为：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影响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在这一假设之下，作者根据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四种类型选择了四个对应的案例，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四个案例进行了比较和综合，提出了制度化意义建构过程模型，包括10个命题，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作者对案例研究的规范性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保障规范性，作者围绕核心假设，运用演绎逻辑和过程追溯方法来搜集和组织案例资料，以提升案例研究的信度；对所有的关键概念都进行了界定和操作化，以提升案例研究的效度；运用归纳逻辑来开展多案例研究以开创新理论。在这项研究之中，作者也展现了对研究方法适当性的追求，这也是这项研究最值得赞赏之处。组织如何应对危机的不确定性，这是危机管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极具难度的研究议题，而作者选择直面这一议题。一旦选择这一研究议题，就只能选择案例方法，进而就意味着学术论文的“低产”，这也是当前危机管理研究面临的困境。与作者所呈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学术品质相反的是，“跟班式科研”正在损害着学术研究的健康肌体，许多研究缺乏对学术的敬畏，重于术却轻于学。研究方法上的遗憾之处在于，作者并未能开展快速响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数据的腐化”。当然，就作者的现实条件而言，这可能是过高的要求。结语《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主要是一项理论研究，基本上实现了作者追求的四个目标：一是解释组织策略选择的多样性；二是将威克的意义建构理论延伸到不同的组织情境；三是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危机管理实践；四是帮助管理者理解组织意义建构的“黑箱”。“优美的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追求，但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无憾的。如果要谈及缺憾，笔者结合从事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体会，尝试指出《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可能存在的三处不足，与作者商榷并请学界同仁探讨。第一，理论视野还可以更开阔。这项研究虽然实现了管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 但理论视野囿于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有局限性。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并非只是一种“时尚”，而是根植于研究的内在逻辑，它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重复，在一个学科中低度发展的研究在另一个学科中可能是高度发展的；二是更趋真实，任何单一的理论视角都是“盲人摸象”；三是集成创新，不同学科视角可以相互启发，有利于从部分中生成整体。如果站在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立场上，关于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研究有一个演化的脉络：早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的突生现象便引起了克兰特利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拉塞尔•戴利斯(Russell Dynes)就指出实际的应急响应是基于预案(byplan)和基于反馈(byfbedback)的混合；20世纪80年代起，康佛开始关注应急响应中的自组织；2000年之后，特里西娅•沃琴朵芙(Tricia Watchendorf)强调“临机”(improvisation)；现在，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成为研究热点。其间，危机管理的研究范式有一个重要的转向，那就是将危 机管理视为一个复杂系统，从组织嵌入的复杂网络而非从单一的组织来展开研究。这种转向之所以发生，主要还在于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的决策发生于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环境中，而非孤立的存在。这与危机管理的本质是一致的，危机管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向不确定性的、有时间压力的集体行动。脱离这一本体论预设，组织行为将很难被解释清楚。而且，从实践来看，组织应对不确定性的任何策略选择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并非是纯粹的基于规则或者基于权变的，而是两者的 混合，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主流观点。科学理论的创新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需要多学科视野下的学术史梳理。作者虽然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竞争性理论，但比较零碎，缺乏对学术史的梳理，学科视野还不够开阔。实际上，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连接并非理论贡献，而只是通往理论贡献的可能路径。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于，只有既有理论不能解释时，理论创新才有必要。换言之，新的理论必须比既有理论更有解释力。作者未能在更宽广的学科视野中进行这种理论对话，限制了作品理论贡献的高度与呈现。第二，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仍有空隙。在四个案例中，作者通过制度分析详细地展示了四个组织的制度化水平的历史演化；然而，当事件发生时，这四个组织的制度化水平是如何影响其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是理论与案例结合的关键之处。在案例的建构上，作者主要采用了基于第二手资料的过程追溯方法，这可以描述四个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历史演化，但难以理解当时情境下的关键决策。殷明确指出，案例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因此，案例研究作为危机管理研究的基础方法，往往需要与其他研究配合起来使用。就这一点而言，作者运用制度理论解释四个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历史演化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用意义建构理论来解释四个组织危机响应的策略选择则说服力不足，基于意见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的制度化意义建构过程理论并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得到四个案例的支持。这些也不容易让读者明确：组织策略选择的差异是否由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差异造成以及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基于古巴导弹危机提出的危机决策模型就显示，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至少有三种行动逻辑：理性行动、组织程序和政府政治。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只适合解释组织程序，但无法断言，组织策略选择的差异不是因为受到了成本/收益之比或是权力的影响。与此同时，数据来源的单一化也削弱了研究的效度，案例研究越来越强调数据来源的多样性。第三，缺少中国案例。再回到米尔斯，“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亟待回应中国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需要发展五种想象力：历史的想象力、人类学的想象力、批判建构的想象力、大结构的想象力和性别的想象力。就危机管理而言，大结构的想象力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国的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治理结构。可以这么说，中国学者如果能够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做出重要理论贡献，那只可能基于中国的治理实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作者并没能基于中国情境和中国案例来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限制《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想象力的最主要障碍。学术无止境！再次祝贺作者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期待作者在中国的情境中基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更高质量的研究。

文章转自《公共管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