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 如何读懂中国金融的特质与改革逻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22-10-27 19:14 浏览量: 2514

题记:2022年10月13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8期在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与方向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本期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特邀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央行研究局前局长、华夏银行前行长张健华,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王勋做专题分享并对话。对话环节由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主持。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

黄 卓:首先请问三位老师,在你们看来,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改革中做得最成功的一点是什么?

黄益平:我们对双轨制的改革有很多解读,因为双轨制的一轨是“管”,一轨是“放”,金融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金融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里都有总结,但如果一定要举出最好的一条,我认为是市场化的改革。

张健华:我同意黄老师所说,坚持市场化应该排第一。对中国金融改革最突出的特质,黄老师在书中选的一个词是“务实”,我认为还有一个词叫“可行性”。“可行性”和“务实”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即使一个方案制定得很理想,也够务实,但最后可能由于条件不完备,或几个部门之间博弈,最后使方案得不到推行。所以改革方案一定具备“可行性”,这样才能减轻执行中的阻力。“可行性”非常重要。

王 勋:两位老师所言我都赞同。我如果加一个词,会选择“有效”。中国金融改革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应对金融风险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有了高速增长,在解决金融风险方面就有更多资源。2012年之后,中国的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应该是近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比较重要的创新。相对宽松的监管,对于支持数字金融创新也起到关键作用。

黄 卓:中国推进金融改革的成就能否总结为金融发展道路方面的中国经验?一种务实推进改革的经验,一种讲究改革可行性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有没有借鉴意义?

黄益平:在各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中,想总结出一条原理性的策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适用,特别不容易。原因在于任何政策都会产生正面或负面效果,而且这种正面或负面效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的相对重要性都不同。也就是说,同样一条政策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阶段管用,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阶段可能就不管用。因此,如果有一条原理性的普适经验,不应是具体做法,而是一种理念,那就是金融改革的政策要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然后做利大于弊的选择,同时随着时间和发展阶段的推移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

张健华:我完全赞同黄老师所言。我特别推崇这本书,就因为他用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分析框架来解读中国的金融改革,并且这种分析框架可推广、可复制。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改革都有本国特色。中国的改革早期借鉴西方经验,今天很多基础性制度安排仍借鉴西方。不仅是中国,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也要走这条道路。从世界的发展趋势看,从多年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模式看,各国还是必须把市场排在第一位,尊重市场、尊重规律,然后再结合自身特色。中国的经验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参考的案例,但不能成为他国照搬的方案。

黄 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研究银行与金融危机的三位学者,包括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这也说明全世界都非常关注金融危机,特别是商业银行的风险。黄老师在书中也写到中国的金融体系在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成效不错。想问黄益平老师和王勋老师,中国关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实践经验,是否与今年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有一致性?能否对这个理论提出一些新的洞察?

王 勋:伯南克主要研究大萧条,他把大萧条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今年另外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主要关于银行挤兑的原因和避免办法。西方的研究主要结合西方的理论,中国的做法有中国的特殊性,但方向应该是一致的。比如,中国解决风险的做法一般是政府兜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但现在这样的做法越来越不可持续。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一些做法与三位诺奖得主提出的做法正逐渐趋向一致。比如中国对包商银行的处理与诺奖得主提出的存款保险类似。

黄益平:三位学者,特别是伯南克最令我欣赏之处是他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为实际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有些学者是先有理念,然后去现实中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念。但我认为,学术研究更应该像中国金融改革一样,用务实的态度来研究实际问题。如果现实中的一些证据跟你原来的想法不同,就要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原有的理念。这是我从他们身上获益最多之处。最近也有媒体开玩笑说这些学者尽管获得诺奖,但也只是个“理论奖”,因为即便是伯南克也没有能力阻止金融危机的暴发(2008年次贷危机)。其实金融危机是永远都会发生的。我原来在金融行业工作时有一个说法:金融危机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对过去危机的学习和分析,找到一些防范或者缓解新危机的手段。当然,即使总结出了方法,仍不能认为一定能够避免新危机,人类的能力还没到这一步。我甚至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对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动荡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实我们对危机也不必恐慌,关键是能有比较好的办法应对,不要让其演变为一个系统性大事件。

黄 卓:再请问张老师,这几年国家在持续推进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但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发展得并不算快,体量也不是很大;另一方面,中国居民的对外投资也受到一些限制,而且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也是刚刚才起步。张老师在央行、商业银行都工作过,现在是金融学教授,您如何看待接下来几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前景?

张健华:从2000年入世谈判成功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直在推进。但确实如你所说,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准入是渐进的过程。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起初并没有完全放开,对外资设立机构、外资占股等有一些限制,现在又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我个人的判断是,由于中国有这么大体量的市场,外资机构的进入对中国的银行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关键在于,银行业其实是重资产行业,投入很大,外资企业在这些传统的银行业务方面也可能不愿意有很大的布局。但在高端金融服务方面,比如居民财富管理、大资产管理,这是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特别重要的领域,外资机构会加强布局,而且他们有渠道,能够内外联通,因此具有竞争优势。外资金融机构可能在这方面将对国内金融机构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第二个原因是开放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外资进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机构走出去。很多中国人需要境外的服务,但这方面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确实有短板。比如,尽管我们现在有一些QDII(国内机构投资者认证),但中国拿到QDII资格的机构实际上能力不够强,很多时候还要靠外资机构的服务。换句话说,国内国民财富的全球配置仅靠我们自己的机构还做不到,仍需依靠外资机构。因此,一些高端客户和一些价值较高的服务就有可能向外流失。

在未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的背景下,这一点可能生变。尽管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但整体而言,做得比较好的企业还在走出去,走出去就需要全球性的金融服务。所以在企业金融服务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还有机会,至少可以通过与境外机构合作来提供一些跨境服务。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一种方式是自己直接走出去,另一种是和境外机构加强合作,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服务,这可能是一个趋势。

黄 卓:请教黄益平老师,之前几十年,中国金融改革一直有对标,但现在随着我们金融业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数字金融领域,技术上或在市场规模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前方不再有简单清晰的对标。那么,在这些领域,下一步创新发展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黄益平: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对金融没有概念,当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计划经济本身也不太需要金融中介,所以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对将来发展的方向容易找到对标。但这些年确实在变,比如欧美的金融体系也危机频发,已经不足以成为我们继续全面学习的榜样。中国务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导向的发展思路,对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更有意义。

在数字金融领域,中国现在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将来怎么走?总结过去十年数字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发现凡是做得比较好的领域都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满足了市场需求,第二,符合金融逻辑。“符合金融逻辑”指的是,做任何交易都必须有控制风险之道。所以将来无论怎么发展,都应该基于这两个原则,具体做法可以再探讨。归根结底,金融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管用并能管控风险。

黄 卓:最后请问三位老师。面向未来,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最需要改革或加强之处是什么?

王 勋:需要加强之处很多,其中最需要加强的可能还是监管的效能。因为我们的监管是机构监管,但现在机构都在混业经营,混业经营之间本身就有矛盾,因而就出现监管空白、监管套利,所以近几年的金融风险不断上升。我们监管体系存在两个短板,第一是缺乏功能性监管,第二是行为监管不够。我个人建议应该把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适当分离,各自有一些独立性。所以监管效能是需要提高加强之处。

张健华:我还是那句话,真正走市场化。怎么去理解市场化?最重要的是不能自认为已经市场化。现在很多主管部门用的工具手段其实不够市场化,关键就是他们对市场化的理解不足、不准确、不到位。很多工具手段属于行政干预的范畴,却打着市场化调节的旗号,这可能导致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被扭曲。市场化不能人为随意解读,部门或个人的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过大是不行的,要有规则。关于市场怎样是有效的,哪些是真正市场化导向的,其实并不太复杂,关键是能否真正去理解,真正想按照市场规律去做,真正对自己的权力加以约束。这一点很关键。

黄益平:我非常赞同张老师所言,市场化改革一直是特别重要的,未来仍是最重要的。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除了我们自己的改革措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中国的金融抑制其实与整体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有关。举例来说,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但银行即便不考虑产权问题,从风险控制角度考虑也会对国企和民企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这说明,只有在背后做更大的改革,真正的市场化举措才能落到实处。所以真正的市场化还需要更大更系统化的机制调整。

整理:白尧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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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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