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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在2022交大安泰第三届人力资源高峰论坛上，交大安泰金融系教授潘英丽发表了题为“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的主题分享，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宏观经济趋势；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三是产业发展和投资机会。她表示，今天重点谈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多基于逻辑的推演；不确定的只是经济的短期波动，而长期趋势是相对确定的。

一、中国宏观经济趋势与结构问题

1. 经济增长处在平台切换期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是什么？今年上半年增长2.5%，第一季度4.8%，第二季度0.4%，第三季度我推测是1%或2%，更多的要看第四季度。假如第三季度1%，第四季度5%；或第三季度2%，第四季度4%，全年的增长速度可能是2.7%。十四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也许是4.5%，十五五期间会再下降一点。我在2018年的一个公开演讲中指出中国没有新周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一种可控的软着陆。

2019年的增长率是6.1%， 2020年疫情给经济挖了一个深坑。2021年有一个从底部的拉升。虽然2021是是8.1%，但2020在内的两年平均增速是5.2%，从平均水平看，增速下行的趋势是非常确定的。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欧美市场经济不同，我们不能通过经济衰退等市场的大幅度波动来出清过剩产能。中国的体制不太能容忍经济硬着陆。而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调整过程。这是两个增长平台之间的一个切换过程。

上一个平台就是世纪之交前后两个十年（1991-2010），平均增长速度是10.5%；下一个平台，如果把本世纪20年代的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估算出来应该是4%左右。中国的增长平台切换期特别长，可能需要20年（2008-2027）。增长呈现持续的软着陆，背后有什么逻辑呢？

① 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已经出现逆转，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风险和调整。

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中美大国博弈，美国采取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及全球面临六大挑战。全球滞胀与政治动荡等各类风险将大幅上升。

a.中美大国博弈

经济上，美国推进与中国的技术脱钩。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发表论文，提出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达到贸易两方绝对福利都提以增进的双赢格局，但是引入技术进步后，后起国家与领先国家间产出与技术差异的缩小，只可能导致领先国家相对福利的受损。以衬衫与飞机双种产品生产来说，中国生产衬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美国也是有利的，中国可能需要更多衬衫换美国的一架飞机。但是中国如果开始生产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飞机，则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将会对美国造成永久的伤害。因此，中美的大国博弈的核心是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追赶，美国则要全面扼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以光伏为案例，当时美国有全球顶尖的光伏制造企业，最后却倒掉了。现在中国的光伏制造业，经过前两轮的淘汰，在第三轮发展中抢占了全球近80%的市场份额。比如制造业2025计划，要在美国占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领域推进，加上中国的举国体制，令美国感到恐惧。2022年8月9日美国通过《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基本上体现了此前4月，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报告《美中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中主张的中间路线，加大本土芯片产业投资的政府支持，并扼制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美国推进芯片“四方联盟”，也反映了在友岸和在岸发展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之意图。

政治上，以制度与意识形态孤立和围堵中国。比如以民主制度划线，以共同价值观作为合作基础。其实，普选制民主制度存在一个克星，这就是贫富极度的分化，及其所造成的民粹主义。如果真的普选则很可能是多数人对少数的的暴力（51%的人可以投票表决剥夺49%的人的产权）。其实金钱政治也是对民粹主义普选的对抗。现在欧美正在陷入一种政治制度上的困境，贫富极度分化带来的社会分裂。

军事上，试图把中国堵在沿海一带。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已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提出印太战略，搞美日澳印四国的安全对话，所谓的亚洲小北约。卖澳大利亚七艘核潜艇，实际上已涉及核武器的扩散。美国还拉来日本，英国和德国要在台湾海峡表现存在感，期望将北约的势力范围东扩到亚太地区。本来9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要审议《台湾政策法》。后因太多敏感而推迟审议。

从地缘政治看，东南亚是中美大国博弈的战略核心，发展中亚洲人口占全球50%以上，全球经济重心也在向亚洲转移。“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地域战略调整，也是从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走向双边互补的发展的战略调整。但是这个战略调整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美国现在对亚太地区和欧洲全控的，跨太平洋或跨大西洋全在美国掌控之下。金砖国家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扩容，以及欧亚大陆的贸易投资联系，将直接影响美国在两个地区的影响力。中东三巨头伊朗、沙特和土耳其都出席的上合组织会议。尽管沙特土耳其和印度两边下注，但国际体系的分化态势正在逐渐成形。

b.全球面临六大挑战

全球已形成共识的三大挑战，分别是气侯变化、贫富两极分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这三个挑战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一是经济衰退。2019年我提出过了“慢性箫条”这个概念，我说萧条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现在萧条是一个幽灵，在全球徘徊并向我们走近。今年任正非提出，我们要过苦日子，未来十年经济会非常的糟糕。

9月21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末日博士”鲁比尼提出，全球今年会陷入漫长和惨烈的衰退，即L型，先深度衰退，然后持续低迷。他的逻辑是美联储要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不可能以经济的缓慢回落来实现。或者说控制通货膨胀要以深度衰退为代价。美联储调高政策利率75个BP，并认为明年会继续提高利率，这样股市要往下走，经济会出现深度的衰退。它的L型与我的“慢性箫条”有类似的地方。只是慢性萧条以急性发作的方式到来。

二是贫富极度分化。贫富分化有一个缓冲的机制，就是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也债台高筑，然后由央行印钞票购买国债，这就是MMT（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MMT专家认为，人们不需要关注政府债务比例，只需要观察政府的利息收付占GDP的比例。因为央行可以调低利率，利率降到足够低政府就不至于付不起利息。但是低利率或负利率终于导致的严重的通胀和股市泡沫。

今天这三个状态碰头了——贫富极度分化，政府债台高筑和严重通胀。三者并存会出现什么状况？欧美内部社会动乱和政治分裂正在酝酿之中。历史上，某种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恶性通胀、民不聊生的背景下酝酿并爆发的。历史上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的债务快速上升。现在政府债务已经接近二战结束时1946年的水平。通常通胀和战争之间有因果关系，先通胀，再战争，战争带来更大的政府赤字和债务。

但是今天的高负债和前两次不同，在没有对外战争的情况下，政府债务这么高。所以在贫富极度分化情况下，政府又没有钱了，事态情就比较严重了。要国内政治稳定，一定要把通胀降下来。这就是美联储带头出现了货币政策逆转和利率大幅度提升的原因。

我个人观察和提出的，全球新的三个挑战，分别是跨境要素组合难度的上升，消费市场结构失衡与再平衡的困难，以及中美恐怖平衡的恐怖性上升（美元武器化）。

第一，全球劳动与资本布局的分离及文明冲突。资本技术的全球分布：发达国家存在高端资本技术的相对过剩，中国存在中低端资本技术的严重过剩。世界银行曾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指包括宗教文化和习俗的广义制度。这种广义制度或社会资本可以看作生产要素的粘合剂，社会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的催化，以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为判别标准。

生产要素的要素组合只有两种模式：一是移民政策，劳动力转移到资本富裕的地方去；二是对外直接投资，资本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地方去。但是这两种要素组合已越来越困难，使得发达的、资本密集的地区，出现产能过剩，经济低迷；而资本稀缺地区则失去50年或失去70年。跨境要素流动面临的共同挑战：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有效组合需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环境。美欧国家历史和现状表明，两种组合都面临文明的冲突。引入劳动力的移民政策面临主场的文明冲突。

第二是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客场的文明冲突。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需要了解东道主国的投资环境，国家治理能力及其政策的稳定性。对外投资稳步推进，以内循环为主。

如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面临两大问题。第一，产出和内需结构错配。很多产出不是国内老百姓需要的。面临原材料进口与产成品出口的“双重卡脖子”。原材料进口，大宗商品、包括高端的材料和中间产品，靠海外进口。同时产成品又出口海外，所以很可能面临双重卡脖子，2022年8月以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

第二，消费市场结构失衡与再平衡困难。G-7国家：2000年人口的全球占比11.43%，消费的全球占比66.77%。2019年人口占比10%，消费占比下降至49.34%；其间GDP占比从65.49%降至45.49%；未来20年仍有可能下降这么多。美国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0的25.9%，之后稳定在27%-28%。但英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消费的全球占比都是下行的。

13个人口超1亿的发展中国家：亚洲：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菲律宾，消费全球占比都有明显增长，中国从2000年的3%增至12.56%；非洲：尼日利亚、埃及等国家占比增长明显；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增长缓慢；拉美：巴西、墨西哥占比都是下行的；俄罗斯：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大幅度衰退，但消费的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0.62%上升至如今的1.84%。

未来，新兴市场，包括粮食、大宗商品、矿产出口国相对看好。比如印度尼西亚、巴西，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中国内部消费低迷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和动力问题。70年代，包括本世纪初，消费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现在仍低20%。是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的。假如没有内需，投资就会萎缩。

第三，中美恐怖平衡的恐怖性上升。

恐怖平衡：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高度消耗环境、资源、人口红利，换取美国债权，中国国际大循环以美元体系为基础。实际上，我们把高储蓄（即是总产出减去消费后的社会剩余产品）看成农民家庭的余粮，现在将内部未被消费和投资用掉的产品出口换成美国国债，就相当于把美国国债当粮仓。未来中美冲突激化，美国会不会把我们的粮仓烧了？所以我们要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否则风险会越来越大。

因此，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已经逆转。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长期的、坚定不移的调整和转型。

② 中国经济规模扩张时代结束，产业结构需要做重大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冰火消长，但新动能尚不足以接替传统动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行不可避免，从我们国民经济四部门关系来看，家庭部门将储蓄给到银行，银行放款有抵押品的要求，主要贷给了重资产的行业，即房地产、制造业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通过信贷扩张支持投资扩张，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因为投资是现期投资品的需求，但也是产能的扩张，如果没有消费增长，没有持续的海外市场拓展，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大量资产闲置。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坏账，银行遭到信贷风险反噬；二是拖垮地方政府，并且也需要中央政府帮助地方政府分担。

另外，有些产业则发展严重滞后。第一，高科技。高科技高风险，银行很难把老百姓的养命钱往里面投。第二，现代农业。土地不能做抵押，农业生产还须靠天吃饭，收成存在风险或不确定性，银行也很难给予支持。第三，轻资产行业。包括公共服务业、消费服务业、教育文化产业、医疗养老等等，这些行业需要很多人力资本投入，但人力资本不能做抵押，实际上轻资产行业就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银行不支持，就导致这些行业得到不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这些高科技、农业和轻资产行业的发展需要股票市场发展提供资金融通。但是中国股市存在制度上的脆弱性。一是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金，但并不能对上市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管。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和执法的属地化。而地方政府及相关司法机构常常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二是上市公司大都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成长空间缺乏，又没有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导致市场的实业基础不强。而科创板等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的盲目性，导致过度投资、无序竞争，股价很快透支了成长性。因此，股权融资市场能否健全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重要市场基础。

③ 杠杆-投资拉动型的工业化扩张期已经结束

2012-2013工业就业占比和绝对就业人数相继见顶并回落，2010是我壮劳力人口占比出现向下的拐点。在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双重拐点叠加后，经济增长下台阶具有必然性。2012产业拐点对应日本1972年；2010人口拐点对应日本1991年。日本50-6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0S-80S增长率平均4.5%左右。泡沫破灭后30年GDP平均增长仅有0.59%，国民总收入GNI相对高一些，为0.85%，特别是1991-2000，GNI增长率是GDP增长的1.69倍。后者主要是加上了海外投资净收益的贡献。

中国有没有可能通过海外投资获得成功来弥补国内经济的放缓呢？到目前为止是不成功的。现在外汇净资产2万亿左右，我们每年的平均亏损是2至3个百分点。海外投资的亏损是拉低国民收入的，没有日本对外投资的效果。我们是一个漫长的下台阶的过程。

中国工业化的普惠性太差，导致内部消费不足。我想到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计划生育多实施了一代人，限制了内部制成品需求。如果本世纪初放开生育的话，我们的00后人数有可能增加50%，那么前20年可以有更多的消费，后50年可以有更多的壮劳力。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导致了强迫储蓄。

第二，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现代生活，2017年农民工为28652万，留守儿童6600万，流动儿童3300万，加上少量的留守妈妈，农民工家庭，近4亿人。他们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没有应有的福利保障，而且工作也很不稳定，因此对居住与制成品的需求受到严重抑制。

第三，土地政策。征地剥夺农民，高房价剥夺了年轻人。我国土地招拍挂有三种价格，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各不相同。据学者披露，过去这些年工业用地涨了85%，商业用地涨了4.6倍，住宅用地涨了8.7倍。住宅用地上涨速度是工业用地的10倍。政府通过土地批租，以高房价的方式从城市新人征得收入。大力招商引资，补贴企业。产能过剩，企业无序竞争，并向海外倾销。实际上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并因为挤垮了外国企业，而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弹和打压。假如每一个县，每一个区都努力招商引资办企业，同时又不想让本地企业倒闭，产量、销售也不可能仅限本地区，中国的产能就必然严重过剩了。这背后的体制机制是需要调整的。这就是中国90%的税收是向企业征收的。企业是政府征税的平台，但并不是纳税人。因此企业上缴的税收是作为成本通过转嫁给下游企业和最终消费者的，也会能减少利润的方式让股东承担。因此纳税人实际上是消费者和股东。但目前的税收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为主业。这样的体制现在也到了该调整的时候。

第四，增长的固定资产的就业弹性为负。2018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的就业弹性都出现负值，如果投资和GDP增长都不能创造就业，那么内循环就循环不起来，增长成果也很难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家庭和企业部门进入稳杠杆与去杠杆时期。当前就金融领域而言，货币政策宽容易，但信贷宽则难。银行的钱根本贷不出去，除非老百姓不用还本付息，否则别指望他们借钱消费。日本1989年到1991年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家庭的负债占GDP比例是68.4%，企业负债占比是139.3%。之后的变化区间：家庭的负2000年是高的71%，2008年降至最低的59%；企业的负债，1993年最高是144%，2015年降到93%。

中国家庭和企业：2020年是62%和161%。62%对中国家庭而言已经不低了。因为中国农民家庭负债很少，而且中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这个家庭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再加杠杆几无空间了。其实，每年新增社会融资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付利息的。很多债务人根本付不起本金和利息，常常是借新债，还旧债。

2. 价格的中长期趋势

在中国制成品价格会持续低迷；服务与资源价格出现上涨。长期看，能源食品价格仍波动上行态势；消费制成品价格长期走弱。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物质产品消费占比下降；二是产能相对过剩；三是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的下行。

未来通胀主要压力来源于：技能型劳动力的短缺、产业链重整的成本推进和消费服务价格的持续上升。中国新能源的低成本有望替代劳动力的低成本，支持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预计2022-2023，美国、英国和欧元区通货膨胀仍将高于央行目标；中国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并会回落，日本仍然相对低迷。

3. 房地产价格拐点已至

可避免硬着落，交易相对低迷，投资功能渐失。以消费者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来分析，储蓄和财富积累是生命周期中特定阶段的经济行为。年轻时，人们的消费支出会超出收入，或以信用为基础向银行负债或以血缘关系向父母负债。壮年期还债，中年至退休前积累财富。财富的本质是壮年期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老年期消费购买力转换的载体。财富的功能是养老，丧失生产能力后的负储蓄或财富的消耗。财富养老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下一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高低，而不取决于我们今天拥有的物质财富市场价值有多少。

今天我们的财富中70%是房地产，按现在的价格好象养老不成问题。但是当我们需要套现时，房子卖给谁？能以什么房价出售？那里的养老服务价格又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生育年龄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数）来看，1961年是6.1，1990年是2.2，2015年是1.047.当50后、60后打着卖房养老时，谁来接盘？另外我知道，1984年1个住家保姆的年薪是500元，今天假定是10万元，那么，养老服务价格已经上涨了200倍。而且，1984-2009年是中国人口红利释放时期，2010年后进入人口红利收缩期，未来10年将是中国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买房养老是个体理性行为却将接受一个集体非理性结果。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

1. 三部门三市场的内循环

我提出一个三部门三市场的内循环分析框架。三部门由企业、家庭和金融中介部门构成，政府是居三者之上、对三部门和三市场进行调控的部门，未在平面上出现。

劳动市场循环。劳动市场是三者的核心。该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强化技能与技术的相互适应。政府需要鼓励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发展，以减轻劳动压力和难度，给劳动更多快乐和轻松，同时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我们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去年全球26个顶尖学者给马克龙完成一个全球经济挑战的报告。他们建议，对劳动替代型的技术征税。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就业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假如过快发展劳动替代型技术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虽然不必以征税等方式人为压制，企业如果招不到人当然要使用这类技术，但政府不应鼓励。另外政府需要通过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投入更多财政资源。

消费市场循环。企业要以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要以市场导向组织生产，更好地去适应家庭需求。家庭则是随着收入的提高通过消费需求的升级，引领产业的发展。企业也可通过产品的创新去激发家庭潜在需求。

因此企业在投资时，要研究人口结构，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需求。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去把握和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60年代，有一个生育高峰，80年代有一个生育高峰。现在企业做投资要考虑如何让老年人花钱，满足他们的需要。要研究如何减轻80后、90后的压力。这是我们的公共政策需要调整的地方。通过对人口结构的研究，在市场启动时和逐渐成熟期就可以做好产能和产出的投放。

资本市场循环。需要强化金融的核心地位。金融中介机构就相当于稀缺社会资源的搬运工，资金投入那个行业，这个行业就发展状大，甚至过剩。反之，得到金融资源的行业就发展滞后或停滞。因此，金融中介部门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就体现在把握和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培育优秀企业发展。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促进新财富（利息来源）创造，并以此奠定其获取收益的合法性基础。

2. 政府的作用

第一，居高临下调控。促进劳动技能与生产技术相互适应；促进人口代际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通过改革、开放打破消费市场瓶颈。具体表现为低端消费市场需要刺激需求，消费过剩产能，并在高端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市场，应消费制度和政策瓶颈，鼓励投资，提升供给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创造好的投资环境。既要有效保护私有产权、也要有效防范商业欺诈。

三、产业发展与投资机会

1. 产业发展

第一，高新技术与战略新兴制造业。七大战略新兴制造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数控机床及机器人、储电等电力装备、航空航天与海洋工程、大数据等。在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避免地方政府驱动的盲目投资和产业的同构化。

第二，个性化消费制成品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需要增加文化和技术内涵，产品生产要精益求精，要提高品牌价值，这些都是有空间的。

第三，高质量现代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在体制机制上需要解决农地使用权的集中，只有如此，才能有新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而收益权则需要分散，以确保农民的长期根本利益。

第四，消费服务业成长空间。依次伪保健、旅游、医疗、养老护理、金融保险、教育文娱。存在的三大短板是高科技先进制造业、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总结芯片过剩问题，让市场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打破供求瓶颈，促进消费服务业发展；中央财政发挥更多作用，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务。

2. 消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

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机和目标。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是居民最终消费水平。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体现为消费服务需求的大幅度增长。

消费服务业是未来中国唯一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领域；消费服务不能通过进口方式来满足，必须由本土提供；体现购买力不灭定理，成为财富非血缘的传承机制。

其他特点：第一，中度风险。权责界定难，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纠纷；需加强行业规范，保护消费者和服务商正当权益。第二，有人性化、个性化的特殊要求。劳动与技能密集型，健全从业资格与技能培训与等级体系。第三，钱与时间的双重支付。改革用工休假制度。第四，需要创新商业模式，培训优秀企业组织。

3. 加大国债发行力度，

增加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

用于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消费与投资双重属性；是短期需求政策与长期供给政策的结合；并且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理念。达到稳增长促转型效果。

具体举措：第一，协助人口流入城市实施空置房回购转公租-廉租，实施农民工市民化。第二，在省会等人口流入城市建公共教育中心：幼托及义务教育段的公共寄宿学校；多主体联合兴办教育培训学院，培育更多合格的技术工人和消费服务工作者。第三，鼓励公务员创立投资基金，以留职停薪制度安排鼓励公务员创设消费服务类公司，政府出资1-5%，实施内部监督并提供信用支持。第四，以免税及补贴等政策促进服务类现代公司组织的发展。

4. 投资领域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独立判断避免跟风，坚持市场导向（避免产业同构化，地区恶性竞争）。中国是一个超过整个欧盟的大经济体，当前我们的储蓄总规模也分别超过美国和欧盟。但是我们不能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那样将巨额资金投入少数几个行业，这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极大浪费。随人口老龄化，可供投资的储蓄或资本会日益减少，好钢要用的刀刃上。

第二，高度重视公司治理。狭义公司治理：股东与高管委托代理关系。广义公司治理：大股东与小股东、高管与股东、高管与员工、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六大关系。

第三，培育优秀企业组织（ESG：环境、可持续与治理），重点关注大股东与高管的境界，企业家要有家国情怀。

第四，健全优胜劣汰机制，为好企业提供更多资源和发展空间。

来源：笔记侠

排版：许雅楠、许鑫宇

责编：闫思楠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