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略，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中国古代外交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倘以学术为竞赛，考评为羁网，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劲旅总会旁逸斜出几个不怎么传统的队员，恰如棒球中的游击手，篮球场上的摇摆人，不正统亦非典型，伯兰特·罗素在多年前曾抱怨，现代大学的专业划分虽十分必要，但结果却不完全尽如人意。尽管作为历史公案，我们对其不予置评，但事实却是，学科之间也总有一些补之不及的罅隙。唯有在这些边角旮旯之中，一直零余的自由人，才摆脱了“无用”的窘境，专心致志地做起逢瓶拾卵的喝水乌鸦。

今天，用一、两个关键词，很难恰如其分地描述这种读书路上的踟蹰。毕竟在今日的校园之中，“寻章摘句老雕虫”的文献训读和“经世济用皆备于我”的精神气质，从思维方式到学术训练，仍在持续不断地培训着两类风格迥异的学术传人。至于多年以前，这种歧路就已经在《语言学纲要》和《国际关系导论》上偶露尖角——回首千禧年，学界的一侧正在摩拳擦掌地引介来自西方的国际关系范式，考订译语，创制新课；而另一侧在上海这所城市迎来了德里达，并在一百余年的西学东传和三十年的自我批判之后，重新高扬起中国研究的自我本位与本土立场。“国际”与“本土”两种关怀视角的扬卷沉浮，成为了日后朱小略从事相关研究的基调以及矛盾。

我们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剖析这种矛盾？也许可以从“时间”概念的提纲挈领开始，譬如“时效”，这个脱胎于“时间”的基本关照，曾一度令中文系的研究者感到困惑：中文系培养本科生的尺度是“历史”，而非“时效”。以当下为起点，中文系的时间延展如博尔赫斯无穷尽的迷宫，在逆时针方向一路狂奔不回头；即便经典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亦不过这一道溯流而上的史河中的一道涟漪。然而“时效”却短促、急切而又转瞬即逝，譬如阿基米德演算几何难题时，门口罗马士兵的粗重脚步。今天，在本科阶段，第一堂专业选修课是“古文尚书选”和“文字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在喀布尔战火连天的时候，心无旁骛地逐字做完《大禹谟》的训读；同样，恨铁不成钢地推动低碳出行，关注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与气候变化协定的学生，亦难想象为何要竭力保持传统纸质图书的出版规模——毕竟它依靠的传统造纸业，可能持续地造成环境污染。在这里，基于常识的“价值鄙视链”在剧烈的冲突中荡然无存。或许，一门学科有赖一个共同目标以形成“共识”，但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共识”变得稀缺。“人类是否能为共同的未来而达成某种合作的共识？”中文系揭示而未能回答这个问题。怀抱着本科培养出的古典癖好与文献方法，还没来得及遭受职业选择毒打的他，选择了哲学系。

在哲学系的日子平静而枯燥，除了咖啡和霸王生发液成为珍贵的战略资源外，学习最大的转变绝非灵魂的升华，而是吵架工具的精致。感谢先人为了实现“我们不要再争谁说的更对，拿出笔来算一算”这个小目标而发明了逻辑学。如同“典雅的争吵就是论辩”一般，乍学到屠龙之技的他，亦曾自以为是地投身于每日必有的宿舍卧谈，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劲头来掰扯形而上学与自然法。但逻辑工具的日臻完善促使他滋生了对“政治”的困惑：逻辑以其简明与缜密并存的美感，使一段冗余的论述得以精炼，但这样“一望即知”的推理过程却无法运用于政治分析。起初，抽象而简明的逻辑推论无法消解强烈的政治情感，亦无法解构暗流涌动的政治利益。尽管政治研究的方法必须是理性的，但其直面的问题却是复杂的。在政治分析中，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利益、政治情感日益冲击着“天赋理性”，乃至于“无用”的崇高地位。

这起初只是一种可以回避的焦虑，毕竟奥古斯丁用“信仰”和“理智”的关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流量焦虑和小众问题：如果逻辑工具不完全适用于政治分析，那么专注形而上学便可以了。出于这一心态，他在完成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后，开始了博士后研究的生涯，并开始与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结缘。

俯拾即是，强取诸邻

很难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在交叉学科中巡梭偶得的疏离感，对“时间”的观感当然算作一例，但两种不同信念的抵牾常常俯仰皆是。譬如求真的史学伦理与求是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便往往处在一种僵持之中；而它对于研究者而言，不啻一种学力的负担。然而，由乐观的一面上看，这又是个奉旨煲书的好理由：多读书，少动笔一直是读书人的乐趣。踏入交叉学科的门，每天都在被各路经典混合双打；该读、必读的书便多了起来。看联盟理论、软实力或冲突理论，一旁又有《尚书》、罗马史或蒙古史以对照，趣味就大得多。

以前学分析哲学，学过许多容易忘记的大词。但把这些忘光了之后，有一些基准原则，还是记得的，譬如哲学史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不是要尽可能理解这一学说为什么是对的，而是尽可能地理解某一种学说为什么看起来竟然是正确的”。这种竭力摆脱独断论影响的尝试，有助于同时理解针锋相对的各种范式：譬如文献的整理，史料的甄选，史料集的编纂，各类历史资料的相互验证，思想史核心命题的内部赓续与外在政治环境的相互影响，非文字史料的理解与运用，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相关论断，多语言文本的翻译、讹误、流布及其发展。研究基础需要夯实，但这一类工作却不能草率地通过“外包”的方式派送给友邻学界。毕竟，除了材料与手法，“范式”的作用亦不可或缺：主权特征，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外交制度与国际体系以及相应的系统分析，区域体系，世界秩序，冲突理论，联盟理论等，都属于“理论”。这些理论亟待结合史实，以进一步地解释和说明，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

正式由于上述需求的拉动，朱小略的研究才从具体问题研究转向核心范畴的提炼，范式融合的思考，以及对学科史发展的回溯。在这一过程中，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都是可资参考的宝贵财富。而可关照的角度一旦多了起来，便很容易激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故而，从“社稷”到“天下”，从“帝国”到“国家”，从“遣使”到“外交”，对这一系列术语从概念到所指对象的探究，不再是简单的寻章摘句，也不以朝贡制度“中华帝国无邻居”一概了账，而是从史料集的编纂开始，重新考订其研究对象，基础与方法。当然，研究对象的冗杂自然地影响了研究的有效界定。一方面，它没有形成一套简明扼要的自我介绍，足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所涉及的几乎全部学科的批评，而这一点在后续每一个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都会跳出来考验他打出来的机锋。他的研究曾十分受窘于出名的保安三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亦极大受益于京沪两地开明而宽容的学风。“矛盾”“博闻”与“交叉”，作为研究的关键词，既是他对过去的一些总结，亦是对未来的一丝展望。

迄今为止，朱小略老师已尝过多家期刊闭门羹的手艺，只是凭借着头铁不怕撞南墙的心性与擅长自嘲的躺平心态，熬过了一段又一段屡接拒信的日子，不曾想，亦能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国际安全研究》“Pacific Review”“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s in Asia”等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散论，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与《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目前在复旦教授《中国外交思想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与《东亚文明史》四门课程。其中，为《中国外交思想通史》撰写的参考资料《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正在审读中，由衷期待付梓之时，可以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与课堂读者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