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地:坚守会计领域,耕耘不问收获|会计口述历史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22-07-04 12:40 浏览量: 1537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教授盖地老师因病于2022年7月2日18时21分辞世,享年77岁。

盖地老师在2018年12月16日接受我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的邀请在家中进行了会计口述历史记录。盖地老师的夫人费文英老师,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张孝光副院长、吕志明副教授陪同了口述记录。盖地老师的口述文稿整理后汇集发表在《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

盖地老师在口述教育背景:我诞生那年就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个县(行唐县)就一直是解放区,是革命老区,因此我没有解放战争的经历。我8周岁(1953年)在本村上小学。那时候小学分两个阶段,小学四年级毕业算是初小毕业,初小毕业后再考高小(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学校要求提供一张照片,因此,我就到县城里去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1959年我14周岁,考入行唐中学。读3年初中毕业后,又考进本校高中。又过了3年后,1965年参加高考,被天津财经大学的前身河北财经学院录取。那时河北省省会在天津,天津的好多高校都冠以“河北”两字。我高中是学文科的,好多学校报不了,我又不愿意当老师,所以就没多少高校(专业)可报了。河北财经学院在天津,离家也不远,又属于文科学校,所以就报了这个学校。那时候对专业没什么认识,父母不过问,学校不指导,我直观地认为去银行上班也不错。因为在县中上学,县城里有银行、有财政部门,不知道财政是怎么回事,但对银行有感觉,所以就报了财政金融专业。但在毕业时,我就改变想法了,认为财政金融专业课比较抽象,理论性太强,不大适合我,因此留校后选择了教会计课。

我的祖辈都是农民,父母没有上过一天学。我的父母和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一样,辛劳一生,本分做人,诚恳待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我们子女来说,自然就是垂范。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上大学(这件事)。从我个人的成长背景来看,我长在红旗下,虽然有过曲折,经受过艰难,但更多的是感受温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可以专心学习和教书、静心思考与研究。盖地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毕业后留校任教我算是幸运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学入学不到一年,1966年五六“文化大革命”革命就开始了,学业就中断了。我应该是1969年毕业,但因前三届都陆续毕业分配了——学工、学农、学军去了。留下的我们这最后一届学生还得“继续闹革命”,我真正毕业的时间实际上是1970年。我们刚毕业时“系”不叫系,叫连队,我是第二连的,第二连就是财金系。1968年、1969年,还有1970年的时候还叫连队,后来才恢复称系。因为“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讲,大学期间专业课只上了一年,后面提升全是靠学校给的各种学习机会以及自身的努力。

青年盖地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尽管当时高校尚未恢复招生,各高校大多都留下了少数学生任教。若不(安排学生)留校,后继就没有老师了。由于“先天不足”,(我们那一届学生)本科的好多专业课尚未学习,因此,在我毕业以后的70年代初,学校给毕业留校任教的我们办补习班,从各个系中选择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集中学习了一年多,当时真有如饥似渴之感。之后,就是靠自学了,我们曾经到过许多企业(工厂、商业批发企业等)去搞调研。在此期间,天津市与河北省“分家”。在天津的高校有的分给河北省,有的就归天津市了。像我们河北财经学院就归了天津市,因此改称“天津财经学院”。毕业留校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就跟着老教师边学习、边搞教学辅导。我就是从那时起给管锦康 教授做助教的。“文化大革命”前,河北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有两个专业,即财政金融专业和会计专业。

我是财政金融专业学生,毕业后系领导为我们留校的青年教师办培训班,同时征求我们意见,问我们愿意教什么课。当时我就选择了教会计课。为什么呢?因为毕业后学校办的短训班大多是会计班,我就跟着学生一块到工厂实习,对会计有了兴趣,觉得会计比较务实、具体、有技术性。管老师给学生讲授会计课,我做助教。他上课,我跟着听课,课后我批改学生作业,有时也给学生讲解作业。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毕业以后没有考研。聊以自慰的是,给管锦康教授做了多年助教,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管老师作为知识分子,他的一言一行,我看在眼里,印在心中,对我影响很大。我感触最深的是,管老师不唯上,不唯书,纯心做学问。我们学校从1974年起开始准备秋季招生,在这之前学校已经中断招生好多年了。“文化大革命”中老教师受到了冲击,招生后怎么上课?我们就向学校提了个建议,即老师能不能先到其他学校去访问学习。打了报告后,工人宣传队就批准了,批准管老师和我到兄弟院校去访问,那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老教师出门做和教学有关的事。

当时我跟着管老师出去,我们先后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湖北财专(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当时,上海财经学院解散后,一部分老师转入复旦)、安徽财贸学校(现在的安徽财经大学)和辽宁财经学院(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历时一个多月。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管老师公私分明,干什么事都特别循规蹈矩,这也符合会计人的职业特点。有人可能觉得他固执,不灵活,我倒觉得这正是他的可贵可敬之处。1981年教育部给各高校发通知,让学校选派青年教师去进修。系里就派我到厦门大学进修。那个学期(秋季)对我来说收获很大。厦门大学多位会计教授给我们讲课,比如说葛家澍老师、余绪缨老师、常勋老师等都给我上过课。

那时还没有正式招收研究生,葛老师、余老师他们给本科生上课,我们这些青年老师到厦大进修,主要就是跟着本科生一起听课。除了听课,还有就是课后跟老师直接沟通交流。1981年在厦门参加会议那学期,我们重点是听余绪缨老师讲授管理会计。当时,余老师给学生上管理会计课时还没有公开出版的教材,用的是他撰写的、学校打印的教材。当年10月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两位资深编辑到厦大去组稿,就是准备出版余绪缨老师的这本书。回校后,我撰写了《试论行为科学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一文,在《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上发表了,当年被《经济学文摘》摘录,这是我撰写的第一篇算是学术论文的长文(7000多字)。感谢余绪缨老师的教导,感谢厦门大学。有机会进修学习,当然最好,如果没有条件,自己也应主动刻苦学习,梅花香自苦寒来。

客观条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主观努力。财政会计系分系1985年,财政会计系准备分家。我们学校从1974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招工农兵的时候就开始调整系了,金融系首先从财政金融系独立出来,之后我们系改为财政会计系,系主任是王亘坚① 教授,他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2017年4月,王老师获得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1985年酝酿分系时,学校听取系领导(当时,我是财政会计系副主任)的意见,还征求老教师比如管锦康教授和李宝震 教授的意见。李宝震教授主张一分为三,即分为财政系、会计系、审计系。管锦康老师主张一分为二,即财政系、会计系,他认为审计应该隶属会计系。校领导最后采纳了李宝震教授的意见,李宝震教授作为会计系名誉主任,而不主张成立审计系的管锦康老师却做了审计系的名誉主任。后来,管锦康老师搞审计也是很有建树,他在立信出版社出的《审计学原理》《现代审计学》在业界有很大影响。几年后,审计系又回归会计系了,现在我们会计学院就包括审计专业。

1986年分系后,李宝震教授是会计系的名誉主任,当时我是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后转任系主任。管锦康教授和李宝震教授是我从教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管老师对我的影响就是,作为一个教师该如何教书育人?对教学要认真负责,对学生要严格要求,对专业要精益求精。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李宝震教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从1986年成立会计系后,他是名誉系主任,凡是重要的事,我都跟李老师商量,征求其意见;他的意见和建议,我都会认真对待。李老师的每个博士生论文答辩我都会参加。那时我不具导师资格,所谓“参加”,一是做好服务,二是借机学习。葛家澍、杨纪琬 、余绪缨、阎达五 等都曾应邀作为答辩组老师,答辩组老师对博士学位论文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非常深刻,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处处留心皆学问,我深感听一次博士生论文答辩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能够多次聆听会计前辈们的真知灼见,近距离感受大师们的风采,幸甚。

担任会计系主任在任会计系主任期间,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1994年春季,为了落实朱镕基副总理的指示,加快中国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教育部、财政部在5个有会计学博士点的学校(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开了5次会,讨论决定哪些学校有资格设置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当时说先易后难,有会计学博士点的学校先从1994年开始招生。为了加快培养人才还做了一个决定,从1993级会计专业和财政专业两个专业中的一年级学生中选拔一部分,选拔出来的学生从大二开始正式成为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学生。这样到1994年秋季,等于同时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了。新招生的是1994级,转过来的是1993级。(几个学校)1994级的招生简章上就有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这个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到现在还是会计专业最热的一个专业方向,录取分数也是最高的。

第二件事是1995年上海财经大学汤云为 校长给我们来信,说要发起成立中国会计教授会。当时5个有会计学博士点学校的会计系负责人在上海财大开会。汤校长介绍了相关背景。他说,最近一两年到美国参加北美会计教授会,很受启发,如果我们成立一个中国会计教授会,就可以和他们有更多的联系和沟通。中国会计教授会的发起人是上海财大(汤云为),发起单位就是5个有会计学博士点的学校。发起单位各出一个常务理事,在常务理事中推选出会长。常务理事也就是这几个学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理事就是会计系的负责人。但理事不限在有会计学博士点学校的老师,凡是有硕士、博士点的学校,都可以出一名理事,每年开一次研讨会。当时推荐我们学校时任副校长张立民 教授做常务理事(现在张老师在北京交大任教)。中国会计教授会后来因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而划转到中国会计学会,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下属的“会计教育分会”,这有悖会计教授会成立的初衷,甚是遗憾。将会计和税务结合起来1976年我开始正式给1975级招的工农兵学员上课,前后上过会计原理、工业会计、成本会计和基建会计。

应该说那时候是让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在研究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时候给学生上课,比如说工业会计、交通会计、基建会计,都是以分行业的国有企业会计制度为制度依据。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大量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都需要会计教材和会计辅导。因此,那时我自己写了一本《城镇集体企业会计》,这是我第一本独立完成并出版的教材。我记得得了800多块钱稿费,还要上交系里一定比例。后又主编了《乡镇企业会计》,参编了《乡镇企业财务会计》《社队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等。直至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那时我主要教工业会计课,工业会计里边没有涉税的问题。财政系的老师给我系讲授“国家税收”,他们是站在征管方的角度讲国家税收,和会计也挂不上钩。但企业要求我们的毕业生要理论联系实际,要缩短适应期,不仅要能正确处理会计事项,还要能够计税报税。我就想,能不能调整会计专业的教学计划,让它符合会计实务的要求。于是我到学校图书馆内部资料室查阅图书,第一次看到弓|进的台湾版税务会计教材,同时也看到日本的税务会计教材。我就开始考虑,能不能把税和会计结合起来,让课程更符合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于是我找了财政系的一位老师,问能否合写一本税务会计书,让我系会计学生来学,他说行。为此我拟订了编写提纲,税收内容由他写,会计部分由我写。那是我编的第一本《税务会计》教材,当时是申请了内部准印证,没有公开出版。在使用中发现(那本教材的内容)依然是税收与会计“两张皮”,两者结合得不好,影响了效果。那时我是主持工作的系副主任,便调整教学计划,调整后的教学计划没有增加课程门数,也不增加课时,就是置换,把国家税收课程改成税务会计,由财政系老师上课改成我们自己系的老师上课。

对1985级大四学生首开税务会计课。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征询了几个学校老师的意见,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合作撰写《税务会计》教材,争取公开出版。当时找了三四个学校,有福州大学,有内蒙财经学院,有陕西财经学院(那时尚未被并入西安交通大学),我们就合作写了《税务会计》一书,并于1993年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再后来到90年代中期,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立年老师来津拜访管老师,让管老师推荐老师出点什么书,管老师推荐我撰写税务会计。我与张立年老师见面谈出书之事,当初的书名本是“税务会计”,出版社要求加上“企业”两字,以免读者误以为讲的是税务局的会计(即与税收会计相混淆)。1996年,我独立撰写的第一本《企业税务会计》在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先后出了3版,印了9次。后来,张老师(张立年)说还是去掉“企业”两字吧,现在社会,上都认可税务会计课程了,税收会计和税务会计不是一码事。

因此从2000年起,《税务会计》第1版出版,至2018年已是第12版。在此期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都经经贸易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先后邀我编著《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税务会计理论》《税务会计理论研究》等,这些书大都已出至10版以上,说明开设税务会计课的学校越来越多,对教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80年代后期始,我一直给本科讲授税务会计课,从1992级开始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税务会计研究”课,从2000级开始开设给博士生开设“税务会计和税务筹划研究”课程。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这类课程,在国内可能我算是最早的。与此同时,我也为研究生开设财务会计研究课程。

我认为,会计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者是互补、互促的关系,还有管理会计,它们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更不可能互相取代,应该是各司其职,合作共赢。我是2000年开始带博士生,2012年9月份退休的。退休后就不带学生了,现在主要精力放在写书、改书上了,因为财税法规变化得太快了。前几年还上一点课,2015年以后就不再上了。现在,每星期去一次珠江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的独立学院)做教学督导。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人生体会我的人生体会是要耐得住寂寞,守住一份读书人的宁静。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就要认定方向,坚持、坚守。如果追名逐利,肯定不能持久。当然,谁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明确研究方向,它是逐步明晰,不断凝练的。比如说我们作为老师,初期很可能是为了职称、晋升而撰写论文、申报课题,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到评上副教授、教授后,有指导研究生资格了,再继续搞研究,那就应该以兴趣为主了。你对这个方向有兴趣,不管别人认不认可,自己认定了就要坚持,坚持就可能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可以去享受这个过程。耕耘何必问收获,快乐就好。我退休之后,除了科研方面,其他没有别的爱好,清心寡欲,理解社会,保持愉悦,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世间总有不平事,只有“和”才能“畅”。对年轻会计人,希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思考,持之以恒。总体而言就是不要怨天尤人,也别自怨自艾,做你能做的、想做的。

附盖地老师介绍,根据讣告等整理: 盖地(1945-2022),男,河北人。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财务学年会顾问、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盖地教授。 曾任天津财经大学(学院)财政会计系副主任、会计学系副主任、系主任、名誉主任,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理事、天津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兼职(客座)教授,天津市政府咨询专家、 天津市教委教育教学质量专家督导委员。荣获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主编的《税务会计学》("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获教育部首届优秀教材二等奖,在《会计研究》《财贸经济》《财经科学》《中央财经大学学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财经问题研究》《当代财经》《经济与管理研究》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编辑: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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