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的系列活动之一，2021年6月24日下午两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大政治学评论》编辑部主办召开“政党研究：历史、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旨在以建党一百周年为契机，推出《北大政治学评论》“建党百年特别专辑”，从而发挥北京大学作为国内政治学研究重镇的引领作用，推动《北大政治学评论》迈上新的发展台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大政治学评论》编辑部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编辑部费海汀助理教授和曾渝助理教授共同主持。

会议伊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大政治学评论》主编燕继荣教授作主旨发言。燕继荣指出，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经历了从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不同于国外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军、以党建国的道路。要解读中国的现代化，就需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各种党派、各种力量、各种团体凝聚在一起，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变为国家意志，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召开本次研讨会，正是为了让各位专家学者从专业研究的不同角度，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历史经验。同时，本次研讨会的交流文章也将组成“建党百年特别专辑”，从而巩固《北大政治学评论》这一政治学研究的期刊阵地，推动评论的跨越式发展。

随后，与会专家基于不同专业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金安平以“从政党活动经费的筹措看政党的组织动员力———以省港大罢工为例”为题作了专题发言。政党在开展政党活动、完成政党目标的过程中，经费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而政党经费的筹措是政党组织动员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共早期以领导工人运动为目标。通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既打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提高了党的政治威望与工人的政治觉悟。1925年发生的省港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前后有超过20万工人参与，此次罢工考验着中共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需要大量的经费。中共从各个渠道进行筹款，包括各省党委发动募捐、海外华侨捐款、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通过国共合作获取广东国民政府的帮助等渠道。此时中共全国才400多名党员，却能组织持续16个月、超过20万人次参与的罢工活动，足见其在幼年时就具有惊人的组织动员能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关系的考察——以黄炎培为例”为题作了专题发言。黄炎培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的民主人士，也是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在解放战争时期，黄炎培与中共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中共也在此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以后，随着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以及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黄炎培及其所在的民盟继续保持中间派的余地越来越小，随后逐渐转变了原有的政治立场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田改伟以“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为题作了专题发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的领导地位与领导制度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法律规定来实现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形成的。中共的领导是全面的，涵盖了阶级的领导、对革命的领导、对政权的领导方方面面，也有包括组织制度、报告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党的本身领导体制。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中共摸索出制定总路线、给予被领导阶级利益、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区分领导与代替等主要领导方法，形成了阶级领导是根本、全面领导是关键、集权的同时强调民主、领导地位是争取来的、注重领导的理论基础、努力克服山头主义等不正之风、及时把党的领导制度化等领导特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张长东以“政党组织、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为题作了专题发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40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国奇迹”，经济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化。建国后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的改革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计划到市场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背后的推动力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组织，提供了国家能力的制度基础，使得政府具有比较强的协调能力与长远的问责能力，能够约束各级领导干部，保证制定好的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进而激励、塑造着经济行为者的反应，并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以“科层激励结构与党的作风建设：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类型与逻辑”为题作了专题发言。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开展了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学术界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的成因探索相对较少，更多的是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党员干部个人理想信念的缺乏，但对于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因素探索还相对不足。对于任何大型组织而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是必然存在的。影响官员行为的组织激励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考核指标的清晰化程度，二是激励方向。在这两个维度的作用下，会产生“不执行”、“表演式执行”、“过度执行”和积极执行四种类型的官员行为。如果上级组织制定的考核指标清晰化程度较低，激励方向是负面的，下级官员就很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行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一作了题为“以理论和实践保障人民安全：中国共产党与应急管理建设1949-2021”的专题发言。在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应急管理领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9年至2003年，以单灾种应对为目标的应急实践初期；第二时期是非典发生的2003年至2012年，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建设时期；第三时期是2012年至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的应急优化时期。在这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出了两大态势：一是不断创新的思想引导，二是不断深入的实践统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费海汀作了题为“后苏联空间政党竞争中的精英选择：以中东欧为例”的专题发言。在苏联解体后，整个后苏联空间里政党的生命周期与竞争行动受到了政治精英选择的影响。在中东欧民主化的过程中，可能有两种渠道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一是选举民主的完善，二是虽然没有建立成功的选举民主，但是几个政党之间、政党内部的政治精英之间不存在一个明显强势的一方，也可能导致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此外，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存在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体制外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四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改革并不一定需要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都占据优势：在两方力量不占明显劣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对现有体制进行挑战的现象。可见，在政党竞争的过程中，政治精英的个体选择会制约并影响着政党的行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曾渝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百年演变：政治螺旋视角的分析”的专题发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政治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分析法，分析到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政治理念会影响政府对群众利益的回应，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最后，《北大政治学评论》编辑部倪宇洁老师就“建党百年专辑”议题构想及推进计划进行了阐述。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编辑部组织此次学术研讨会，正是为了坚定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与价值取向，提升自身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努力建成具有一流水平与学科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会后编辑部会与出版社、各位与会专家保持密切联系与对接，争取推动本次特别专辑早日顺利完工。

本次研讨会在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