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上午8：50分，正在开会的我收到了彭勃老师给我的一条微信：“沉痛哀悼我们敬爱的王邦佐老师仙逝”。我当时就预感这条消息可能是真的，因为就在三天前的8月21日，桑玉成老师特地发信息告知我，说王老师情况很不好，医院方面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让我心理有所准备。当时我就在心理默默祈祷上天，希望王老师能闯过这一关。其实在8月2晚，程竹汝老师就告诉我，说王老师已住重症监护室且已插管治疗的消息云云。过了几天，也即8月5日，我仍放心不下，电话给刚去医院探望过的郭定平老师，问起先生的情况，他说情况已有所好转；且在当晚，郭老师给我发了一张先生的照片，照片上的王老师在护士的帮助下正在看桑玉成老师写给他的大字体信件。当时就觉得情况没那么严重！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敬爱的王老师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从知道这个噩耗到提笔的这大半天时间里，当我工作之余独处的时候，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风骨风范，先生的谆谆教诲，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翻开先生送给我的《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又看到他那标志性的笑容、那熟悉的笔迹，回忆的闸门不可遏抑地被打开，往事如潮般地涌入脑海，特别是看到“留念”这两个字，我才惊觉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这本书真的就是“留念”了，我打字这会儿早已不能自已，情感决堤，泪流满面……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大概是在1998年，当时他已在社联工作，在复旦和孙关宏老师合开一门政治学原理的课。来自偏远农村的我当时很木讷、胆小，加上开始普通话不大标准，不敢在像王老师这样的“大人物”面前说话。他看出我胆怯的心理，鼓励我多发言、讲话，多练笔。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发言后对我说，“讲得很好嘛”。这给了我极大的学习信心与勇气。从那年后就开启了我们师生间20多年从没间断的师生交往与情感交流，直到被疫情无情地阻隔，我最后一次见先生被永远定格在2020年10月11日。当时在复旦读书时，老师们鼓励学生勤练笔、发文章。我记得在学习十五大报告时，写过一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小文章，王老师不仅帮我修改完善，而且推荐到刊物上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过了不久，令我没想到的是，工作繁忙的王老师竟托人带来了该文被《文摘报》摘录的小“豆腐块”，他对学生的上心与关爱可见一斑。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个“豆腐块”。后来跟着王老师读了博士，他鼓励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项目的课题组，正是在参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孕育了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在博士论文要出版之际，他又从他的课题经费中挤出费用以供出版。在跟王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关注论文选题、文章结构这样的大问题，他也时常提醒我们要注意细节，要锤炼、推敲文字，绝对不能犯政治性、常识性的错误。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业外，而且还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当评上副教授后，我喜滋滋地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他。他当然很高兴，但同时又说，还要继续努力、多出成果，争取早点上教授。前几年，当他得知我上了校某一行政岗位，特意嘱咐我要“双肩挑”，千万别丢了自己的老本行，还是要抽空写论文，不仅要写学术文章，也要写在报纸上发表的宣传文章，因为它们的影响面不一样。不仅关心我的成长与发展，成家有了孩子后，他和师母方老师又关心起小孩的教育，每次离开先生家，硬是让我带走一些给小孩的食品、衣物走，并且还提醒我在小孩教育上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写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先生实际上早已是我的指路明灯，当我迷惘时，能给我廓清迷雾、指明努力方向；当我懈怠时，给我指出新的问题和努力的新目标，激励我奋力前行。尽管这两年你的话语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明朗，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向您诉说、汇报，听从您的建议。但从今往后，天人两隔，这些迷惘、烦恼我该向何人诉说？！

如果说，王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关心，体现出老师的人之常情的“私心”，但是他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对体制的认同、对事业的执著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与关爱，更说明先生是有“大爱”之人。

他经常对我们讲，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执政党的因素、体制的因素在其中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尽管其中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先生特别反感那种在情况不明、信息不充分下的无端解构与批判。先生这么做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从自己的成长、发展经历中得出来的符合更多人利益的理性的结论。王老师小时候家境贫寒，小时候放过牛，靠亲戚与老师的接济、资助才考上大学、完成学业。记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经历很丰富，可以写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那就是《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先生87年的人生岁月，真正地历经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这可能是他有那种政治态度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王老师对事业的倾力，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被学界戏称“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中山大学的夏书章老先生就盛赞该班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由此复旦政治学奠定了在全国的影响力。我听他多次讲过，这也是各种报道、访谈都绕不过去的主题。在今天看来，讲习班这种形式在全国各大高校、各大学科可谓遍地开花，司空见惯，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这种形式可谓石破天惊，并且操作远比想像中困难。这还不仅仅是经费问题，更多的是体现了先生决策的果敢与担当、做事的投入与精细上。说老实话，这个故事我早已知道，但对具体的细节与运作并无概念。直到2020年9月参加了我校举办的“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暨全过程民主理论研讨会”，先生的亲密战友孙关宏先生深情回顾了举办过程中的种种难题，说真的是“拼命”，我对此事才有了新的认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当时王老师还是年轻的小讲师，敢于在这么大的场合主动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二是，请授课老师很困难，耗时费力。因为在当时上海的通讯、交通条件下，不可能有电话，更谈不上现在的短信、微信，同授课老师联络基本上都是靠腿跑，也就是要同老师当面联系与确认，为此真的是把鞋子给磨破了。年过八旬的孙老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情感不能自已，当场落泪，在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学人无不为之动容。

至于王老师对后辈的提携、帮助，在政治学界、学界早已传为佳话。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打破常规、不计个人得失，在关涉年轻人发展的职称晋升上，甘当人梯，并且说出了“高徒出名师比名师出高徒来得更贴切些”这样的金句。正是在王老师等老一辈政治学人的努力下，复旦政治学形成了提携、关心年轻人的传统与氛围。我多次听王老师说过，年轻人超过上一代人，这是好事，否则事业如何发展？先生不仅对自己的学生，而且对复旦的学生，对学生的学生，对其他高校的政治学人，都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以致于很多学生、学人在走上工作岗位、在来到上海后、在退休之后，都不忘到先生家里、到医院来看望，有的是不止一次两次；我也经常收到不少同仁的邀约，说什么时候再一起去看王老师。在先生生病住院这几年的时间里，除了疫情这段时间外，可以这么说，去看望先生的人可谓是一波又一波。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生的人格魅力，退休那么多年，“人走茶凉”在先生那里是从来没有的。

先生的这种大爱，不仅体现在对国家体制的认同、对事业的执著与对他人的关爱与帮助，也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感恩、宽容与大度。先生小时候家里的清苦，靠亲戚、老师的资助才完成学业。在工作后，先生从没忘记给予他帮助的老师、亲戚，不仅年年登门看望，而且还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先生也是出了名的孝子，对生他养他的母亲，工作后每月雷打不动寄钱养家，直至母亲去世。对亲情，先生有着深深的眷恋。2013年有幸陪先生一起回他武汉老家，祭奠了父母亲，见了自己的妹妹，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却了他的心愿；王老师妹妹也知道离乡游子的口味，特意给他做了藕炖排骨汤，让我感觉到了他们浓浓的亲情。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从未对我讲起其他人的不是，更多的是讲怎样团结他人、与人为善，有的甚至是以德报怨。对待朋友，先生执信“君子之交淡如水”，并以孙关宏老师为例，说尽管他们很少见面，在过年过节从未有任何金钱与物质上的往来，却总能在重大事情上心心相印、情同手足。

纸短情长，同先生20多年的交往、受先生恩泽，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对学生而言，留下了满满的充满感激的回忆。先生的家国情怀、道德文章、宽厚旷达等值得我们学生永远珍藏与继承！您在生前不愿麻烦别人，还以这样的遗嘱：1.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式）；2.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3.谢绝到家探访；4.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5.遗体、器官捐献，来告诉您的亲人、学生与朋友及所有关心您的人，这是要将“不麻烦别人进行到底”啊！学生只能以这种形式祭奠您！天堂没有病痛，王老师永远在我们心中，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2021年8月24日初稿

再改于2021年8月25日

罗峰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