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刘伟校长的委托，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2021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的关心和指导，也要感谢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等机构对本次论坛的支持！感谢贝多广教授，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带领他的团队，开创性地对中国普惠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从成立之初就与国际上的一些著名学者、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视野非常开阔。搞好普惠金融是当今中国金融领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机制。

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是共同奋斗。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因为目标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路径、制度、政策的设计，会使目标实现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基础当然是要有丰盈的财富基础，中国社会现在还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我们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即使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恐怕都难以超过12000美元，离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还有一些距离。我们还必须要继续地努力去创造财富，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路径，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的远景规划目标的设计，通过15年的努力使得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所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首先还是要思考，我们如何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来使我们拥有坚实的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如何去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并完善保护财富创造的机制，同时要设计出与新时期目标相适应的，能够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市场化的体制，仍是我们当前面临最重要的任务。

这个体制当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从制度层面上来看，一定要深化改革，要让我们的财富创造有扎实的制度基础，让人们有信心、有激励、有梦想、有目标，一种没有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不会产生丰盈的财富创造，也很难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还是要认真思考财富创造的机制和源泉。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他在《国富论》里面就做了比较系统的关于财富创造和形成的论述。其中激励机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自由的市场、交易、分工以及资本的作用，这些都构成了财富创造的重要元素。当然，我们还要重视科技的作用，重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机制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财富创造和形成的重要元素。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尊重这些基本规则，这样才会有财富不断丰盈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政策设计，当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如何再去保持一个合理的分配政策，这是我们所必须要思考的。当然，财富的分配机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现代社会，在文明社会，有价值引导和道德感召，我们会出现第三次分配。在这种分配制度层面上，学者们都做了很好的探索，比如说初次分配重心在于激励，二次分配在于公平，三次分配是一种社会的感召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常识、规则，不能颠倒过来，重点一定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是我们政策设计的核心和重点。

在这个基础上，再分配不仅仅是转移支付，也不仅仅意味着只是对低收入阶层、贫困家庭的救助，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大量的高质量的公共产品，要让社会的所有成员能够平等享受到这些高质量公共产品，这对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家庭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持和帮助的工具。另外除了帮助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为贫困家庭以及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提供能力再造机制，包括提供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社会保障。这也是共同富裕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要把第二次分配的重点仅仅放到转移支付上，转移支付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力再造。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当然是我们金融在其中能做什么呢？金融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很好地借助这个工具、杠杆，区域、企业和个人能够获得很好的发展。我们要认真思考金融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当中能做什么。

首先还是要所有社会成员，无论他们的收入高低、地位高低、资产多少，要让所有的企业，无论是什么成分，无论规模大小，都应该获得与信用相匹配的金融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金融不能简单停留在为富人、为大企业服务的阶段。我们的服务对象，必须不断地下移，要慢慢地覆盖社会的所有成员。虽然社会所有成员包括所有的市场主体，它们之间的信用差别是存在的。这种差别会影响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因为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信用，如果当你发现信用是一个黑洞的时候，金融服务是无法完成的，有潜在的巨大风险。金融服务必须把风险外置，如果风险一旦内置，我们就会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风险。所以，金融改革也好，创新也好，金融服务也好，都是通过必要的手段要让风险外置。在风险外置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供他们所需要得到的金融服务。进入这个阶段实际上金融的普惠性就出现了。我想这是中国金融的改革基本方向。传统金融的结构、方法难以实现这样一个远大目标，我们必须改革、创新，途径无非是两条：

一条是大幅度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使得金融服务链条下移。要提高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科技化水平非常重要。所以，我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赞成者、支持者，甚至是鼓吹者。我们不可以因为某种业态出了问题，就否定了科技和金融结合。我认为科技和金融结合，实际上是在拓展金融服务面，是在提升金融的效率。我想科技和金融结合，是我们实现让金融服务于共同富裕，让金融实现普惠性的重要基础和机制。

第二条我们要鼓励金融业态的多样化。中国金融面临着很多任务，包括功能多样性，效率如何提升，客户链条如何拉长，客户服务面如何扩展，这都是金融的普惠性。实现金融的普惠性仅仅通过政策支持不够，必须改变金融业态，使金融业态变得多样。因为不同的金融需求以及不同的群体对金融服务要求金融业态不一样，一种金融业态不可能包打天下，完成所有的金融服务。比如一个高科技企业处在死亡期、婴儿期，这个时候商业银行不会提供贷款，企业也达不到上市标准，那我们必须创造与这种技术性企业相匹配的金融业态，比如风险投资，风险资本业态就出来了。我想中国金融面临的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创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中国金融发展最重要的途径。金融业态包括工具多样性、资产多样性，一个阶段以来，总有人想使中国金融回归单一金融业态，我不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单一金融业态看起来觉得风险可控，但是它的效率极低，很难实现金融普惠性。况且单一金融业态也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体现，单一金融业态风险是单一的、存量化的，是累计的。一种金融是不是现代化的金融，很重要的是要看风险是不是在流动，风险可不可以配置，资产有没有一种组合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推动资产的多样性，风险结构的多元性，这样才能使中国金融在结构上富有弹性，同时能够让它处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所以，评价金融安全观、金融风险观需站在未来的角度去思考，站在现代金融角度去思考，不能够回归传统。

中国金融只有在创新、技术进步和开放当中，才可以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金融，才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实现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