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商学院安同良教授的论文《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16期转载。该文原发于《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4期。

安同良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创新驱动的新时代内在地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奇迹”也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此外,国外未形成完整而成熟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机遇与空间。

一、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一）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思想源泉

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不会凭空创生，它存在渐进演化的过程，并从如下思想源泉中汲取科学营养，总结发展出新的理论范式。

1．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科学范式的内核。Freeman（1974,1982）在解释创新概念时,明确指出创新思想可追溯到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自然科学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开创性地凝练出创新方式、创新的扩散、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等一系列创新经济学范畴，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内核。

2．以西方创新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为科学养分。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概念是由熊彼特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正式提炼出来的。熊彼特提出了5种创新模式：（1）新产品或其新特性；（2）新生产方法;（3）新市场;（4）新供应来源；（5）新组织。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经营者只有在从事创新活动时才能成为企业家。Freeman（1974,1982）进一步尝试将创新定义为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的尝试，强调创新的全过程包括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并于1982年首次使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西方学者的创新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强调创新起源、效应以及创新组织等内容，技术推动假说与需求拉动假说在这一阶段影响较大;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开始扩展技术创新的研究范围，综合运用各种研究理论与方法，“演化理论”开始创生；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重要特点是研究的综合化趋势,标志为创新系统方法的出现。这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创新系统方法将创新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来解释影响创新的各种因素，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部门或产业的创新差异。近些年西方创新经济学迅猛发展,在融合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与新思路的基础上，不断主流化，并试图以创新为主变量弥补现有西方微观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

3．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为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分界,创新思想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中国目前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创新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鲜活的思想库。

（二）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有别于一般的西方创新经济学，它着眼于大国博弈与举国体制两个独特的视角。

1. 大国博弈视角。21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逆全球化战略，技术封锁、专利阻碍已成为常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保护其知识产权，制定《21世纪专利发展纲要》，不断增强、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试图垄断国际知识与技术市场。除此之外,美国先后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和“先进制造伙伴战略”，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战略,多个发达国家相继调整科技与产业发展战略，强势重振实体经济与高端制造业。而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还大多集中在本公司内部、本省市场或本国市场，世界首创较少。在关键科技领域还受制于人，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未摆脱技术依赖症，半导体、基础芯片等领域中发达国家掌握的复杂通用技术很难被超越。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必须着眼于大国博弈视角，以自主创新战略为主，着力原始创新,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堵，推动“中国制造”攀升到“中国创造。

2. 举国体制视角。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举国体制更是“中国经济奇迹”与中国成功技术追赶超越的基石。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正是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根本前提。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任何经济学范式或理论体系都不是价值中立的,都有其鲜明的价值观导向。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自然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为起点，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为前提，以创新企业家为理论分析的中心变量，将创新过程看作一个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动态过程。经济系统内部产生的经济变动会导致失衡,对创新系统的研究需要考虑动态以及滞后特征,即今日的知识、发明和创新以过去为基础，存在着路径依赖与正反馈,这正是复杂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同时，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将以行为创新经济学与微观创新调查为理论分析的基本手段,使用全国性质的完善详尽的微观创新调査数据，将历史导向的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嵌入到创新系统中，并以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为根本，构造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参照Hall等（2010）的研究，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方向:增长核算的宏观经济学视角;创新体系与技术转移的发展经济学视角；企业创新战略与交互作用的产业组织视角；鼓励私人创新的公共政策与创新治理的政府视角；技术范式与创新方式变革的新经济与数字经济视角。

二、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创新内涵、模式与测度

（一）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科学内核理解创新的内涵,以复杂经济学为框架阐释创新的性质，以大国博弈为视角探索创新的边界，以举国体制为基石研究创新的模式，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塑造国家发展新优势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将创新描述为有为政府引领下的动态过程,它由知识的变革，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研发新技术,运用已有技术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服务，或者改进已有产品、工艺或服务，引进推销、组织和管理技术与制度变迁所组成。简而言之，创新不仅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还包含制度创新。从宏观角度来看，创新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组织及其制度网络系统构成（洪银兴等,2017）。从微观角度来看,创新往往也可以理解为技术创新。

创新的复杂性与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系统存在非线性,路径依赖的机制普遍存在，以至于创新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演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探索的过程。为此，对于技术进步以及创新的理解不应该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上，应扩展到复杂性视域上。Arthur开创了复杂经济学研究范式，并且从演化论的视角剖析了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变革是一种技术组合的进化，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定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的组合。大部分时候每个子技术缓慢升级，在特定时刻技术组合实现跳跃性变革，即毁灭性创新。创新出现之后带来新需求,新技术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复杂。

（二）创新的战略与模式

技术后进国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与发达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轨迹:始于原始创新的发达国家轨迹;始于技术追赶的技术后进国家的轨迹。Kim（1997）提出了后发国家或地区技术赶超从“模仿”到“创新”的学习模式。Hobday（2000）发现了发展中国家创新学习的特殊机制：OEM-ODM-0BM。

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持续飞速发展，并不完全是“汗水式”增长。事实上，微观创新调查表明，中国多年来工业产出的持续高速增长大部分源自企业高频率的技术创新，正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助推着中国经济追赶超越，并成就了“中国奇迹”。而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一般强调中国制造业企业应该完成技术进步的“三级跳”，即从引进国外技术“跟跑”，到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经验“并跑”,进而在关键领域自主创新“领跑”。其中，跟跑战略与并跑战略属于追随战略，此种追随战略只具阶段适宜性，并有一定局限性。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演化和升级，最终技术追赶国家要实现从跟跑、并跑转变为局部领跑甚至于全面领跑的战略，进而实现新技术的创造,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国家，企业创新能力已经走过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积累了较强的产品与技术基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中国的技术追赶过程不是简单复制其他技术追赶国的技术学习路径,而是呈现出独特的创新战略与模式。

1.自主创新模式。

2.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3.科学技术的举国体制。

(三)创新的宏观测度

由于“创新”概念的复杂性，衡量创新绝非易事。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竞争力主要由国家创新力来衡量，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制度和其他影响创新发展、传播和应用的因素”。经过多年的学术探索，对于创新的测度分成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创新或创新能力的衡量，比如创新型经济的衡量,并且构建了各类创新指数。

1.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经济的衡量是创新宏观测度的主要途径之一。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单纯依靠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已很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创新理论提出了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重构，推动了创新型经济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英国政府1998年首次对“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了定义(CITF,1998)。Florida&Tinagli(2004)从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发，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与创新驱动型经济时代。吴晓波(2006)认为,创新型经济是指以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相较于知识经济，创新驱动型经济强调将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无形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相融合产生“新组合”。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下，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物质要素投入的产出函数，技术进步的作用是这些要素之外的“余值”。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通过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或研究与开发等途径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新的组合方式。在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中，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已成为事实。随着经济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科技体制不断完善，中国正逐渐转变固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动力已被创新取而代之，比较优势逐步转化为竞争优势。

全要素生产率(TFP)可反映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源利用效率。根据佩恩表(PWT10.0)中1956-2019年我国TFP数据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科技体制的发展,TFP进入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达到0.94%。中国总体TFP不断上升,反映了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升。

2.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区域、创新型城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创新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与运用，创新研究也不断深入，创新主体的构建与度量也逐渐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推进到城市发展层面。

Porter(1990)认为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从而将技术进步和创新意义拓展到国家宏观层面,即创新型国家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指出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制度基础。

区域创新体系背后的中心思想是，区域经济的创新性能不只是取决于公司和研究机构的个体创新性能,而且还涉及这些组织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这些组织与产生和分配知识的公共区域的相互作用方式.Cooke(1992)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来自演化经济学，它强调企业经理在面临经济问题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学习与改革而进行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企业的发展轨迹。洪银兴(2011)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发展创新型经济同样需要这种集聚效应,这就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科技创新园区的动因。

近些年，城市经济功能呈现出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新产业、由制造转向研发、由生产转向服务并迈向创新中心的趋势，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信息、技术、品牌、知识、人才等创新资源的载体和聚集地。在新经济条件下，城市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凸显，将“创新”定位为城市的核心功能或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认同。将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融合，逐步形成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3.创新指数。较权威的创新国家评价指标为全球创新指数(GII),它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于2007年共同创立的年度排名，衡量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表现，是全球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执行者等人士参考的主要基准工具。全球创新指数以两个次级指数的平均值计算，其中创新投入次级指数衡量的是体现出创新活动的国家经济要素,共分为五大类: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创新产出次级指数体现的是创新成果的实际证据，分为两大类：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GII超越了过去以研究开发经费和专利数目等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方法，尤其强调各经济体为创新提供的支持因素；同时也衡量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包括知识的创造、竞争力以及财富的创造等方面。

为客观反映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我国创新能力的发展情况，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CII）研究》课题组研究设计了评价我国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和指数编制方法，并对2005—2011年间中国创新指数及4个分指数（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创新成效指数）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创新指数的走势表明，多年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能力与效率得到不断高，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创新的微观测度

创新的微观测度侧重于揭示企业创新行为的特征。迄今为止，对企业创新测度达成共识的有两大基本指标:一是创新的起点——R&D数据；二是创新的终点——关于专利申请、授权和引用的数据。简单的统计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创新活动的某些方面，但数据的简单使用存在问题，因为单一维度无法准确测度创新这一多维过程、创新行为的“黑箱”依然被揭开。在创新经济学领域，人们试图创建并设计一些直接测度创新的新思路，以微观企业为核心的创新调査应运而生（如“欧盟创新调查”）,以此作为更为可靠的研究、决策与政策制定的依据,微观创调查现已成为主流的创新测度方法。

在微观层面对创新型企业的研究,是创新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知识创造速度的不断提升、企业活动的日渐复杂，学者们拓展了研究视野，把视线从企业家个体转向企业甚至企业群体。“创新型企业”设法重塑各种既有资源，以期利用新的市场机会，而并非仅仅被动适应现有的技术能力与市场。创新的范围不仅被扩充至企业的全部活动、时间、人员，开放式创新的思维更是将企业创新推向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充分合作上，创新的内涵变得立体而丰富。

三、中国企业创新障碍的突破

微观创新调査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创新障碍主要表现如下:技术创新能力的缺乏,即创新型人才的缺乏;很少企业会抵制技术创新，而教育和培训人才方面存在问题；投资回收期长、市场信息难以把握、成果易被复制、技术创新费用高等问题比较突出。为此,突破企业创新障碍的要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技术创新能力高度化为目标，激发企业的创新抱负。要真正实现自主创新，需要更多的像华为、大疆这样具有较强原始创新能力、具有远大创新抱负的企业。即使是华为这样的技术领先企业，其手机芯片制造技术也存在严重的技术依赖与短板。目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过高的核心技术依赖导致技术“卡脖子”问题愈发严峻，这是“十四五”时期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卡脖子”技术涉及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并且兼具技术性、公共性、社会性与安全性等多维特征。因此，发挥大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扩大技术创新战略视野，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共同寻找突破路径尤为重要。

2.在技术选择过程中,制定前瞻性的动态适应性技术学习策略。如果企业的技术发展是渐进式创新，即产业技术正在成熟或已经成熟，可以釆取技术学习的追随战略。如果产业的技术发展正处于根本性创新（或颠覆式创新）过程，则应勇敢地实施非平衡式的技术赶超战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走过了"技术选择―获取-消化吸收一改进一创造”的前四个阶段,现阶段面对传统技术进步方式的效应递减以及时代变迁、资源禀赋的约束，步入“技术创造"这一原始创新阶段已成为必然。

3.以开放的全球视野,整合世界的创新资源。华为在成长过程中，充分整合了全球的创新资源，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使华为能够快速地掌握全世界领先的核心与关键技术，并始终保持通信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我国企业在开展自主创新过程中,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以开放式创新、产学研协同将全球的资源为我所用。

4.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人才是关键。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和高技能人才尤其需要受到高度重视,让中国人的才智和创造力,转变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永续动力。

四、中国对创新的激励与创新治理

（一）创新的激励

创新成果具有公共产品特征，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国家政策调节。创新政策、科学政策与技术政策的内容与侧重点均有不同，这就需要政府在实施创新激励政策之前对经济运行有充分的调研。技术领先国家通常实施多维创新政策。在科学政策方面，当经济体有了一定的基础时，要将科学与研究发展放在特别优先的位置，应重视大学和研究实验室的建设，因为科学发现与知识创新处在科技创新路线图的上游，决定了下游技术创新的质量。在技术政策方面，政府可通过公共釆购、对战略性产业的公共支持、建立机构间的联系（政产学研合作）、设立标准、技术预测和对产业部门进行基准测试等手段,实现对产业技术进步与商业化的支持。此外，政府还应从改进获取信息的渠道，设立竞争规制以及改进区域发展的社会资本（集群和产业区）等方面提高创新的绩效。

创新是不同主体与机构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因此创新的制度性支撑与社会性支持不能只局限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必须全面部署、协同创新。目前中国创新激励政策的重点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这其中涉及两个体系，即研究型大学为重要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是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构建由政府引领的战略合作创新系统，将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创新技术的方向可以由市场指引，但推动创新的动力机制必须依靠公共政策的调节。

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本身呈现出“多重复杂性”，随着以万物互联、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数字与生物技术革命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中国践行创新驱动需要以复杂性视域刻画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路径、机制与方式。在具体的产业创新激励方面，应该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推进精准的靶向性的创新扶助政策。此外,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风险包容性与承担能力更强的金融结构体系。

（二）创新治理

我们将创新治理理解为：由政府或企业为顶层设计引领者，将各种创新主体凝聚为以创新为使命的竞争、协作共生网络的制度安排。

从宏观层面来看，创新治理应在结合时代背景特征的情况下，以解决各部门存在的冲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实行合适的制度体系,最终实现更好的政策效用。创新治理包含多层决策架构的模式，这种模式包括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的垂直架构、产学研系统的交叉架构、以及产业间合作竞争的水平架构。创新驱动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为此，应以创新治理统领中国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国家现代化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制度安排与优化的方式，与时俱进地在制度层面上与政策制定上进行创新，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多层次、多方面系统管理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区域并上升到创新型国家,共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成。从微观层面来看，创新治理聚焦于处于技术创新体系核心地位的创新型企业。创新治理涵盖企业所有创新活动的“内容”与“过程”，需要企业形成利于创新的管理结构，制定企业创新战略，培养特定的创新导向的组织文化与纪律，在公司各个层级形成改革的思维方式，以多元综合的策略和方法，帮助企业打破固定格局与边界，积极创造合作网络,抓住市场变化与机遇，激励并指导企业进行高新技术投资、新项目选择以及完成创新产品市场准确定位。创新治理为企业未来发展方向设定了一个框架,定义了企业创新的目标、战略重点以及具体实施方法，帮助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持续学习的能力,提升竞争优势，在全球化经济变革中发现并把握新机遇。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国企业应从简单追求单一创新转变为创新治理驱动,将创新内生为组织的基因,积极发展成为基业长青的创新型企业。

五、结论

“中国奇迹”、中国成功的技术追赶与超越奠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事实基础，更彰显了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独特性、先进性。与西方主流创新经济学相比，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特色”或独特性有四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秉承大国博弈的研究视角,面对技术先进国持续的技术抑制,必须着眼于大国博弈，以自主创新战略为主，着力原始创新,谋求核心技术、通用技术的突破。（2）理论基础的独特性。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科学范式的内核，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创新实践与创新思想为理论基础。（3）创新模式的独特性。中国的技术追赶过程不是简单复制其他技术追赶国的技术学习路径,而是呈现出独特的创新战略与模式，如自主创新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等。中国走出了一条后发国家的特色技术赶超之路，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已经走过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进而迈向了中国创造。（4）支撑创新基本经济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举国体制是“中国奇迹”与中国成功技术追赶超越的根本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支撑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政府对创新的引领与国家的推动作用，超越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单纯弥补市场失灵的角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摘自《经济学动态》21年第4期，原文约16000字）

作者：安同良、姜妍

内容来源：《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