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下午，《用设计的力量保护非遗公益项目》六人行公开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讲。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雅昌艺术网旗下ARTPLUS、大栅栏跨界中心、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IOV共同发起；论坛由ARTPLUS跨界平台总负责人程璐主持，并邀请到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歌华创意设计中心主任曾辉，中国手工坊总经理山月，转转会女主人、建筑学博士、资深收藏家成琳，作家、收藏家杨二车娜姆，将“大棉袄”的元素带入全球视野的时装设计师胡社光，及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书记、当代艺术家邬建安共同讨论。

论坛现场

皮影戏、国礼潮绣、苏绣、剪纸、傣锦、宫毯织造技艺、景泰蓝……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工艺如今正与我们渐行渐远；还有更多你叫不上名字的“它们”正淡出视线，而它们却有个你熟知的统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工业化已经如此成熟的今天，我们反思：“非遗”自身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今天的保护是否就成了对“非遗”的临终关怀？

左起：时装设计师胡社光、中国手工坊总经理山月、作家杨二车娜姆、转转会创始人成琳、艺术家邬建安、北京国际设计周副主任曾辉、ARTPLUS总负责人兼本次论坛主持人程璐

在主持人程璐看来，这是一个对“非遗”特别好也特别坏的时候。刚刚参加完由文化部部长亲自主持的在成都举办的国际非遗论坛的她，看到了政府对于“非遗”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对现实中很多“非遗”传承人生活状态艰辛或是后继无人深感忧虑。非遗传承人在当今处于怎样的状态，他们又需要怎样的保护？非遗人圈里与圈外人有着不同的观点。

北京国际设计周副主任曾辉

亟须建一个“手工设计学科体系”，而不仅仅是传统工艺美术体系

在北京设计周期间举办此次论坛无疑极具意义，时至今日，为何“非遗”会陷入如此艰难的境地？“非遗”如何通过设计进行当代转化，长久地存活下去？这是“北京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一直在思考与践行的话题。为什么欧洲的手工业传统能够活在今天？同样是源于手作的爱马仕在今天依然大受欢迎？而我们的很多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最多放在美术馆里面，能够真正进入到生活的是少之又少？

在曾辉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手工业是农耕最重要的补充，甚至是我们生存的最核心的部分。而手工业被摧毁，一方面因为鸦片战争后洋货的进入导致手工业不再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合作化运动，很多手工业体系试图用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来整合传统的作坊，这一次致命的合并直接导致了很多手艺的消失。现代生活让每个人穿上了洋服，用上了洋汽车、洋房，我们的生活在工业化生产体系下被标准化了。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导致大家只是满足于对物质和功能性的需求，而缺乏很多正是“非遗”所体现的来自与自然沟通，以及与人心温暖的一些内涵。

而当下，我们对非遗的保护也存在问题，靠政府的力量把非遗传承人养起来，也会发现他的后代不愿意去学这门手艺了，非遗传承人老去之后就消失了。“为什么不能把优秀的、富有人文精神的非遗、民间手工融入当代设计让大家喜欢？如何让民间手工、非遗活在历史中，更活在生活中，让年轻人喜欢，爱马仕给我们只是一个范例之一。”在曾辉眼中，成琳一直在坚持做的“手作之美”无疑是优秀的践行案例，不仅仅成为一个品牌，同时也给大家搭了一个设计融入到传统手工进行现代传统手工的现代转化的搭建平台。

针对非遗的复兴，曾辉提出了长远的构想，他认为需要要建一个“手工设计学科体系”，而不是基于现代工业加上艺术的传统工艺美术体系；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景泰蓝、玉雕、牙雕，而是指现代设计、艺术设计。我们通过手工设计体系的建立就能够真正推动未来的现代手工艺、复兴现代手工艺体系，让我们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应该发挥自己在本地的工艺和特点，来恢复他们的手工业体系。这样不光是他们能够有自己的产业，来维持生计，更重要是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民生的普遍的手工提升、经济发展。

转转会创始人成琳

非遗传承一定要回到日用生活，否则难以传承下去

在曾辉“手作之美”理念号召下，成琳把“手作之美”搬到北京设计周的展览中来。作为亲身实践者，成琳也深感在推广手作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壁垒分明”，各说各话。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师傅们或传人们，他们观念上难以接受当代创新，做出来的东西难免太脱离当代生活方式；今年的“手作之美”一共7个展区，成琳坦言她不想去展览中表达太多立场，而是把作品都展示出来，其中包括许多设计师用非遗纹饰、形式的创新设计，“让观众自己在观看的过程中自己体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成琳说。

关于“非遗”的保护，成琳并不主张把“非遗”放到一个惆怅的层面去看待。当我们在讨论“非遗”的时候，就是非遗需要保护的时候了。工业化将非遗逼到了绝境，在中国需要发起“民艺复兴”来传承非遗。结合台湾、日本对于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成琳认为，“非遗传承一定要回到日用生活，否则难以传承下去。”在她看来，手艺、非遗是与生活在一起的，而不是像关在动物园里的猴子被观赏。“一定不要把非遗的东西弄得形式化，束之高阁；一定要打破这个东西，一定要对话，穿在身上，要时尚，一定要和现代设计结合起来，让人一看一眼就喜欢，一眼就想接住它。”

国外对于“非遗”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被工业化。日本有一个“民艺运动”，欧洲有一个“工艺美术运动”，都是反工业革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对抗机器，复兴手作。英国有一个“手作之美”的项目，每年颁奖给年轻的匠人，这个奖项由四个组织在支持：奢侈品牌协会、非遗协会、当代设计协会和传统工艺协会。但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一下子成为全球代工厂，很快拥抱代工，所以工业化粗制滥造强调经济产出的生产方式，把很多手艺人逼到绝境，传承断了。

成琳认为我们需要有识之士发起一个新的“民艺复兴”，重新去探讨非遗、手作的价值同时，她也鼓励年轻人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中来，并且去做，那“非遗”就会有希望。

作家杨二车娜姆

我们并不需要把非遗看得很沉重，它就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

作为现场唯一一位非遗传承人嘉宾，从家乡泸沽湖摩梭族走出来的杨二车娜姆却认为，“我们并不需要把非遗看得很沉重，它就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杨二车娜姆即兴演绎了摩梭族的锅庄舞，再把现场观众拉入大山泸沽湖边的同时，也告诉大家，对于生活在非遗中的人而言，“非遗”是一代代传承下来融入生活中的。而对于以保护非遗或少数民族文化而来的外来人，她却持审慎态度，“缺乏长期性的保护难免有作秀的嫌疑”。

上世纪80年代就走出泸沽湖的杨二车娜姆也提出了非遗传承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民间艺术家愿不愿意走出来，为什么走出来又走回去？”在杨二车娜姆看来，这个现场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看我们从山里边走出来的人总是有一种悲的眼光、需要帮助的眼光，作为一门工艺的传承人，他们在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家族里或者是周围的人群里面是有很深的骄傲感的，走出来后却面对各种人给他的出主意，而出主意的口气里面也不在意他的感受，这样也会经常无意地伤害到他们。”

在把摩梭文化带向世界后，而今杨二车娜姆又致力于唐卡艺术及肚兜文化的传播，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原证大现代艺术馆)举办的“有一种美叫害羞”展览，展出了她收藏的近100件肚兜艺术品。在大山自然长大，不曾穿戴胸衣的杨二车娜姆坦言收藏肚兜源于被其深深吸引，以及一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肚兜上的刺绣无疑是那时候的女子对自己爱意的含蓄表达，“这是大山文化里面的东西”。

时装设计师胡社光

非遗需要包装、传播、品牌设计，重新走入人们的生活

与成琳一样，同样有着国外生活经验的服装设计师胡社光感受到国内外对待“非遗”的不同态度。在他看来，相较于国外“非遗”融入生活中的状态，国内的很多“非遗”在村里、在山里、在城市的博物馆里，它们不接地气，也与当代生活相距甚远。“外国的非遗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都可以看得到，外国的教堂每天充满游客，所有的玻璃设计、教堂里面的设计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观赏它、研发它、创新它。”

作为设计师，非遗如何正确地对待现代设计又不失传统的精髓？这也是胡社光一直在自己的设计中在尝试的议题。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表面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文化，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得到，与金钱、奢侈品是没有关系的。从自身的设计出发，相较于早年他在设计中对传统、对少数名族元素的的模仿，到今年他风靡全球的“东北大棉袄”系列，胡社光认为自己的设计“接了地气”，这种接地气与非遗的内在核心价值是一致的。

作为设计师，胡社光去年做了一个钧窑系列，我那些在北京动辄高价的大花瓶在当地只需要20块钱就可以拉走一车。“在中国两个不同的地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研究非遗的精神，对非遗进行创新，结合当代生活；非遗需要包装、传播、品牌设计，重新走入人们的生活。”

艺术家邬建安

在面对非遗的时候，我们有爱，也有伤痛感

当代艺术家邬建安刚刚在恭王府举办了《白蛇传》的展览，展览从陕西非遗皮影中吸取艺术灵感，再造了《白蛇前转》，这是他用当代艺术的语言保护非遗提升非遗的艺术价值的一次有力尝试。而他关于“非遗”、传统文化的接触与反思更多是在教学中带领学生下乡完成。

作为中央美院的教师，邬建安于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带学生下乡深入陕西考察皮影戏；从小成长于城市的他对于传统民艺的认知与大部分人一样有着许多浪漫化的想象，他坦言当他走到山间，看到这些手艺人及他们尘封的道具时，现实与想象有很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也激起了他对非遗、对中国的现代性、对工业文明对于效率的追求的反思。在邬建安看来，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更容易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当成异国情调和装饰品，这与在非遗中生活的人的体验不一样，外面的人总是会不自觉带着浪漫化的眼光看待非遗。

“在面对非遗的时候，我们有爱，也有伤痛感。”邬建安坦言，这种伤痛源于，我们不可避免地被西方人打败了。一百多年前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惨痛的民族大失败，使得我们面对西方人带给我们的东西时，表现出来一种崇敬或者是一种乞求的心态。我们得到一个口号：发展就是硬道理。一定要发展，不管发展是技术层面还是伦理层面。“五四”以来我们遇到各种各样中国现代化的议题，曾经有过让汉语变成汉语拼音的说法，消灭汉字的想法，包括古文变成白话文、还有简化的汉字。现代化的议题在中国最直接就是“效率”。中国古代形成的智慧凝聚在我们今天看到各种各样的非遗的东西里边，其实是一种低效的东西，换句话说是消耗人的劳动时间逐步塑造出来的一种“工艺伦理”、“社会伦理”。于是这个物品本身代表一种等级，你占有这个东西你是一种等级的标签。这个标签不能被普及化，不能被现代的科技制造出来。一旦用这种办法制造出来这层工艺伦理，深刻的政治哲学就瓦解了，每个人都能穿上一件乾隆的绣花龙袍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会遇到非常严重的危机。

“经历了文革以后，我们这代人真的没见过老东西，看着那些东西真是带着外族、殖民的眼光看待，我们也没有敬畏；我们父母这一辈人，他们也没有教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和传递给我们这些信息，于是我们只好被迫地变成一些半现代的中国人，这个半现代的中国人，在面对非遗或者传统技艺的时候有一种爱，其实也有一种隐隐的伤痛感。”

中国手工坊总经理山月

四个关键词与五个步骤实现“非遗”商业化

作为中国手工坊总经理，山月曾亲自带队深入贵州、云南等地，与非遗传承人接触，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现状，最让她感慨的是“匠人艺老，巧艺难成”，做非遗传承保护，就是在与现代文明赛跑。许多非遗人的后代已经难以通过传承祖辈的手艺维持生计。如何通过保护非遗来改善非遗人的生活并让其传承下去，并得到发展，让这些手艺人更好有尊严地活着。有着亲身实践经验的山月从中国手工坊的经验出发将其总结为“国际化、时尚化、生活化、品牌化”，并结合自身实践提出让“非遗”商业化的五个步骤。

第一步，作为商业化公司的依文集团与公益组织和政府合作，由他们做前端的事情，去把这些非遗的手艺、技艺、歌声、舞蹈等等收集、记录下来，再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

第二步，与国内外设计院校合作，包括北京服装学院、伦敦艺术大学、圣马丁艺术学院等。将非遗的手艺、元素等再设计、再创意、再开发。

第三步，依托集团自身高端会员如企业家、社会精英开拓销售渠道。如借当地独特风景，与港中旅、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作打造一条高端的旅行路线，除了带设计师，也会把高端的人群带过去，他们在亲自的体验之后会起到很强大的传播作用，同时也会促进很多商业合作。

第四步，开展很多创意创新的文创类活动。比如与鼓励当地所有的苗族，给他一定的资金扶持，来手作一套最棒的本民族服饰，之后再召集服装学院设计师根据当地非遗手作进行创新与设计，经过评选挑选出比较好的做商业化。

第五步，中国手工坊做这件事是站在公益的角度，我们做苗族服饰过程当中把苗族的服饰元素全部记录收集、录制下来，再请一些专家做分析，把最核心的元素提炼出来，我们针对国际的大品牌去做这种元素的输出。

除了六位嘉宾的精彩对话，现场观众针对“非遗”商业化与纯粹性之间的关系，“非遗”手作品如何商品化，及生活在非遗中的人如何成为传承人等问题与现场嘉宾热烈互动。关于“非遗”的讨论虽然已经结束，但是“非遗”的保护与发展行动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传承和弘扬中华艺术为目标，此次论坛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更希望大众真正的参与到对非遗的保护中，真正的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