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6月29日，第8期香樟经济学Seminar（杭州-宁波）在宁波大学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宁波大学商学院承办，宁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周新苗教授、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雁兵副教授担任联合召集人。来自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广州大学、宁波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的50多名经济学者和硕博研究生齐聚宁波大学宾馆白鹭厅，展开学术探讨。本次Seminar在全国范围内接收到了大量高质量来稿，经过专家匿名评审投票推荐和与推荐入选论文作者沟通，最后确定6篇交流论文。

开幕式上，宁波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祥荣教授代表商学院发表了饱含期许的致辞，向本次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宁波大学商学院的发展历程、学科专业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情况。同时，他结合香樟经济学Seminar名称的由来对本次会议寄予了更高的、新的期望，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联合召集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雁兵副教授对各方推进第8期香樟经济学Seminar（杭州-宁波）在宁波大学举行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对论文报告人、参会讨论者和承办单位表示了欢迎，希望各位与会人员可以借助本次Seminar，加强学术交流、打磨研究成果。

令人惊喜的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宁波大学商学院张旭昆教授也来到会议现场，对多年来为历届香樟经济学Seminar所做出的贡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高度赞赏。

本次香樟经济学Seminar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场的交流由周新苗教授主持，报告和讨论了《垫脚石还是绊脚石：方言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 《Dialect Diversity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Evidence from China》、 《改善融资营商环境视角下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家庭创业》等三篇论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博士生董一军报告了《垫脚石还是绊脚石：方言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文章研究了我国方言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地理距离、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异质性作用。文章发现，方言距离增加显著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分割，但这一影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2000 年该影响约为 2010 年的 5.4 倍；机制分析表明，方言主要是通过其身份认同渠道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起作用。方言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理距离门槛，超过这一距离门槛，该作用将消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削弱方言对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利影响的作用取决于方言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渠道；通讯设施能够降低分割，但无法弱化方言的影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提供在达到一定水平后能够减弱方言的影响，但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则起到相反的作用。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系郭瑞恬报告了《Dialect Diversity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Evidence from China》，文章采用2006-2017年的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方言多样性对企业不当行为的影响。文章发现，方言多样性对企业不当行为具有正的影响，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潜在方言多样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仍然稳健。然后，文章基于舞弊三角框架探讨了方言多样性影响企业不当行为的三个经济机理，认为方言多样性主要是通过降低分析师预测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过程中的准确性来影响企业不当行为。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樊纲治教授报告了《改善融资营商环境视角下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家庭创业》，文章使用 2013 年和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房地产投资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文章发现，房地产投资对家庭创业活动产生负向作用，且对“两套住房及以上”家庭的创业活动挤出效应更大。特别地，信贷资源挤占是导致房地产投资产生负向作用的关键原因，而在控制了信贷资源挤占之后，房地产投资呈现出对家庭创业的正向作用。

下午场的交流由宁波大学商学院钟建军博士主持，报告和讨论了《E-business, firm size and R&D competition：Who benefits from E-business?》、 《基于Hotelling模型的环保税与技术补贴的污染治理研究》、 《跨国投资真的有利于创新吗？——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宽度和深度视角分析》等3篇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李斌报告了《E-business, firm size and R&D competition：Who benefits from E-business?》，文章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销售如何通过降低R&D的营销成本引致SMEs（中小企业）增加R&D。随后，文章采用世界银行2011-2013年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OLS，2SLS和GMM的估计结果揭示，在没有互联网销售的情景下，SMES企业的研发比例低于大企业，互联网销售对SMEs研发比例的影响大于大企业，互联网销售更倾向于借助需求侧渠道抑或扩大新产品市场来增加SMEs的研发比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周亚雄副教授报告了《基于Hotelling模型的环保税与技术补贴的污染治理研究》，文章在连续空间上构建了固定区位的 Hotelling 双寡头污染模型，并将环保税、技术补贴、最高污染排放量引入模型，模拟了不同污染治理措施的政策效果。文献发现：单位产品污染排放量越大、清洁型厂商对污染外部性越敏感则净污染排放量越大，污染型厂商对污染外部性越敏感则净污染排放量越小；征收环保税、对污染厂商实施污染治理技术补贴、对清洁厂商实施生产率提升技术补贴三项政策达到门槛值水平时能够有效降低净污染排放量，但对污染厂商实施生产率提升技术补贴却会使净污染排放量上升，与污染治理的政策初衷相悖；污染治理政策的对厂商和消费者的影响存在差异，污染治理技术补贴是帕累托改进的最优治理措施，环保税与对清洁厂商的生产率提升技术补贴是次优选择。

宁波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黄远浙博士报告了《跨国投资真的有利于创新吗？——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宽度和深度视角分析》，文章利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尝试回答对外直接投资宽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文章发现：1）对外直接投资宽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呈“倒 U型”，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呈“U 型”；2）较高的制度多元化程度负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宽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3）考虑投资东道国市场差异后发现，在“追赶型”和“倒退型”制度、不同洲际、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投资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宽度与创新的关系呈“倒 U 型”，前者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对创新的作用呈“U 型”，后两者深度的作用并不显著；4）考虑企业差异后发现，以研发和市场开拓为动机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宽度和深度的作用分别为“倒 U 型”和“U 型”，宽度和深度对以一般生产活动为动机企业的创新影响较弱。另外，国有企业外直接投资宽度和深度的作用为“U 型”和“倒 U 型”，非国有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宽度和深度的作用同样为“倒 U 型”和“U 型”。

与会人员分别围绕各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在现实、理论、方法等层面对研究存在的难点和疑点的交流发人深思、令人回味，以至现场掌声阵阵。

整整一天的交流结束后，周新苗教授对本次Seminar进行了简短而深情的总结，她对高度评价了本次Seminar的交流质量，并对参会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及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同时对下次相聚表达了真诚的期待。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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