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汇丰创讲堂LIVE 上期回顾 | 何帆:遇到灾难,我们该如何应对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20-03-31 18:06 浏览量: 2258

何帆教授通过三个关于灾难的故事展开本期话题:“311海啸”中的大川小学、1918年流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苏芬战争,并推荐了三本关于这些灾难的相关书籍:《巨浪下的小学》、《大流感》、《剧变》。

“311海啸”中的大川小学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最大爬高40.1米的海啸。地震引发核泄漏和其它灾害,导致大规模的地方机能瘫痪和经济活动停止,东北地方部分城市更遭受毁灭性破坏,是日本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日本宫城县大川小学共108名学生,在这次海啸中有74名学生遇难,11名在校老师中10名遇难。在海啸快要到来的时候,校领导没有及时带领孩子上山避难,反而拿着一本救灾手册茫然失措,最终错失良机,酿成悲剧。灾难过后,家长提起诉讼,仙台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宫城县政府应赔偿罹难学童家属14.3亿日圆。这是因防灾对策不周全而要求赔偿的首例判决。

何帆教授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在现有认知模式下存在缺陷。在灾难刚刚爆发时,人们往往会低估风险。在大川小学的案例中,孩子们都知道跟老师说,赶紧上山吧,但老师只是让他们原地不动。村里的妇女跟村长说,赶紧上山吧,村长反而说没事。这说明,等到风险来临时,经验救不了你,组织也救不了你,最好的办法是相信直觉,基于生存的本能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直觉往往要好于男人的直觉,因为她们相比男性而言,更少受到面子、尊严等外在因素的干扰。

“在灾难爆发的时候,最能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觉。”

何帆教授还提到,要学会在两种模式下灵活转换:正常模式、灾难模式。在正常模式下,就要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以便应对可能会发生的系统性风险。何帆教授举例,森林火灾发生时,能够防范火焰蔓延的办法是先放一把火,形成隔离带,这就是通过容忍小的风险,从而避免发生大的风险。何帆教授指出,这和金融投资中“锁定损失,放飞受益“的观点是一致的。

1918年大流感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间爆发了全球性甲型H1N1流感疫情。全世界5亿人感染(当时世界人口17亿人)。大约5000万甚至更多人口死亡,其全球平均致死率为2.5%-5%,远高于一般流感的0.1%。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事件之一。大流感出现三波疫情:第一波温和,第二波死亡率最高,且青年人死亡率比老年人高。

何帆教授认为人们应该学会敬畏“流感病毒”,它是一个试金石,专治傲慢与偏见。流感病毒不会按人类的牌理出牌。他举了旧金山为例。当时,旧金山的防疫工作做得最好:防范意识强、领导执行力强,民众高度重视。第二波疫情旧金山受到的冲击较小。就在他们认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疫情时,第三波疫情又来了,这次旧金山的运气就很差,最后,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病毒的历史比人类更悠久,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已经和人类共存。何帆教授介绍了医学界在研究免疫系统的时候得出的两个假说。

一是卫生假说:如果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生活在无菌环境中,反而更容易得病,生活环境不那么卫生的孩子免疫力更强。

二是老朋友假说:体内的免疫系统不是因为小时候得病产生抗体,而是在漫长演化过程中产生的。

经过这次新冠疫情,每个人都需要反思。何帆教授提到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

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何帆教授认为,新发流行病将不断爆发,我们要做好迎接第二波疫情的准备。新冠疫情的本质是一次外部打击,而外部打击对经济的冲击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出现次生危机,疫情过去后,经济恢复会很快。

风险和机遇共存,*就是坏消息,坏消息也是*。何帆教授认为,未来我们将会遇到全球化退潮,进口替代则是未来最好做的生意。未来的企业运营将从效率至上原则转变为效率与安全兼顾原则。在外部冲击下,会出现很多鲤鱼跳龙门的情况,换句话说,此次疫情会促成很多新的行业的崛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国模式并非万能,目前来看,网格化管理没有完善,未来社区层面的协作、社区电商等会萌芽。

芬兰和苏联的战争

美国科学家戴蒙德的新作《剧变》的主题是无论个人、国家在经济剧变后会发生什么改变。

1939年10月,苏联向芬兰提出两项要求,苏芬两国在卡累阿地峡的边界必须撤到离列宁格勒更远的地方,苏联在芬兰南部靠近赫尔辛基的地方建立海军基地,并要求芬兰割让位于芬兰湾的一些小岛。芬兰拒绝了。芬兰的考虑是:苏联可能会得寸进尺;苏联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其它欧洲国家会制止苏联。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轰炸的第一晚,芬兰的平民伤亡人数便达到其在二战期间平民伤亡总数的10%。在随后的冬季战争中,虽然芬兰军队作战勇敢,但毕竟寡不敌众,伤亡惨重。1940年3月,芬兰不得不接受苏联更苛刻的条件。

二战之后芬兰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芬兰认识到,冬季战争不打不行,也不得不求和,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是一个小国,苏联是一个大国,而且地缘政治是不会改变的,于是,芬兰努力赢得苏联的信任,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东西阵营之间的中间人。

正如《剧变》这本书所表达的,有的人(或国家)从危机中崛起,有人(或国家)却在危机中灭亡。

何帆教授强调了在应对危机的时候,灵活性的重要性。不管是影响国家危机结果还是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灵活性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以芬兰为例,芬兰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放弃过去的策略,接受新的策略,但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国民的凝聚力。何帆教授讲到,成功应对危机的个人和国家都是知道如何让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马赛克”共存的。

“过去和未来“马赛克”共存。”

最后,何帆教授借用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施耐德(Timothy Snyder)关于生存法则的一句话结束了本期精彩的分享“老友是你能依赖的最后依靠,而结交新朋友,则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编辑:颜回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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