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填报志愿成为当前考生、家长迫切关心的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周黎安教授。

·没有明确的兴趣方向与专业特长，考生该怎么选专业？

·科技热替代金融热是否已成趋势？

·全球疫情大背景下，学生获得国外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不要去？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光华本科教育改革有哪些新举措？

·光华将如何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能力？

01

没有明确兴趣的学生，

可选择基础性学科专业

记者：高考结束后，考生们都面临选专业问题。当年您是如何确定自己要读的专业的？关于选专业，对考生们有哪些建议？

周黎安：我那时是按照自己的兴趣选的专业。我是上世纪80年代考的大学，当时中学没有经济学的课程，但有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对经济学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报的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

为什么报世界经济？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专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大家急于了解外部世界，我希望通过学习这个专业，获得更多的接触国外的机会，更多去了解国外的最新发展趋势。

客观来说，选专业是一件挺难的事。我想，原则上，第一要基于兴趣，如果有明确的兴趣，选择起来相对简单。第二是基于能力，不管是选文、理科还是工科专业，它跟学生在相关方面的基础能力都是有关联的。第三，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兴趣方向，专业能力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长板和短板，那可选择大类的基础性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经济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学好之后，即使以后转专业也可以发挥基础学科的优势。例如学数学后如果发现自己对经济学感兴趣，可以相对容易地转向经济学等其它专业方向。

02

热门专业多元化，

报考金融专业应以有兴趣为前提

记者：有种说法是，近几年高考志愿填报中，科技热在渐渐代替金融热，您有没有这种感受？

周黎安：从这几年招生情况来看，确实有这种趋势。北大光华过去招收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分考生。最近几年，经管、金融类专业对高分学生的吸引力有所下降，金融不再是高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或唯一选择了。

现在有不少高分学生可能会选数学、计算机、物理这样一些理科或工科专业。金融类专业热度下降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包括光华在内的经管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都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记者：为何会出现这种趋势变化？

周黎安：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劳动力优势、低成本优势，走的是“模仿跟踪+迭代升级”的增长道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的硬核技术创新，以科技创新支撑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和地区发展。

过去学金融很热，是因为过去经济当中套利的机会多，你能融到钱，就能去投资房地产或者一些制造业，较稳定地赚更多钱。现在企业的竞争优势单有钱、单靠融资已经不行了，依靠科技创新，将金融与科技硬实力结合起来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科技创新成为下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意味着金融行业将被重构，学生选专业、毕业就业去向都会跟这种经济转型有很大关联。最近芯片热导致很多学生开始选跟芯片有关的基础学科，这其实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

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来临，让大家意识到与数据科学、算力算法有关的，包括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金融的热度下降了，而与科技、尤其与硬核科技有关的相关专业可能成为志愿填报中的热门选择。热门专业更加多元化，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未来，一个单纯学金融专业的学生在找工作时可能不具有明显优势，而将金融与其他学科，比如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或某个行业专长融合在一起的知识背景，职业前景会更看好。

03

优秀学子也迷茫，

如何逃脱“高分诅咒”？

记者：您曾说，在人们眼中，北大光华的学生可谓优秀学子中的优秀人才，但毕业时仍逃不过对从业方向的茫然，大多宿命般走向投行、券商、咨询等。为何即使优秀学子也对从业方向感到茫然？问题出于哪儿？您觉得除了这些职业，还可以做哪些选择？

周黎安：这本质上是因为在中国社会来自家长的压力、同辈的压力、社会的压力非常大，不同圈层的人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攀比与竞争。这也是现在年轻人经常抱怨“内卷”的原因。

如果你只关注自己内心与进步，不跟外人比，你是不卷的，卷是因为你怕落后，不得不参与，参与之后其实也不改变什么结果，但不参与结果会更差。这种情况下，大家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或失落感。

优秀学子也会感到迷茫，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中学的教育体制基本还是冲着高考来的，是一种应试教育。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家长、中学老师，还是学生本人，都是以考试为第一位，考虑的都是怎么考出最高的分数，而很少谈个人的兴趣。

这种功利的要求实际会抹平学生所有的兴趣——短板的不喜欢的课程要去争取提高分数；喜欢的擅长的科目要节省所花时间，以此把整个分数提到最高。

这种应试教育环境下，学校和家庭不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与挖掘，学生也没有时间独立去探索、培养自己的兴趣。所以等到要填志愿、选专业时就很难选，最后可能就选了最受社会欢迎或大家认为好的专业，而所谓的好专业，往往就是毕业后工作出路比较好、收入比较高的。

这样很多高分学生就都挤进了受社会追捧的几个热门专业中，但其实很多高分学生的兴趣、能力可能与所谓热门专业没有必然联系，比如高分考生不可能都适合学金融，但以往很多人都选择了金融，这里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错配”。

高分考生没有进入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这是一种“高分诅咒”，且高考考的分越高，越可能“错配”。因为越是高分学生，越容易被“裹挟”到最热门的专业里，但那个专业可能跟你的兴趣能力毫无关联，只是因为别人认为你应该去选。

当然，现在与前些年相比有一些变化，经管类、金融类专业仍受欢迎，但高分学生也会去选数学、物理、计算机甚至中文。出现多个热门专业后，就不再有所谓的大家认为的“高分考生必选专业”，更多考生会选一个跟自己贴近自己的兴趣的专业，“高分诅咒”可能会减弱一些。

以我自身经历感受来说，个人要长远发展，还是要找一个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专业。因为这条路可能是能走得最长、最远，让自己觉得最幸福的。

04

顶级名校应该培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顶级名校，包括光华这样的顶级学院，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或者说顶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品质？

周黎安：从去年开始，北大光华内部一直在讨论人才培养问题，经过梳理和反思，关于优秀人才应具备的品质，我们提炼了8个字，也即4种素质——科学、创新、实践、情怀。

科学即要求学生有扎实的理论训练、前沿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即要求学生要有批判性思维，要独立思考、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创新离不开实践，实践即要知行合一，要扎根中国、了解中国实际，跟上最新的前沿实践，且有问题意识。情怀即希望学生有心怀天下、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有人文素养，有乐观自信的健康人格和回馈社会的责任意识。

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有扎实的科学训练，有国际化视野、创新意识、家国情怀，成为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而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5

应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教育

为何须扎根中国？

记者：北大光华提出要强化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教育，是出于哪些考虑？应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教育扎根中国有哪些现实的意义？

周黎安：人文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大自然，不存在国家特色，是普适的；过去有一些隐含的假设或者偏见，即认为社会科学也具有普适性，但我觉得这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中国，过去40年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但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独特，很具中国特色，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根植于西方的实践与经验提炼出来的理论，并不能套用过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

因此，不管是应用经济学还是工商管理，我们的研究与教学都需要与中国的实践、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密切结合起来，要扎根中国，这样才能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教育。

但同时，扎根中国并非关起门来研究中国，而是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讨论和研究。我们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经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广泛充分的交流，甚至辩论，从而提炼出既能解释中国，又能进行国际对话和交流的有效理论。

具体到教学上，我们有很多形式，比如老师会讲自己最前沿的研究（大部分光华管理学院老师的研究都是基于中国场景、中国数据或者中国问题的）。另外，作为商学院，我们几乎所有课程都会用到很多中国的案例，结合中国场景和故事，这些有利于学生更好更深入地去理解中国实践。

06

中国高校进步巨大，

但仍与世界一流大学有较大差距

记者：最新QS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跻身世界前20名的消息受到关注，您对此怎么看？如何看待这类排名？

周黎安：现在各类世界排名很多，每个排名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一个排名不能太当回事，最多只是一个参考。

但从各种排名来看，近些年中国高校在世界高校体系中确实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说明中国的科学研究、教学水平，包括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迅猛的发展，所以QS世界排名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中国高校的巨大进步。

记者：中国名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小了？如果说我们仍与世界一流大学有些差距，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去进一步缩小差距？

周黎安：中国大学尤其是名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这是有目共睹的。原因是：一方面，过去二三十年，我们有大量海归进入各高校从事一线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另一方面，我们高校和科研院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出国交流、访问等各类机会非常多，这些丰富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中国科研水平快速提升，并与世界实现融合。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力的增强，国家对高等教育、科研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现在一些硬件条件（如实验室、经费支持）上可以与哈佛、MIT等这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媲美，这有助于我们大大地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但客观来说，我们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基础学科。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团队主要还是集中在美国，部分分布在欧洲、日本，这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欧美国家的这种优势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而成的。

中国虽然进步很大，这些年不少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回国发展，在一些学科和领域形成局部优势，但毕竟在数量上、规模上跟西方仍有很大差距。

另外，过去几十年，我们不管是国家、学校还是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我们做得更多是跟踪性、应用性、拓展性的研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有欠缺。

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完全靠“拿来主义”不行，一些“卡脖子”的领域要有突破性进展，就必须重视基础研究。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也让我们意识到还得在这方面进行更大投入。包括一些中国已经世界领先的领域，也需要持续投入才能保持领先优势。在一些追赶的跟踪式的研究里，也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让我们科学技术有更快发展，从而补上短板。

07

当前若非能到世界顶级名校深造，

出国不是最优选择

记者：全球疫情影响了一些学生出国求学、深造心态。当前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环境如何？一些已经拿到世界名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要不要出国？

周黎安：新冠疫情加上中美关系紧张，确实影响了一些人对出国学习的态度。过去，光华管理学院最优秀的学生通常会申请去国外最好的学校深造，而不会在国内读博。但从去年开始，在硕士、博士招生中，我们最优秀的学生绝大多数自愿选择留在光华或去国内其它顶尖高校深造。

除了疫情影响之外，这应该也跟近些年国内名校博士培养进步很大有关。

近些年光华培养的优秀博士生，在毕业时求职，竞争力并不弱于那些从国外顶尖大学毕业的海归。事实上，国内高校很多教研人员本身就是在世界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将国外的前沿理论和方法带回国，使得我国高校人才培育培养体系与国外名校差别逐渐缩小。另外，国内师生关系比国外普遍要更密切，国内导师愿意手把手教学生，一起做科研和写论文，这些因素叠加，让一些学生意识到，除非申请到世界最顶尖大学深造机会，否则出国求学与在国内顶尖高校学习区别不大，并且现在国内更安全。

这对国内名校来说，是一个吸引最优秀学生来接受培养的好机会。

当然，对于那些能申请到世界顶级高校研究生项目的学生，我仍然鼓励他们出去。对于经济学来说，如果不是最顶尖的名校，比如在美国排名前15的高校，那还不如留在国内名校深造。

08

北大光华推动本科教育改革，

推行专业+辅修模式

记者：今年光华管理学院对本科教育进行了改革，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此轮本科教育改革规划吗？

周黎安：今年光华对本科教育进行了改革，将本科生毕业学分由原来138学分，缩减至约122学分；启动“专业+Minor（辅修）”新型培养模式，并与北大工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开展“管理学+理学”“管理学+工学”双学位项目合作。同时，在市场营销专业新增数据科学方向，供2019级本科生选择。

缩减学分是考虑到，要完成138个学分才能拿到专业学位，对学生来说负担太重，难有时间再去选择辅修或双学位。学分调整的核心目的是，腾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学生去做自主多样的选择，在更大范围实现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

改革后，一方面学生完成约122个学分就可拿到专业学位；另一方面启动“专业+Minor（辅修）”培养模式，即在专业/方向之外，为学生提供金融科技、战略领导力等8个辅修方向，要求每名学生至少选择一个辅修方向，学有余力者可选多个辅修方向。辅修既可选择本院的专业方向，也可选修北大工学院、信科院的智能机器人或计算机的双学位课程，以及所有感兴趣的北京大学辅修课程。

北大光华在本科阶段将开设4个专业6个方向：金融学专业（金融学、金融经济学），会计学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市场营销、数据科学），工商管理专业（“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今年增设市场营销数据科学方向，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和前沿商业实践结合的空白；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下，社会急需既懂得大数据分析技术，又理解业务场景、商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北大光华本科的核心课程还推行“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形式。《经济学》、《组织与管理》、《公司财务管理》、《营销学》等课程，在大班授课之外，开展两周一次的小班研讨，以解决大班上课学生人数多，课堂上问答互动环节少，老师不了解学生等问题。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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