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10-18 16:41 浏览量: 2349

该文为洪永淼教授撰写的《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洪永淼，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决策发展的物质条件。”从经济学视角看，实现上述历史性伟大转折和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就的最主要标志，是建立了并一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也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与边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实现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将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紧密结合起来，两手并用，便能有效克服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这比只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单独发挥作用，其效果要好得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因素。二、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与丰富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一些问题与矛盾仍需要进一步解决，市场主体的活力仍可以进一步释放，价值规律仍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而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动态最优边界，增强两者的协同效用，减少或避免两者的对冲。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职责与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可以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或者它们的组合等方式和手段推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调节或干预经济的最主要方式是制定并实施各种规划和政策，如发展战略规划、五年规划、产业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财政与货币政策等。为了增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效应，需要将政策制定和实施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增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时效性与协调性，减少政策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不少地区和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例如，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进行足够的前期调研，应当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应当全面考虑政策的实际影响，并应当给企业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这些政策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市场主体的稳定预期以及投资，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各地区各部门需要从实际出发，提高工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尽量少用甚至不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和运动式措施，加强政策协调性，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广大市场主体能够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同时，重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政策评估。第三方评估可以解决或部分解决长期存在的评估独立性不足的问题，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采用科学方法评估政策效应，并指出改进与完善的方向。三、大力加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沟通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发挥作用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业者等，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同市场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或响应，以及其受政策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由于各类市场主体都存在自身利益与自身目标，加上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从而导致政策失效或打折扣。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指出，理性的经济主体从依据其所有可得的信息，做出最优预测，因而一般能够正确识别出政府的政策意图，并据此改变其经济行为，从而导致政府的政策失效，这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因此，为了达到政策的预期目的与效果，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制定政策时就事先将市场主体可能的反应考虑进去，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在这方面，不少西方国家的央行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会事先了解市场预期以及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可能的反应，并且提供“前瞻性指引”等举措，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沟通，以顺利实施其货币政策，达到预期政策目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央行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特殊背景下，货币政策沟通的框架、内容与手段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美联储对诸如短期利率水平能维持多久、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何时结束、怎样退出等货币政策变化路径，实施了“开放式指引”“日历式指引”以及“状态指引”等前瞻性指引政策，向市场传递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精准信息，使市场主体能够基于前瞻性指引做出投资与消费决策，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运行，避免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顺利实现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政策目标。实践证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积极引导经济主体理性预测的做法，可有效加强央行与金融机构及公众之间的沟通，极大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们不仅在货币政策，而且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方面都可以批判性地借鉴这种沟通模式，合理引导市场预测，达到顺利实施政府政策的目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重视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沟通交流与预期管理的研究，探索在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下加强政府与市场之间沟通与协调的有效方式。政策指导与沟通对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尤为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当前，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最近一段时期，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反垄断等措施，规范数字经济平台、资本市场及文化市场等方面的有序发展，以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与经济安全，以及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出台推动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与改革措施。此外，为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出台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规定，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在国内外市场上和非公有制市场主体中引起了一定的波动。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观点，引起一些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不安，特别是担心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否会改变。民营企业家的这种不安与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感受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但不利于民营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应当最大限度减少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消除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早就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中，但是，确实迫切需要加强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信。另外，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深刻领会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以此为基础谋划企业自身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特别是，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的所有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资本的逐利行为不可能是无节制的，也不可能会允许出现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包括对政治的干预与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平台反垄断等举措，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国家数据安全与经济安全、保护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中小企业等弱小社会群体的利益，这样的举措是必然的。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各种反垄断的法律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当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以数据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时，如何在促进数据要素国际流动的同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与经济安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此外，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还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要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他要求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昌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营企业的期望与要求，也是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保证，更是中国企业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综上所述，过去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创造性地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紧密结合在一起，两手并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塑造良好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和丰富的历史过程。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与矛盾，迫切需要政策制定者、市场主体和经济学者共同努力，从理论与实践上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探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态最优边界，以破解这道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中国经济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策数据库”，这是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富矿”，中国经济学家因此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将是中国经济学者可能做出原创性重要理论创新的领域之一，我们不应该辜负时代的期望。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8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来源：经济学动态）

编辑：凌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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