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邀学坛|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21-10-22 浏览量: 3465 [简/繁]

【作者简介】

王浦劬,男,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政治学学科);

燕继荣,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梁宇,男,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三级编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基本理论问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VXK003)。课题组组长王浦劬,成员燕继荣、梁宇、汤彬、钱维胜、孙照哲、李靖。

摘 要: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课题组选取全国具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科研院所作为样本,以2014-2020年为区间,主要通过发放信息调查表等方式搜集数据,呈现我国政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研究认为,为适应新时代政治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国政治学学科要进一步健全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规范学科设置,平衡学科布局,优化师资结构,强化支撑资源,调整研究结构,提高成果质量。

关键词: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学科基础;科研水平

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新时代,我国政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为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同时也要求政治学学科肩负起述学立论、资政育人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这为在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夯实学科基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兼顾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呈现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为了进一步呈现并研判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课题组选取全国具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院所作为样本,以2014-2020年为区间,通过发放信息调查表等方式搜集数据,通过比较分析研判未来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

一、

人才培养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育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大政治学培养单位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治国理政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各培养单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任务,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努力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培养规模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2014-2020年,我国政治学人才培养规模也呈现上升趋势。

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小幅增长,学位授予比例维持较高水平。2014-2020年,样本单位各年度平均招生人数保持在47-50人,学位授予人数保持在48-51人(该数据包括往届生),呈现小幅增长趋势。各样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差异较小,绝大多数样本单位年均招生人数维持在30-50人,约25%的单位招生规模高于均值。从样本单位的情况看,2014-2020年,各单位年度学位授予比例保持在94.9%-96.7%,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人数与招生人数的比例基本稳定且保持较高水平。

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基本稳定,学位授予比例下降明显。2014-2020年,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年度平均招生人数保持在16-18人,招生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在此时间段内,各样本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从年平均12人逐渐下降到10人。随着学位授予程序日益严格,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人数与招生人数的比例下降趋势明显,目前已下降近16.7%。

(二)培养模式

一般而言,样本单位的人才培养内容大多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基本能力培养”和“毕业论文写作”三个主要方面,并在“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培养”“学分构成”“课程设置”“阅读书目”“社会实践或实习”“资格考试”“学位论文”等方面分别做出更加细致的要求。

各样本单位都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并把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重点在于课程讲授,而实习实践学分占比不高。样本单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着重关注“课程学分”“阅读书目”和“学位论文”3项指标。各单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平均约为2.3年,学分总数平均为36分,约12门课,必修学分总数平均约为22分,约7门课。各培养单位一般要求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阅读50-100本学术著作。大多数单位对硕士学位论文要求比较严格,字数要求在3万字左右。此外,诸多单位还规定:学位论文在答辩前须进行学术规范审查,重复引用字数必须低于总字数的10%,方可进入评阅、答辩程序。部分单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的探索别具特色。例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要求学生完成下乡入村社会调研任务;厦门大学等单位建议硕士研究生辅修第二外语。

博士研究生培养重点在于科研能力,学位论文评审日趋严格。与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相比,各样本单位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定了更高的培养标准和更加严格的培养程序。各样本单位普遍认为,博士研究生需要在扎实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学科前沿并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同时,博士研究生需协助导师或独立承担学术科研任务。因此,各样本单位尤其注意在“阅读书目”“资格考试”“学术交流”“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等方面对博士研究生培养提出具体要求。总体看来,各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学分总数平均约为19分,约6门课,其中必修学分均值为13分,约4门课。绝大多数单位要求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应具备发表期刊论文的能力,并阅读一定数量的专业书籍。超过一半的样本单位要求博士研究生进行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大多数样本单位把通过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作为学位论文开题的基本条件,制定、实施博士研究生淘汰分流制度。学位论文是考察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的核心要素。各样本单位对论文选题报告、进展情况中期检查、全面审查(预答辩)、评阅与答辩等做了细致严格的规定,以保障论文质量。此外,各样本单位积极创新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将“国际学术交流”作为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必要环节,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则要求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语言。

从学位论文的抽检结果来看,近年来政治学毕业生的论文质量处于合格水平。从省级、校级优秀学位论文的数量来看,近年来政治学毕业生的论文优秀率相对较低。样本单位的优秀学位论文共计153篇,优秀率平均为10%左右。

(三)培养成效

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以实务型岗位为主,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不高。总体来看,2014-2020年,各样本单位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率接近100%,其中直接就业的比例均值为80%,继续升学深造的比例均值为10%左右(境内升学比例约8%,境外升学比例约2%),还有部分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或其他就业形式。据统计,样本单位直接就业的毕业生中,入职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数最多,约占直接就业人数的60%,入职民营企业的人数占比约为13%。

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以教研型岗位为主,选择党政管理工作的人数占比同样较高。2014-2020年,各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就业签约比例均值约为77%,在境内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例均值约为2.36%%、在境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例均值约为0.26%,还有部分博士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或其他就业形式。直接签约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主要去向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约占博士研究生就业签约总人数的62%。同时,就业签约的博士研究生中约28%的人选择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

二、

学科基础

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30余个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培养体系,20余家单位获批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依托百余所政治学教学科研单位,我国政治学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较强科研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并且构建了支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软硬件体系。

(一)学科设置

根据我国学位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7个二级学科。同时,学位授予单位可遵循相关程序与要求,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与目录外的二级学科。就学科设置来看,有82.8%的样本单位设置了4个以上二级学科,各样本单位平均设置二级学科5个左右。其中,北京大学设置二级学科数量最多,为11个。

目前,全国政治学学科点已形成了目录内二级学科、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均衡发展、协调互补的格局。

从目录内二级学科的设置来看,近半数样本单位设置的数目在4个以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样本单位设置了目录内所有的二级学科。

从自设二级学科的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6月,样本单位平均设置了1.2个新兴学科方向。当前,各样本单位的自设二级学科呈现一些共同特征:设置“中国政治”“公共政策”学科的单位最多,设置“地方政府学”“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单位次之,还有单位设置“政治哲学”“社会管理”“政府经济学”等学科。同时,各样本单位自设的二级学科也显示出相应的研究专长和区位特色。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发挥域外语言与文化研究优势,设置了“中东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公共管理”等学科;云南大学发挥边疆治理、民族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专长,设置了“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等学科。

从交叉学科的设置来看,截至2020年6月,样本单位平均设置0.5个交叉学科。其中,设置最多的交叉学科是“全球治理”“区域或国别研究”,所涉单位包括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其次是“中国学”,所涉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再次是“法政治学”,所涉单位包括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其中,中国政法大学依托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设置的交叉学科最多(共4个),包括“国家监察学”“政治社会学”“法治文化”和“全球学”。

另外,约有30%的单位没有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调研显示,这些政治学培养单位大都倾向于集中资源发展目录内二级学科。

(二)师资力量

以样本单位为例,在师资规模上,各单位的专职教师数均值约为46人,其中,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师资规模较大。

从博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的数量及总人数占比的情况看,博士研究生导师约占36%,硕士研究生导师约占75%。绝大多数高校政治学学科师资队伍中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占比超过60%。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占比相对较高。

从职称看,正高级职称的师资占比约为41.4%。其中,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师资队伍中正高级职称占比最高,均超过56%。

从教育背景看,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约占总人数的85.5%,有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教师约占总人数的50.8%。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具有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教师占比最高,分别达到97.44%、90.59%和87.88%。

(三)支撑条件

2017年9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自设)等6个单位的政治学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2019年4月以来,全国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一流本科专业共22个,其中国家级12个、省级10个;国际政治一流本科专业共8个,其中国家级5个、省级3个;外交学一流本科专业2个,其中国家级1个、省级1个。

在教学研究平台建设方面,当前,样本单位平均拥有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团队2.8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基地、实验室约3.8个,省部级以上国际合作教学研究平台约2.4个,核心学术期刊约0.6种。在研究基地方面,教育部在高校建立了百余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支持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地包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等。

在学术期刊创办方面,2014-2020年,我国政治学界涌现一批影响较广的中、外文学术期刊。在中文期刊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办的«政治学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政治研究»、吉林大学主办的«东北亚论坛»、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外交学院主办的«外交评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现代国际关系»等期刊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在外文期刊方面,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杂志»(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是国际政治类SSCI期刊,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政治学评论»季刊(ChinesePoliticalScienceReview )被SSCI扩展版收录。

三、

科学研究

(一)研究热点

本文运用期刊属性、层次、影响力等指标,选择核心期刊为文本来源,按文章引用率排序、以2014-2020年为时间区间,筛选出500篇论文,采取文献计量分析法和CiteSpace软件,系统呈现我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整体状况。

1. 政治学研究(狭义)的热点与特点

2014-2020年,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即“国家治理”的热点地位十分显著。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和路径。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成为近年来政治学学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建设”“社会治理”“协商民主”“依法治国”等研究热点,都是从“国家治理”议题中延伸展开的。此外,政治学者还关注“政策信任”“绩效评估”“服务型政府”等为代表的政府与公共政策研究;“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社会治理”等治理议题;近现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等议题;“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基础理论;“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及“环境治理”“监察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等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2014-2020年,国内政治学研究仍然多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流工具。相比之下,基于问卷法、实验法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成果较少。

2.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特点

相比于政治学研究中议题的布局情况,2014-2020年国际问题研究的议题集中,且相互交叉、高度关联,独立的研究单元较少。2014-2020年,国际问题研究者主要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两大热点。前者主要研究和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等议题,后者主要分析讨论“特朗普(政府)”“俄罗斯”“东盟”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等议题。另外,“全球治理”“核恐怖主义”“核峰会”等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门领域;“建构主义”“中印关系”“中欧关系”和“地缘政治”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话题。

3.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热点与特点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比较集中。2014-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主频词。具体而言,该领域学者重点研究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如“全面从严治党”“市场经济”“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李大钊”等人物研究,也备受学者青睐。此外,政治学学者还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事件,如“共产国际”“十月革命”“红军长征”“五四精神”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等。

(二)重要科研项目

在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范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四个类别。据统计,样本单位在2014-2020年度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980项(见表1),其中“政治学”317项,“国际问题研究”251,“马列科社”303项,“党史党建”109项。2014-2020年,样本单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平均每年140项,样本单位年均承担约4.7项。

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题的词频分析结果表明,“政治学”方向在年度区间内的研究热点为“政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等;“国际问题研究”方向的研究热点为“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安全”“国际战略”等;“马列科社”方向的研究热点为“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等;“党史党建”方向的研究热点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经验”等。从统计学角度看,词频分析结果与近年来核心期刊论文主题的分析结果一致。

(三)重要科研奖励

2014-2020年,样本单位平均每年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1.79项。

从获奖项目的内容来看,各样本单位结合研究专长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复旦大学政治学学科致力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工作,注重回应国家重大理论议题和实践需求。近年来,“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等7项学术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等40项学术成果获得上海市市级奖励。

一些样本单位结合区域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厦门大学毗邻侨乡和我国台湾地区,专攻华人华侨研究和台湾地区研究;云南大学重点关注中国内陆民族区域治理、族际和谐关系构建等学科领域,致力于为民族地区有效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这些大学的政治学学科点的研究都获得多项重要奖励。

(四)社会服务

样本单位开展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是与相关主体联合进行科研攻关。调研显示,与各样本单位开展合作的组织主体主要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部门、各级国家机构及其部门、人民团体、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2014-2020年,样本单位平均获得研究资助13项。其中,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政治学学科点,获得了30项以上的研究资助。

样本单位开展社会服务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提供资政报告。各样本单位的政策建议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2014-2020年,样本单位撰写的调查报告共获得国家级领导批示85次,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256次。其中,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单位的表现较为突出。样本单位提交的调查报告获得中央和国家机关采纳412次,其中,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被采纳的次数相对较多。样本单位提交的调查报告获得地方政府机关采纳563次,其分布与学科点的综合科研实力、影响力辐射范围、校地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

(五)文化传承

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学科发展得到各培养单位的普遍重视,项目和成果逐年增长,学术活动逐渐活跃。样本单位都开展了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相关的科研项目。例如,厦门大学研究内容涉及福建华侨群体的历史记忆研究、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协同创新机制研究等;河南师范大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华夏历史文明的建设与传承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承担的相关项目,主题涉及“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贤能政治的历史发展”“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等。

样本单位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然而,当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各样本单位依托的区位优势和科研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能够服务文化传承的能力并不均衡;另一方面,各样本单位已认识到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但是研究项目和学术成果较为短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四、

比较分析

我国政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布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布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域分布上看,北京(10个博士点、9个硕士点)和上海(4个博士点、9个硕士点)形成了政治学教学、研究的两大重镇,江苏、湖北、吉林、天津、广东等地也聚集着实力雄厚的政治学教研单位。政治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态势,西北各地区几乎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西南、东南地区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也较少。

由于历史条件、区域因素、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政治学学科点之间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一)人才培养的区域比较

在学位授予要求及培养环节方面,各区域各样本单位都根据«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制订较为规范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各样本单位分别对学分总数、阅读书目、资格考试、社会实习、第二外语、国际交流和学位论文等做了明确规定。整体上看,学位授予要求及培养环节的地区差别较小,各样本单位的要求比较接近。

在招生规模和学位授予方面,二者的比值体现了学科人才培养的结构特点:就硕士研究生而言,东、中、西部地区各区域各样本单位每年招生人数均值分别是54人、61人、37人,每年学位授予人数均值(含往届生)分别是55人、55人、38人,二者相当接近,各区域样本单位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和毕业比例相对均衡;就博士研究生而言,各区域各样本单位每年的招生人数均值分别是19人、19人、15人,学位授予人数均值分别是14人、13人、7人,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的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差距较大,且西部地区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率低于东、中部地区。

在研究生科研成果方面,各区域各样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与其所依托的科研平台等存在一定相关性。东、中部地区的研究生人均参与科研项目数、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出国访学进修远高于西部地区,并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中部地区样本单位的研究生CSSCI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明显高于东、西部地区。

(二)学科基础的区域比较

东、中部的政治学学科点较早获得授权资格,学科建设资源比较充裕。西部地区的学科点发展时间较短,师资队伍、科研平台等相对短缺。就学科设置而言,我国东、中、西部设置的政治学二级学科平均数分别是5.4个、5.3个和4.5个,各区域之间差距并不大。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学学科点更能够积极发展基础学科和特色学科,取得突出成绩。

东、中、西部地区每个政治学样本单位的师资规模大体均衡(见表2)。东部地区的专职教师校均约53人,中部地区约47人,西部地区约52人。具体而言,东、中部地区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等指标基本持平;两者差异在于,东部地区教师的国际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在本单位获得最高学位的人数占比明显低于中部。相比之下,西部地区政治学教师在本单位获得最高学位的占比较高,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较低,而且师资队伍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具有国际学术经历的人数低于东、中部地区。

在支撑条件方面,各区域显著不均衡。在“国家重点学科”“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团队”“省部级科研基地”“省部级以上国际合作教学、研究平台”“核心学术刊物”等相关科研载体方面,东部地区学科点的资源优势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并且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已经建成了较为充足的科研支撑平台,而中、西部地区则受制于相关条件,仍处于追赶阶段。

(三)科研能力的区域比较

统计显示,样本单位科研水平与其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相关性。

由于学科点数量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国家和省级课题数悬殊,但各地区各样本单位两类重要课题的平均值却相对接近。东部地区学科点获批课题数较为稳定,中部地区学科点获批课题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学科点获批课题数波动较大。

在代表性科研成果方面,学术专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的数量,样本单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不过,2014-2020年,各样本单位的论文总数、CSSCI核心期刊论文总数、国外期刊论文总数的均值,则大致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

在境外交流方面,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次数、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次数和资助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人次等指标数值,样本单位表现出高度的地域差异(见表3)。东部地区的相关数据大幅度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之间则在具体指标上各有短长。

在校地合作和横向课题方面,东部地区政治学培养单位获得的科研项目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则较小。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国家级领导批示次数、省部级领导批示次数、国家机关采纳报告次数、地方机关采纳报告次数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

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样本单位所开展的13项科研项目中,东、中、西部地区各单位平均为0.5项。由此可见,各地区的情况比较均衡,都处于起步阶段。

五、

问题分析与发展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学培养单位积极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这是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着力点。

(一)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1.学科建设目标与人才发展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对于学生来说,传统的培养理念、教学理念和科研理念,不能帮助其适应社会需求。例如,在个人发展规划上,硕士研究生群体中已经出现就业创业与继续深造的鲜明分化,选择就业的人数占比相对较大。但是,政治学学科尚未分别设置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仍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方向,很少有培养单位专门设置就业导向的课程、教材和师资。又如,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我国政治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方法论研习,教师讲授较多、学生自主探索较少,尚未形成科研项目引领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模式。此外,个别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与学位授予把关不严。对于师资队伍建设而言,部分单位和学科点存在人才流失和人才发展断档等问题。大批老一辈学者退休,中青年政治学者人数规模不足,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2.学科点布局和学术资源分布不均衡

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国家、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国内政治学学科点、学位授权点的分布,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支撑科学研究、教师发展、学生培养等各类软硬件学术资源的分布也呈同样态势。学科点、学位授权点等集中于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和重点高校,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无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另外,学科点、学位授权点之间的分化程度逐步加大,一些单位的师资力量、科研项目、学术成果是其他单位的数倍。

3.二级学科设置和学科融合有待进一步规范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高校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了48个目录外二级学科,设置了19个与政治学相关的交叉学科。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适应了新时代我国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从培养方案来看,部分新设学科缺乏统一标准,求新、求多、过于粗放。部分培养单位忽视“政治学理论”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并且没有以一级学科的视角规划和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此外,学科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等学科,与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等学科之间的融合尚待进一步推进。

4.理论原创性和实践指导力有待提升

面临新时代政治发展遇到的国际国内问题,学科需要以政治实践为导向,基于党领导人民的政治实践,构建原创性的中国政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强化学科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影响力。另外,相比经济学、法学等相近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学科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的贡献度、对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力,虽不断增强、持续向好,但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比例需要进一步平衡。

5.学术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不足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对话、合作更加频繁,但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议题和研究成果数量仍旧有限。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学科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学界对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重视更加自觉,但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研究和原创性成果还不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任重道远。

(二)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

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的政治实践,继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持续产出原创性、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学术成果,逐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

当前,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1.健全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政治学学科要立足学科性质,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学生就业需求和用人单位需求等因素,树立杰出学科人才培养优先的理念,加快形成符合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要在教学过程中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课程比重,尤其要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重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研究方法课程的比重,要求学生形成国际视野、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经历等。

区分培养层次,更新教学内容和培养方案。对于深造导向的硕士研究生,要引导其自主学习、自主科研;对于就业导向的硕士研究生,要重视引导其开展实习、培养择业创业能力;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要积极倡导其在学术研究中提升能力,以学术研究带动人才培养,培养兼具教学、科研、实践能力的综合性高端人才。

在加强监管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程序的基础上,继续严格控制培养各个环节。例如,加强源头管理,教育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要重视对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等环节的规范与监管,建立培养单位及导师的责任机制,优化学位论文的抽检频次和抽检方法。

2.规范学科设置,平衡学科布局

当前,平衡好目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比重,是政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面对的问题。要及时预防学科发展一味求新、求多、求快的问题,重视顶层设计,规范二级学科设置标准和程序;培养单位要结合实际,发挥特色,注重在夯实目录内二级学科的前提下设置新的学科方向。探索把政治学学科中的新兴应用研究领域纳入学科设置的总体规划,如计算政治学和数字治理等。另外,要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尚未获批政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西北、东南等省区市有条件的高校院所探索设置政治学学位授权点,让政治学学科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3.优化师资结构,强化支撑资源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当前,各培养单位的师资队伍基本能够满足学科发展需要,然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总体上看,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师生比、研究生师生比仍明显低于国际一流高校的平均指标,即各学科点专职教师的数量尚需进一步扩大。专职教师的综合能力也要随着学生成长、学术要求和社会期待的不断变化而提升。从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学科点亟须鼓励教师开展国际交流、提升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水平;西部地区学科点要鼓励教师拓宽国际视野,尤其应该要求中青年教师提升教学科研能力,促进学科点师资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准。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支持中、西部培养单位引进学科带头人、青年师资,建设科研教学团队,筹办学术会议、学术刊物,申报科研项目、人才计划等。

4.调整研究结构,提高成果质量

一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这方面,新时代的政治学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同时要注重强基固本,加快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研究、中外政治制度研究、中外政治史研究、政治学方法研究,发挥理论创新的引擎作用,积极探索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是深化实证研究。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为此,我国政治学需要针对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积极发展实证研究,从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建设现代化的实践中提炼和验证理论,深入研究和透彻回答新时代治理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治理这样的国家等重大时代课题,围绕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方略、方针政策,不断深化学理阐释,从哲理、学理上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道理。

三是积极吸取国内外政治学研究有益经验。“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新时代政治学学科发展要密切关注全球化浪潮、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国际格局演变和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动向。

注:本文原载于《大学与学科》2021年9月第2卷第3期。因篇幅原因,注释和参考文献未摘录。

编辑:葛格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MBAChina立场。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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