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光华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正式启动。该实验室将聚焦消费券的发放和效果评估、消除数字鸿沟、人工智能与低收入人群健康、金融教育、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本培育、公积金改革与身份认同等多个领域，致力于通过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将共同富裕的宏大社会愿景落实到一个个可执行的政策中。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的组建，是光华通过有组织的科研，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社会进步的又一里程碑。

作为北大光华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就如何理解收入分配问题和共同富裕目标，中国又该怎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及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将研究什么等内容进行了相关分享。

以下内容根据速记梳理

口述：陈玉宇教授

01

从全球角度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有一派经济学家就反对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竞争力、不同的努力程度，所以这类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可是他们却忽视了全世界面临的最核心的挑战是如何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未来。

现在，我们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其实，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替代指标来衡量，即某地区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占该地区所有人口收入的比重。根据这一指标，可将世界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分成两个组别。第一组国家，从1929年大萧条或二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开始算起，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那么它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为什么会下降呢？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在此期间社会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又重新上升，变得极其严重。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社会激进思想重新兴起，这跟西方主要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加重有关，包括现在自由市场的理念受到质疑也是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后果之一。因此说，解决好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有助于实现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的繁荣。

近些年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乱象，种族之间、性别之间、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堪忧。不仅如此，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也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下一代人通过努力，借助自由市场的力量，可以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这样的“美国梦”正在褪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今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在绝对生活水平上比他们的父辈过得好。但同时也有另一组国家，比如法国、北欧国家、日本、西班牙等，它们过去三十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并没有上升。

中国如果要研究共同富裕问题，可针对上述两类国家的增长模式，特别是对它们出台的社会经济政策多做一点研究。实际上，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是说吃大锅饭。我们今天想探索的是兼顾经济繁荣和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参与市场竞争，以受雇、自由创业、自我雇佣等各种形式获取市场收入，具体可以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来看，美国1979-2013年间在上升，从1979年的0.4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0.55左右。但其实在此期间，美国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在累进所得税方面，让挣得多的人多交所得税，挣得少的人少交或不交所得税，甚至还会获得政府提供的补助；在可支配收入方面，美国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1979年时只有0.3左右，近年来上升到0.4左右。相比之下，法国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更低，只有不到0.3。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最终收入（final income）”，指的是把可支配收入加上享有的公共服务的收益减掉税费的负担。举例而言，假如有一个孩子在优质的公立小学上学，学校教育成本远高于家长的实际支出，相当于家长被补贴了，获取了隐形的收入。从最终收入角度来看，美国、法国的最终收入基尼系数相比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会低很多。总体而言，累进所得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起到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中国在这两件事上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目前从市场收入到可支配收入，所得税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另一方面，目前从可支配收入到最终收入，公共服务也没有能够起到有效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作用。

经济发展到现今这个阶段，如果希望能持续地激发社会经济活力，就必须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必须让更广泛的人民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政策红利。这也是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成立的目标。

未来我们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就要极力推动科学的政策研究，以税收政策为例，谈到推进共同富裕，有些人给出的政策建议很简单——征税，但是这会导致艰难的权衡，因为税率过低收效甚微，税率过高会让在市场上积极努力的人备受打击，那么又何来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呢？

我想强调一点，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界、经济学界这么多年积累的智慧，用更有效的方式传递，以推动更好的政策设计。比如，有的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只有两档，0%和20%。于是有经济学家从80年代就一直在提倡，美国要把繁杂的个人所得税转变成简洁明白的两档，或许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会很好，并且税率也不至于过高。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盲目征收过高的税，反而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如避税带来的社会成本。

从90年代开始，大家都在思考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税收制度，目前我们的税收制度仍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我们的税制起的作用究竟如何，税制是不是太繁杂，最高税率是否合理，征管效率怎么样，再分配效应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法国、西班牙等做得较好，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过去40年不断上升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每个国家和地区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否则很难有共同繁荣，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法是关键，如果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再举一例，关于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政策，到底是增加了工作岗位还是减少了工作岗位。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答案也只有一个——增加或者减少。当将其定义为政策科学性的讨论时，就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

02

过去40年，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为什么不够重视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人均GDP也快速上升到了一万多美元，可是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却很大。接下来怎么办？这是此时此刻中国面临的挑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会有问题，用坏方法解决，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数据表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低于发展中国家的，这是因为它们的税收、财政等政策，以及各种公益慈善机构都在发挥作用。发达国家虽然也有问题，但是总体来看是认知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的问题。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如果根据收入将一个国家的居民分为5组，对比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可以发现，从1979年后，美国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占总体收入的份额略有增长。其实，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言，比起关心排名靠前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是否扩大，更应该关心的是排名靠后的40%的群体的收入状况。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我认为在解决收入分配平等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过去十年时间里各群体的收入占总体收入的份额变化不大，意味着至少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很接近。

下一步，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出台更好的的政策——宏观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前一个政策要让后40%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排在他们前面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这是宏观政策要努力的方向。以美国为参照，1950-1985年年间，美国总体经济（可比口径上的人均收入）增长了90%，其中收入后50%的人收入增长110%，也就是说快于整体的增长速度。但从1985年到今年，美国总体经济（可比口径上的人均收入）增长70%，收入后50%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也就是说美国高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但是2/3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很慢，远远低于整体的增长速度。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共同富裕既要有经济增长，又要有社会政策的配合，让它尽量的具有包容性。

在过去200年时间，在全世界经济增长停滞的时期，生活在每天两美元水平以下的人口占了人类的90%。到了1975年，全世界约一半人口过上了每天两美元以上的生活，吃饱了饭。从1975年至现在，全世界80%的人生活水平达到了每天两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谈论共同富裕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才会有整体性的变化，但我们也要解决整体经济繁荣所造成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增长和平等之间没有一个确定的关系，如U型或倒U型，两者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政策设计，政策创新。

过去4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没有引起经济学界足够的重视。原因很简单，第一，1970年代末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并不严重，那时候它们的基尼系数才0.3左右。第二，当时西方社会主要担心的还是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管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的问题。所以西方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研究经济增长、激发市场活力上。中国也一样，我们从计划经济僵化、保守、死板的体制当中释放活力。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40年间，我们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国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较30、40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最低收入群体相对其他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说明这方面的政策设计是不够的。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需要兢兢业业地、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研究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03

北大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有两大研究主题

宏观政策的分配效应究竟是怎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事实上被谁享用？我们说每一项公共支出的再分配效应都需要去做评估，需要学者们实打实的研究，甚至有一天这会催生新的商业机会——由大数据公司提供信息来显示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更多倾向于哪些群体。

研究包容性增长，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有研究显示，从1950-1985年，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下降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提供广泛的技能培训，以及劳资双方力量达成平衡。这种平衡意味着不走极端，比如不允许雇主和雇员很好地谈判工资，当然也不能走另外的极端。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中国不能走极端，而是要很好地平衡。美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中国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劳动力市场，李克强总理说要“加强劳务协作、职业技能培训”，的确如此，培训适应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环境的劳动力对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可是目前财政部门、地方政府对技能培训的激励和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

保障中小企业平稳发展也是当前要做的重要事情。中国有一亿以上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们能触达数亿人的收入。这两年谈扩大内需，总理持续强调要直达企业，因为这样的政策再分配效应会很大。中国经济想进一步繁荣，想让市场经济更有活力，想让大众去拥抱市场经济的理念，就要做好社会保障，要让经济增长更有包容性，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在我的理解中，共同富裕不是说没有差距，而是有可理解的、能让社会的紧张感降低的差距。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未来中国经济方能是繁荣的、包容的、有活力的。

我们共同富裕实验室有两大研究主题。一是在宏观层面研究宏观政策的再分配效应，要看到每笔财政支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要看到每个经济政策对市场活力的影响。二是在微观层面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需要被帮助的群体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能让他们在收入分配的阶梯上往上走。我举个简单例子，关于接种疫苗，相比欧美国家或其他与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中国的流行性感冒和肺炎疫苗的接种比例很低。如果一个有慢阻肺或者肺纤维化的病人不打疫苗，得了肺炎，最后会导致他的健康恶化和需要大量医疗开支。但是如果在秋冬季节花小额的钱给他们接种疫苗，他们大概率就避免了患上相关疾病。其实，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弱势群体提供这样的帮助的成本很低，可是效果会很好。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打疫苗，是认知上、信息渠道上、社会政策上，还是其他各方面存在问题，这需要有扎实的研究，以及在研究当中发现如何制定好的政策能够使大家打疫苗的积极性提高。

我现在想强调的是，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就是希望利用光华的资源，利用全世界的学术资源，为中国在宏观层面上的政策再分配效应评估作出贡献，让决策者知道每一笔财政支出、每一项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活力的实际作用，对再分配效应的具体影响。今天，我们请了优秀企业的企业家来谈他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在商业实践过程中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将来有一天，我相信这种微观层面上经验的积累，是真正能够根本性地改变中国，带来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也是让大家拥抱一个有活力的经济的最好的办法。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编辑：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