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国网讯】教师代表蒙克在201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在此，我非常荣幸地作为教师代表，欢迎各位2019级新生的到来。

诸位报考清华公管，一定思考过这所学院究竟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清华公管所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思考大问题，迎接大挑战”。

那么什么是中国公共管理的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不同。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两千多年前列国纷争的中国，对于一个诸侯国的存续，最重要的只有两个问题：对内，祖宗宗庙的敬献，以及对外，征伐战争的组织。

当中国告别封邦建国、成为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之后，黄仁宇在回望公元1587年时告诉我们，在这个帝国，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礼仪与人事。前者用以澄清尊卑秩序，后者则是让百官在这个秩序中各安其位。这一安排对后世影响巨大，甚至直到今天，人事部与宣传部，在国家的组织架构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此，我们能够感受到现代与传统的延续。然而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过去两百年现代性的洗礼，国家职能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天，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两个：一是治官，二是治民。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变，因为这里的治，已不再是统治的治，而是治理的治。

在今天，治官，意味着理顺中央部委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府际关系、意味着对官员进行监督、考核和激励，在用法律和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同时，优化行政流程，保证官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以及整个政体的国家能力。

而对人民的治理，则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供给，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什么样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够有助于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而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来的创造性破坏，其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应由怎样的环境政策、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治理手段来应对？在上述领域的政策过程之中，我们又应如何借助私营部门和智库NGO等第三部门的力量，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所有这些涉及国家-市场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议题，都是治民的核心内容。

有心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上面提到的所有议题，其实都是我院各位老师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在清华公管，教师、博后以及所有硕博研究生，他们每天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公共管理最重要的大问题相联系。借用道格拉斯·诺斯评价自己同事的话，我们也可以说：“We know what matters”，我们只研究最重要的事。

我们只研究最重要的事，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帮助中国应对当前最重大的挑战。今天中国的挑战，就是要尽力避免两大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修昔底德陷阱。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9770美元，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Upper-middle income country，距离达到人均一万两千美元（12,055）的高等收入国家标准似乎指日可待。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却并非自然而然。确实，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之中，五十年后真正实现高收入水平的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寥寥十三个经济体。人口众多、内部差距巨大的中国，要想加入这一行列，从而逃脱大多数拉美和中东国家至今仍然深陷的中等收入陷阱，绝非易事。

另一个不易避免的，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许大家不知道，这个名词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其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于2015年在清华公管所做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来描述国际体系内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由于战略互疑，前者为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对后者采取行动先发制人的情况。这种情况并非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1789年以来，出现过十次霸主国与崛起国的对峙，其中七次的结果是战争。这一比率足以让我们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每个崛起大国都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和尽力避免的可能。

中国面临的上述两个挑战，其实是相互交织的。如果中国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综合国力的增强势必会引起美国更大的焦虑，从而加剧双方的摩擦。而对于美国，它避免双方陷入全面冲突、两败俱伤的方式，就是通过经济和科技上的制裁，让中国无法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这种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规避方式，难道这就是中国想要的吗？难道我们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抗争与牺牲，到头来还是要生活在那个从一开始就不是由我们参与构建的国际体系之下吗？

同学们，今天诸位听到的都是问题和挑战，那么答案和应对在哪里？其实就在各位的头脑中。诸位来到这里，要学习的不是现成的解决之道；你们的任务，其实是加入到这所学院自建立以来就开始的、对中国现代治理体系的追寻和探索之中，是加入到过去四十年、七十年、乃至两百年以来一代代中国人为这个古老国家在现代世界浴火重生、从而迎来崭新未来的奋斗之中。

因此，在本次致辞的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欢迎各位，2019级的新生们，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历史和未来交汇的地方，欢迎大家加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