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国网讯】“领导力就像美，它难以定义，却能感受到。”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自身领导魅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环境混沌和面对新生代员工的今天。而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 “内圣外王”是很多士大夫的人生信条。那么，什么是“内圣外王”？如何做到“内圣外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建君教授的分享。

张建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个人魅力型权威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麦克斯·韦伯根据权威的合法认受性(legitimacy)的来源曾经提出三种权威类型：法理性权威、传统性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

法理型权威指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的程序、或上司任命而得到的权威，比如美国总统的权威，现代组织中的管理者的权威等；

传统型权威指依据长期形成的传统、惯例等得来的权威，比如父亲对子女的权威，传统村庄中老人的权威，中国封建时代继任帝王的权威等等。

个人魅力型权威指那些由于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或拥有高尚的人格的个人权威，如战争英雄，某些宗教精神领袖，品德高尚行为出众的个人等的权威。

如果说前两种权威均来自于外在——规则或者传统——赋予的话，那么个人魅力型权威则来自于个人，是自致的。在这三种权威类型中，个人魅力型权威以其神秘性和重要性而一直在学术界受到非常高的关注，历久而弥新。在现实世界里，很多领导者也都希望自己拥有个人魅力，下属出于对自己的佩服敬仰而自愿自觉地服从。

实际上，当我们仔细检讨人类历史上那些具备个人魅力的个人（领袖）时，我们基本发现了两种类型。一类是取得了非凡的外在业绩从而受到追随者的服从、崇拜以至神化的人，如加尔文、拿破仑，华盛顿，毛泽东等。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最初来自于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如他在红军长征中指挥的四渡赤水，抗日战争中对中共军队的任务的定位，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这些非凡的成就成为他被中共其他领导者和士兵追随和崇拜的原因。

第二种类型是那些拥有或实践了高尚的人格和行为而受到人们景仰的人，如圣雄甘地，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印度的特丽莎修女等。特丽莎修女的个人魅力来自于她伟大的人格。她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一生为贫穷和疾病的人们排忧解难，从日常细微的行动中表现出非凡的大爱。和前一种类型的个人（领袖）比，他们并没有傲人的外在业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追随和景仰是因为他们非凡的人格，包容的胸怀，对世人的博爱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两类个人魅力型领袖的特点放在一个人身上，不正是中国儒家主张的理想的人格典范吗？

儒家的内圣外王

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简单地说，内圣指个人内在的修养和高尚品格的形成；外王就是外在的事功。自孔子以降，儒家圣贤们都把内圣外王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左传》中提出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立德就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立功就是追求外在的事功，立言指参悟社会和教化他人。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不朽”的事业，应该成为终身追求的理想。宋代的张载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成就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并不鲜见，最典型的包括明代的王阳明和清代的曾国藩等。

王阳明

被世人称为“阳明先生”的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是“陆（九渊）王心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儒家的最后一位圣人，其所创的“阳明哲学”到现在都还在影响着华人文化圈和韩国、日本等国。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重要主张，认为 “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

令人佩服的是王阳明还取得了非凡的事功。他曾任刑部、兵部主事等，最后官至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兼巡抚。他在赣南巡抚的任上只用短短30天就成功地平定了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叛乱，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功业。以一文人而能成就如此事功，不能不说是很了不起的。就做人来讲，他为官清正，不阿权贵，曾因结怨大太监刘瑾被贬贵州。王阳明死后被追封为侯，谥号文成，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

至于曾国藩，近年来在大陆几乎家喻户晓。曾国藩带领湘军平定了长达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叛乱，让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得以延续，成为“同治中兴”的第一名臣，他自己也被封侯，备极荣耀，他的事功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需要提及的是他“内圣”的方面。曾国藩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道德修养上的功夫在他生前就已被广泛赞扬，后来更是成为很多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比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把曾国藩作为崇拜对象）。从他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人、持家和教育后代方面的严谨。他知人善任，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他和左宗棠同为湘江将领，中兴名臣，但两个人风格迥异，曾几次交恶，但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以个人情感损及公心，影响国事。在左宗棠奉命西征后，曾国藩为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并且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及所部交给左宗棠指挥。这种高风亮节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左宗棠虽然对曾国藩多有抱怨和不满，但他在曾国藩死后送的挽联多少反映了他对曾的评价：“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同时期的令一副对联对曾的评价更高：“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通向内圣外王之道

那么如何实现“内圣外王”呢？儒家也告诉了我们一套做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从内向外推的过程，即一个人必须先从自身的修养做起，正心诚意，然后管理好家庭，再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因为儒家强调“三纲五常”，主张由家及国，由孝及忠，以对待父亲那样对待皇帝，所以从齐家到治国也就有了合理性。另一方面，儒家主张得道而王，期望由那些能够自我完善、施行德政的有德之人成为统治者，所以修身也就成为外王的前提。也就是说，通向内圣外王的关键是一个人必须先修德，然后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论语》中就有很多强调德政的语句，比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回到曾国藩的例子。曾国藩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注重是他成功的重要前提，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以圣人之道严格要求自己，不曾一刻懈怠。比如，他认为做人做官都要耐烦（也就是忍耐，有度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处事不急不躁，不抱怨，头脑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他不仅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下属和子女。有一次，他接到他的弟弟曾国荃的来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表达出对上司和同僚的不耐烦。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样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他告诉弟弟一定要耐烦，能耐烦然后能从容镇静，从容镇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稳如泰山。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内容。忮，就是嫉贤害能；求，就是贪利贪名。“怠惰的人自己没有修养，嫉妒别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就是前一种人。所以曾国藩认为，要想成功，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都是卑污。

曾国藩曾引用庄子的话，认为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不会马上获得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来的美名，但久而久之自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就象一年四季的更替，让人们不知不觉；就象桃李，虽然自身并不言语，但“下自成蹊”。

曾国藩后来取得的业绩和得到的赞誉，不能不说与他的修身功夫有关。能够从自身的修养做起，正心诚意，也才能识人用人，心胸宽广，也才能取得外在事业的成功。

对管理者的启示

以上的讨论对那些希望拥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有什么启发呢？

最重要的就是重德修德、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是让领导着获得个人魅力的重要途径。台湾学者郑伯埙的研究表明，华人社会的领导者中基本存在着三种领导行为：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其中德行领导的特点包括行为合宜, 品德高超，公私分明，以身作则。这些正是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内圣”的特点和实践“内圣”的行为结果。郑的研究还发现德行型的领导具备良好的领导效果，如果能够与仁慈型领导行为相结合，就会达致最佳效果。相比之下，只表现出威权行为的领导的效果就不那么理想。

重德修德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有现实意义。在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目前社会上道德缺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讲诚信、不讲道德成为社会的公害。但正如战乱中的人们深深地向往和平一样，生活在道德秩序缺失中的人们对德也就有了特别的渴望。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选人用人时都对德提出了要求。如苏宁的原则是 “人品优先，能力适度；敬业为本，团队第一”；中宝集团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重”等等。

个人魅力是领导者终生的财富，不会随着职位的变化而变化。不同于法理权威和传统权威（基本上都是位置带来的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的权威是属于个人的，是个人身上摘不下来、别人也无法偷去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希望领导者重视品德和修养的原因，因为这些是个人永远的资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EMBA&E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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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媒体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