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世界与中国的联系被打乱，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分工体系的脆弱性也被充分暴露。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是否要重塑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带着诸多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刘志彪教授。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21世纪》：疫情对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刘志彪：中国经济增速处于下行趋势已持续一段时间，而疫情加速了这种下行。有研究认为，疫情会冲击经济总量增速1-2个点，但如果3月能稳住，制造业的损失可以加班加点地追回来。当然，具体影响多少点，还需要通过更加详细的数据来测算。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物流、研发设计服务、品牌网络营销等行业的影响，它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不仅直接服务于企业，而且因其占服务业比重高（发达国家一般占据服务业70%以上，中国此比例大约50%），产出内容密集地含有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水平和方向，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那将不仅短期而且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由于这个产业部门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会与人的直观感受不一致。本次疫情最需要关注的是制造业。这是因为，在产业分工的条件下，由于疫情流行期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或暂时性断裂，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从下向上的波动需求会被放大，冲击国内价值链。同时，中国制造业占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

《21世纪》：本次疫情对经济层面的影响，与SARS时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志彪：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百万亿级规模，城市化率超过60%，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频率和经济社会影响等，这些与SARS期间不可同日而语。

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冲击要明显比SARS时要大，这也可以从中国的开放程度上来看。现在远非刚刚加入WTO不久时的中国经济可以比拟，既是中国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以及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停滞，全球跨国公司也会发生停摆；中国最终消费品供给不足，全球发达国家消费品价格上扬。

《21世纪》：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产业链有较大的影响力，江苏又是中国制造、开放型经济的头部省份之一，疫情之下，这会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什么影响？

刘志彪：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国内外建立的长期的供应链生态。这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以及江苏制造来说更需要高度警惕。

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体量。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出口产品中的中间品占比相当高，而这又输送到全球约200个经济体，影响广泛深远。所以，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如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供货或供货不足的现象，会导致产业链下游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如果疫情拖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地区，或者重新建设供应链。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

《21世纪》：当前有声音认为外资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投资，你怎么看？

刘志彪：为了供应链的安全自主可控，不排除疫情过后，各国可能会鼓励企业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

在我看来，想立刻就用独立的供应链建起来替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前世界产业链上能代替中国的地方并不多，中国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长期存在，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加强。从一些国际性机构的报告和我的调研看，外资并未因为本次疫情而改变对中国的投资策略。

《21世纪》：你对目前采取的应对措施怎么看？

刘志彪：从稳定经济的政府政策看，主要在宏观、产业和微观三大方面，前者集中在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后两者则强调针对个体的具体性和精准性。

现在看来，在贯彻中央意图上，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集中在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阶段性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但这些政策的传导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济上才会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不过，反过来看，疫情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如线上购物、游戏、服务外包、居家办公、远程视频会议等等，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

《21世纪》：这次疫情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对中国来说，你认为对策有哪些？

刘志彪：众所周知，一个产品从研发设计开始，到生产、运输仓储、流通、消费、回收，需要有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的生产环节原先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或者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集中在国家内部进行，这是国内价值链的循环。经济全球化，就是让这些环节和工序分散在全球各个国家分布，各个国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专注于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按照市场需求有序地协调各个环节和工序的主体，是在全球运作的跨国企业。

本次疫情，意味着跨国企业可能会弱化和降低这种协调全球产业链的动力机制，可能会重新计算这种协调成本和供应链终端的风险。也就是说，全球专业化分工是可以改变的，这将会极大地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为了坚定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需要：一是坚持沿“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链，以此对冲中国面临的逆全球化趋势。多做那些能证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利于全球发展的事情，主要是要做那些大家都得好处、都有收益的项目；二是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加强亚洲内部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与欧美价值链可能有所松动的措施；三是进一步加强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弱化的负面效应，发挥国内经济的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作用。

南京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