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获悉王邦佐老师病重，之后到医院看到他老人家有所好转，心里稍感宽慰。孰料今天一早接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我顿时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抑制不住的泪水不时夺眶而出。三十多年以来师从王老师并从他那里受教受恩的一点一滴、一幕一景不断萦回脑际。

王老师是我在复旦的本硕博任课老师和硕士生导师，也是我的湖北同乡；还是我爱人许征的博士生导师，师母方老师也是我爱人的青浦同乡。在我们早年住凉城新村的时候，两家是前后门相对的邻居。对我来说，王老师当然是授业老师，但不是一般的老师。在我的心目中，王老师更是父辈亲人，亲如一家。我们一家人都长期得到王老师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关怀。王老师和师母一直教导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能放松学习。我和我爱人都是工作之后在职攻读博士课程，当时面临教学、科研和学生工作的多重压力和巨大考验，还要函授兼课增加收入，时有灰心甚至放弃的念头。但是每次见面他们都仔细询问学习进展情况。正是在他们的鼓励、鞭策和反复督促下，我们坚持学习，不断努力，我和我爱人最终都完成学业，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不仅如此，我在获得复旦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怀揣着王老师的推荐信到日本留学，并获得了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我学习和工作的每一个阶段，王邦佐老师都给了我大量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我的政治学知识启蒙教育就是来自王老师讲授的政治学原理，他在第三教学楼的教室里用他那略带湖北腔的上海普通话给我们讲解权力、阶级、政党、民族与国家，声如洪钟，不时讲点故事，带点幽默。在我本科毕业开始继续攻读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王老师留言祝贺，并寄语“文明健康团结奋发、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复旦校风学风是成才的钥匙”。在我们的“政治学理论”专题研讨硕士课程上，王老师总是能够给我们分享最新的学术信息，让我们开阔眼界、拓展视野。他非常注重耐心地听完每个同学的发言，并进行简要点评，还强调说这样可以向各位同学学习。在1989年6月我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王老师把我叫到楼道一角，特别关照我在论文汇报和答辩过程中要坚持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注重学术内容，突出学术价值。

我的学术成长离不开王老师的栽培，我的学术道路也得益于王老师的指引。在我刚留校工作的时候，王老师告诉我，他要去日本东京参加“东亚连带性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我收集相关资料，为他准备发言稿提供一些素材。这是一个中日韩合作的学术项目，准备在三国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分别研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格局以及东亚格局的现状与前景。我当时正准备给学生开设东亚政治专题讨论课，对王老师的课题很感兴趣，于是答应协助王老师做东亚格局变迁研究。我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开始阅读，有了初步想法就去向王老师汇报和请教。在此过程中，我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东亚政治历史知识，而且对东亚问题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发展方向，为以后的东亚问题研究和中日韩学术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加令我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是，尽管我只是提供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资料支持，王老师在他的论文中均明确表示“得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郭定平博士的诸多帮助”，并把发表论文的稿费悉数付给了我。这些稿费对我们当时连彩电都买不起的年轻教师来说当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王老师对我们青年教师学术成长上的肯定和日常生活上的体贴。

王老师引领我的另一个学术方向是当代中国政治。1994年遵循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教卫党委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指示，市里组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王邦佐老师担任主编，邀请了上海市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著名专家陈锡喜、钟家栋、顾钰民、徐永祥等参加，经过王老师的推荐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协助他进行工作。我们的任务是结合刚刚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的内容，系统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合作编写一本教材，供各个高校使用。我的分工是研究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并撰写一章。经过一年左右的反复讨论与分工合作，我们编写的《邓小平理论教程》于1995年7月出版，随后在各个高校广泛使用，并在199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著作二等奖。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经过我们课题组的仔细斟酌，王老师最后决定书名就用《邓小平理论教程》。这与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相比要早2年多。为了慎重起见，书的封面上在“邓小平理论教程”下方的作者位置写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在后记中，王老师写了我们“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之后，特地加上“（简称“邓小平理论教程编写组”）”的说明。这里既反映了王老师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深刻稳健，又表现了他学术上的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是我的记忆中王老师教我讲政治的精彩篇章。

作为一个年轻教师，我能够参加这样的市级重大课题是一件万分荣幸的事情，跟王老师和其他众多专家学习，确实受益匪浅。王老师在我们编写的著作后记中除了写明我分工撰写第六章之外，还特别写明我“帮助审读、修改了部分稿件”“选编了部分原著”，一篇短短的后记中共有三次写上我的名字。著作获奖之后，王老师把获奖证书复印给我，还特地写了证明并注明“郭定平同志为本书主要撰稿人之一”。王老师不仅在政治大局上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而且在日常待人接物上细致周到，尤其是在对待我们学生的学术发展上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甚至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充分肯定、百般褒奖。王老师的鼓励和引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我原来是上“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基本上属于“言必称希腊”之类，对中国政治并没有特别的研究。经过这次的学习讨论和研究思考，王老师给我培养了新的学术兴趣，指引了新的学术方向，我开始注重中国政治研究，随后参加了“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之一的《政党与政府》的撰写，后来为了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又完成了《论邓小平民主理论中的辩证思维》的学术论文，此文在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邓小平理论》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并于2006年9月在上海市第六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现在我更是专心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立志以王老师为楷模把政治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回想三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我确实充满了对王老师的无限思念和感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我而言，王老师就是一个诲人不倦和慈爱无疆的师长。我们学生只要有一点点的进步和贡献，他都不吝辞藻地予以鼓励和夸赞；只要有一点点困难和问题，他都倾其所有帮助克服和解决。至圣先师孔子说，“政者，正也”。王老师作为一代政治学人的杰出代表，正是践行政治学者守正创新、立德树人的典范，既为我们后辈学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知识、智慧和德性宝藏，也为我们矢志不渝，竭尽全能，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传承和创新增添了无限的动力。王老师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无论在哪个具体岗位上都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大是大非从不含糊，无论对待什么人都谦逊平和，包容大气，以礼待人，以理服人，始终坚持治学要严、情怀要深、人格要正，并身体力行。有此典范的指引和感召，我们一定能够薪火相传，像王老师那样为国为民、做人做事，向王老师学习待人接物、治学资政，把我们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以告慰王老师的在天之灵。

郭定平

2021年8月24日夜于复旦大学文科楼